来源：星火 智库 文丨何焰 2021-06-28
此前的中国时刻遭受着来自美国的核威胁，掉落在日本广岛、长崎的核武器随时有可能掉落在中国人的头顶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虽已建立，但“再挨打”的忧虑并未消散。
而从1964年到1970年，中国连续成功发射“两弹一星”，继美、苏、英、法之后成为全球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才真正确立国际地位，迈入军事科技大国行列。
“只有枪杆子没有炮杆子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论断得到了验证。
但是，两弹一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功的呢？
思之令人心酸。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一共颁给了23人，但理当有更多人共享这一份荣誉。不止有被美国软禁5年、45岁辗转回来建设祖国的科学家钱学森；不止有只身入险、手捧核弹头，受到强辐射而早逝的邓稼先；不止有飞机失事，躯体烧焦、与身旁警卫员紧抱在一起，分开两人尸体后发现中间保护着机要文件的郭永怀。
还有一些奖章之外的人值得被记住。上到元帅聂荣臻，下到离家“不告父母兄弟”的无名小兵。
有在政治声浪中坚持信念的领导人、科学家，也有饿着肚子干国家事业的工人，还有大漠中成片的坟冢。
如果有人把“两弹一星”的故事当作过于浪漫的英雄史诗，不如趁早先打消这个念头。艰苦岁月中没有大人物，只有埋头干、奔波苦。
在建党百年之际，重看“两弹一星”，是一抬头和一低头——抬头重看星空宇宙，低头泪洒满地焦土。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南风窗”（ID：SouthReviews），原文首发于2021年6月28日，原标题为《这次，中国要放一个“大炮仗”》
但1949年前后，一批又一批的科学家们看到希望、拥回大陆，希望以毕生所学来帮助建设新中国。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后来诸多回忆录都有谈到，建国前后，萦绕在一些科学家心中的词都是：回去、回去。
钱学森。
他在美国并不是小人物，师承航空理论泰斗冯·卡门，36岁时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建校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又受军方青睐，担任美国国防部科学咨询团成员、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的职务。
他在美国20年如漂萍，功成名就，却没有置办一处房产，也没有买一份保险。
1949年，钱学森筹备回国。
“我宁可把钱学森枪毙了，也不让他离开美国。无论在哪里，他都值5个师！”
当时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一句狠辣的话，为这位科学家带来了归国的重重险阻。
钱学森先被美国认定为间谍，遭到逮捕，被囚禁在一座小岛上，后又迎来了漫漫无期的居家软禁。
5年，整整被软禁了5年，直到钱学森秘密向国内寄信，周恩来才在1955年通过外交手段帮助他回到祖国。
郭永怀。
他是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也曾是冯·卡门的学生，钱学森的学弟。
郭永怀的性格显然更烈一些，他在校园里公开烧掉了自己的几千册藏书、大量的研究笔记和授课讲义。
一个文质彬彬、东方面孔的教授，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本一本将书撕开、丢进火堆。
郭永怀知道，这些重要书籍和资料不管是带走还是送人，都可能被美国当局认定是“间谍行为”，成为自己归国的阻碍。不如干脆一烧明志，破釜沉舟。知识都在他的脑子里。
多么自恃天才、又归国心切的举动。
而这一位轻视材料、相信自己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多年之后的飞机失事时，断然决定以肉身来护住“两弹一星”的机要材料的呢？材料安好，身体焦黑——这已是后话了。
当时还有张文裕和王承书夫妇。
这一对物理学博士和郭永怀正相反，他们往北京、香港寄了近两千磅重的书籍和材料。就像打游击一样，夫妻俩每逢夜深人静时便整理书籍、资料，每6磅打包成一个的小包裹，抓住每一个邮寄机会，逃过移民局的审查。夫妇俩寄了整整一年多，才将三百多个包裹寄回国内。
书寄回来了，他们就放弃在美国的一切，把美国的两辆小轿车、家电、家具全部送人，立刻回国。
还有科学家赵忠尧，他从美国采购20箱器材想办法带回国内，后来为中国安装出了第一台静电加速器。
以及建国之前赶回的钱三强夫妇。
这些归人的名字如果一时记不住也没关系，只要你可以想象到——他们曾经吃了多少苦头，放弃了什么样优渥的条件和个人科研成就的诱惑，才回到了百废待兴的祖国，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为了什么而读书。
一边是1956年成立的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做院长。一边是原子能研究所，由钱三强任所长，牵头科学家们一起做。
项目虽上马，但一开始就犯了难——白手起家，谁来做第一批骨干？
当时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展开，各行各业都在加紧建设，科技专家都是单位里的宝贝，是稀缺人才，一些科学家经常被笑称是“老母鸡”，要承担孵化更多人才的任务，没有哪个单位舍得放人。怎么去跟各单位要人才？
聂荣臻元帅是受命领导全国科技工作和研制“两弹”任务的人，他得帮着调集，把人聚拢起来。
周恩来支招，让聂荣臻组织国务院33位部委领导开会，直接开口要。
可当时一场会开下来，聂荣臻并不好受，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整个会场唯独只有“哈军工”院长陈赓鼎力支持，答应给6个人，且很快到位了。其他单位答应给的人迟迟不来，有的两个月过去了还没动静。
最后是聂荣臻列了名单找到了周恩来，请他亲笔批准，走行政手段才把人硬调来的。
就这样，数十位专家、中级科技人员，156位大学毕业生，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导弹、火箭事业的班底。
另一边的原子能研究所，情况也不乐观。
钱三强比钱学森回国较早，“要人”之路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更有目的性，也更加漫长。
钱三强心里有一张名单——因为他早就调查了全国自然科学专家的情况，也了解尚在国外的所有专家名单——写信求才、请国外专家转交、一一拜访，他都做到了。全职的、兼职的、全时兼职一段时间的，他都接受。
最有名的当然是钱三强去找邓稼先的故事。1958年秋天，钱三强找到34岁的邓稼先：“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
这位“娃娃博士”一下就知道，大炮仗就是原子弹，他问：“我能行吗？”
钱三强把一切都说得清清楚楚，任务、意义、保密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诉妻儿”，从此以后不能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出国、不能随便和人交往、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在什么地方……
那一天，邓稼先回家很沉默，有一点反常，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许鹿希也没有睡着。
她后来回忆：“他突然说自己要调动工作，我问他调到哪儿去，他说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也不能说。我说你给我一个信箱的号码，我跟你通信，他说这不行。反正当时弄得我很难过。”
“我那时30岁，他34岁，孩子还小，我又不知道他干什么去。可是他态度很坚决，说如果做好这件事，他这一生就活得很有价值。听他这么说我当时就感觉他已经下决心了，后来他突然又说了一句，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他说这句话时哭了。我说你要干吗去，做什么事情要下这个决心。”
次日，邓稼先带上妻子、4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一起去照相馆拍下了一张全家福。此后，邓稼先的名字就从外界新闻、学术刊物上消失了。
邓稼先加入之后，钱三强又找来了朱光亚、程开甲、郭永怀，然后是王淦昌、彭桓武等人，中国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阵容，这才基本确定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