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印度疫情大爆发的惨剧震惊了世界：医院和火葬场排满了人群。但到处缺医少药，甚至连氧气都缺。火葬场竟然连木柴都告罄。大量的病人死在医院门口，死在出租车上、救护车上。救护车的职能已经从救治病人变为转送尸体。许多病人还没有断气，就为了早占个位置而送到火葬场，说是人间地狱也不为过。

这一次被震惊的西方对印度也毫不客气，除了指出病毒变异的因素外，直指这是总理莫迪一手制造的人祸。在莫迪的决策下，大量的疫苗用于援助，以和中国竞争“疫苗外交”。为了胜选，大规模地举行各种选举集会，而且多数不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为了迎合民众，对宗教节日放行，不计其数的人在没有任何防范的情况下密集地聚在一起。所以说，西式民主会害死人绝不是理论，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印度当局讨好民众，放任人群聚集，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当然西方把责任归到莫迪一个人，归结到民粹主义是不公平的，是故意歪曲焦点。莫迪和特朗普一样，都是制度的产物，都是在制度下实施自己的理念。

（观察者网讯）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IRNA）消息，伊朗德黑兰检察官29日表示，伊朗已经向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36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官员发布逮捕令，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帮助实施逮捕。

报道称，伊朗方面已确定，这36名官员曾参与暗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他们将面临“谋杀和恐怖主义指控”。

伊通社报道截图

当地时间29日，伊朗召开最高司法委员会会议，德黑兰检察官阿里·阿尔卡西梅尔（Ali Alqasimehr）在会上宣布伊朗对于苏莱曼尼之死所采取的行动：

已经确认了36名参与暗杀苏莱曼尼的人，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官员；

伊朗司法部已经发布逮捕令，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帮助实施逮捕。这些人将面临“谋杀和恐怖主义指控”。（观察者网注：“红色通缉令”是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最高级别通缉令。）

1942年4月28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向美国国民发表讲话时指出：“这些俄国军队已经摧毁并正在摧毁我们敌人的武装力量——部队、飞机、坦克和枪炮——比《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国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温斯顿·丘吉尔在1944年9月27日给约瑟夫·斯大林的电文中写道：“正是俄国军队撕开了德国军事机器的内脏……”

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

这样的评价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因为这些话是当时毋庸置疑的伟大真理。近2700万苏联公民在前线、在德国监狱中丧生，他们被饿死、炸死、他们死在纳粹集中营的贫民区和火炉里。苏联每七个公民中就有一个死于二战，英国和美国则分别失去了1/127和1/320的人口。遗憾的是，这个苏联最惨烈的损失数字并不详尽。我们应该继续进行艰辛的工作，还原所有牺牲者的姓名和命运——红军士兵、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战俘和被抓去集中营的人，以及被行刑队杀害的平民。这是我们的责任。在这方面，搜寻队成员、军事爱国协会和志愿者协会、还有保存档案文件的“民族记忆”电子数据库等项目发挥了特殊作用。当然，要完成这样一项共同的人道主义任务，还需要密切的国际合作。

在与苏联全权代表迈斯基的非正式交流中，英国外交官和高级政客则把话说得更明白。1939年10月17日，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秘书R.A.巴特勒向他透露，英国政界认为，不可能存在将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归还波兰的问题。据他说，如果能够建立一个规模不大的民族意义上的波兰国家，并且受到来自苏德和英法的保证，英国政府就感到非常满意。1939年10月27日，张伯伦的高级顾问威尔逊（H.Wilson）说，波兰必须在其民族基础上恢复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不包括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谈话过程中，双方也探讨了改善英苏关系的可能性。这些接触在很大程度上为今后的结盟和反希特勒联盟奠定了基础。丘吉尔在其他富有责任感和远见的政治家中脱颖而出，尽管他对苏联的厌恶是世人皆知的，但他一直赞成与苏联合作。早在1939年5月，他就在下议院说：“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反对侵略的大联盟，我们将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最愚蠢的做法就是驱离同苏联的任何自然的合作。”

这就是西方绥靖政策的实质，不仅对第三帝国，而且对所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其他参与者——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也实行了这种政策。在远东，这一政策最终在1939年夏天带来了英日协议，使日本在中国获得了自由。欧洲主要大国不愿承认德国及其盟友对整个世界构成的致命危险。他们希望自己能够置身于战争的事外。

慕尼黑的背叛向苏联表明，西方国家在处理安全问题时，不会考虑到苏联的利益。事实上，如果需要的话，他们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反苏阵线。

尽管如此，苏联还是竭尽全力，利用一切机会建立反希特勒联盟。尽管——我再说一遍——西方国家还在两面下注。例如，情报部门向苏联领导层报告了1939年夏天英国和德国之间秘密接触的详细情况。重要的是，这些接触相当活跃，实际上与法国、英国和苏联之间的三方谈判相同步，而西方伙伴却故意拖延谈判时间。在这方面，我将引用英国档案中的一份文件。它载有对1939年8月来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指示。它直接指出，代表团要非常缓慢地进行谈判，英国政府不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承担任何受到详细规定的义务，进而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我还要指出，与英法代表团不同的是，苏联代表团的团长是红军的最高指挥官，他们拥有必要的授权，可以“签署关于组织英、法、苏三国军事防御，抵御欧洲侵略的军事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