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定思痛 | 迟到的祭奠——写在第3个国家公祭日

我知道，在10时01分的时候，南京所有车辆、船舶都将同时鸣笛致哀。那沉闷的呜鸣里，我似乎能听到79年前，30多万被屠杀被奸淫被凌辱的同胞发自地狱的哭泣。

不想再为这段历史流泪。如果哭泣还有意义，我们可以一直哭下去，哭倒日本靖国神社，哭灭日本死灰复燃的军国主义。但是，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

　　1、国之殇

“亡国奴”这个词很久没人提及了。

中国人总是太善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被屠杀前对日军是抱有种种幻想的：想象日军会善待普通百姓，饭菜管饱衣服管足；会成立东亚共荣，从此亲密无间缝隙尽消……他们甚至会抱怨中国军队的抵抗才激发了日军的兽性。

中国人也总是太善于遗忘。他们忘了1894年11月21日，日军没有遭遇太多抵抗就占领旅顺后的罪行：对城内进行了4天3夜的抢劫、屠杀和强奸，死难者约2万人，只有埋尸的36人幸免于难，这也就是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据英国人艾伦的《龙旗翻卷之下》记载：“日本兵追逐逃难的百姓，用枪杆和刺刀对付所有的人；对跌倒的人更是凶狠地乱刺。在街上行走，脚下到处可踩着死尸。”“天黑了，屠杀还在继续进行着。枪声、呼喊声、尖叫声和呻吟声，到处回荡。街道上呈现出一幅可怕的景象：地上浸透了血水，遍地躺卧着肢体残缺的尸体；有些小胡同，简直被死尸堵住了。死者大都是城里人。”“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的胸膛，将不满两岁的幼儿串起来，故意地举向高空，让人观看”。

　南京大屠杀，看上去就是旅顺大屠杀的翻版，只不过规模大了近二十倍。它只是日军侵华各种暴行的开始，而绝非结束。

每次站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面前，脑中都会响起《国歌》，想起“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革命先驱的热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今天的和平幸福。人向好向善的天性，常常会让我们忘记曾经的苦痛。只是，那金陵地下无数“万人坑”里的累累白骨，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70多年前，在日军的铁蹄下，我们差点就成了亡国奴。

亡国奴，就意味着你所在的不再是自己的国，所住的也不是自己的家，所吃的更不是自己的饭，你的生死常常取决于你主子的心情，你得每天看着那些冲进来的强盗卑躬屈膝强颜欢笑，甚至奉上自己的妻女供他们淫乐……亡国奴是没有尊严可言的。当日本人在旅顺用“卧地之肥猪”来形容待死的民众时，没有日军会想景仰中国的四大发明；当日本人在南京用百姓的身体擦拭军刀上的鲜血时，没有人会怀念我们的唐诗宋词。

“中国人和狗不得入内”，这样的招牌在那个年代遍地都是。亡国奴只配享受狗的待遇，这是“弱肉强食”的残酷丛林法则所决定的。

面对那30多万亡灵，我甚至不觉得只应该讨伐日军的无人性–在战争中，人常常会性情大变，即使平日儒雅之士也可能变得禽兽不如，何况性格上一向暴戾的日本人–我更愿意把它归根于这个民族的孱弱：一百多年来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几千个外国入侵者、一两万外国入侵者就可以直入京城杀人放火，我们就得割地赔款。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人一直把中国人的爱好和平看作是软弱可欺，于是近代史上，中国就成为一个人人得而欺之的对象。所以，即使不是南京大屠杀，也可能是天津大屠杀、北京大屠杀、上海大屠杀……我也必然会愤怒于当时的蒋介石会在12日晚发出军队撤退的指令，要知道，在12月12日以前，将士士气十分旺盛，以顽强的意志抵抗日军优势武器的多次进攻。虽有较大死伤，但不至于溃败。而当12日晚守城部队接到撤退的命令之后，一夜之间，“兵败如山倒”。官兵们接到命令后，大部分只顾撤退了，失去了与日军拼杀到底的决心，有的甚至成建制地丢掉武器，向人数远比自己少的日军投降。几乎所有军队均向下关江边撤退，但是由于缺少渡江的船只，再加上日本海军已于当晚抵达南京长江沿线，最后导致渡江突围不成，绝大多数部队官兵在求生本能的支配下相互践踏，死伤无数，最后除少数渡江外，绝大多数被日军残杀。

　军队若惜命，百姓必遭殃，这是历史的教训。

在那堆堆白骨间，我看到的，除了胸腔一直奔流的愤怒，我看到了当年那个几乎被斩尽杀绝的弱小民族，也看到了那个不可能从百姓财产安全出发去运筹战局，而只想着保存自己军事实力去“攘内”的自私政党。

我无法不悲哀。

当日军一路奸淫杀掳冲入南京城，城内一片混乱，到处是销毁武器脱换军装的军人，到处是惊恐万分不知所措的女人，到处是呼天抢地妻离子散的难民。

哪儿才会安全？哪儿才有安全？哪儿才能安全？

因为缺乏，所以凸显。整个南京城，都在传递着一个词“安全区”，每个人的内心也都在期待“安全区”，脚下也在奔向“安全区”。

于是，一个由十几个外国传教士、医生组成的“安全区”成立，只占南京城区八分之一的南京安全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却容纳了20余万难民。

只是，安全区就一定安全吗？

从当时主管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专门收容妇孺难民13000余人）的美国魏特琳教授的日记来看，尽管她每天在学院里像保护神一样巡逻，尽管她为了救护成千上万的受难妇孺而身心俱创，但她仍然无法完全阻挡日军各种名义或明或暗的侵入。

总是不断有妇女被日军抢走，一晚上被轮奸20多次甚至40多次。

总是不断有壮丁被日军抓走，因为“怀疑是脱下军装的军人”。

连魏特琳教授也不例外地被日军打耳光等各种污辱。

中国的万里长城，那么雄壮那么坚固，也挡不住外敌铁蹄的踏入，何况只是十几个外国人设立的“安全区”？

又想起《国歌》中的另一句：把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真正的安全，一定不是秦汉时的万里长城，而是如毛泽东1935年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气慨、决心和能力，才能成为民族之伟力，成就国防之坚固，铸成保护大中国国泰民安的钢铁长城。

南京的悲剧，并不完全在于国民党军队不抵抗。事实上，蒋介石在部署南京保卫战部队时，将作战实力最强和装备最为先进的部队都留在南京，如教导总队、74师、88师、87师、36师等，后来又从湖北调来徐元泉的第二军团参战。他们的勇猛精神，可圈可点。日军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在日记中说：教导总队“这支部队是蒋介石最骁勇的嫡系部队，因此，也是顽强战斗到底的最英勇的部队……和北支那的敌军不同，不愧是蒋介石嫡系军队，进行了数次反击，虽然是敌人，真值得佩服。”只是，再勇猛的将士，若统率的决心动摇，他们也必定如一群乌合之众。如果没有12日晚蒋介石要求部队撤退之手渝，如果国民党军队像前十天一样，以“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誓与南京共存亡，也许中国至少南京的历史就会被重写。

不由想起另一场同是国民党军队打的保卫战：石碑保卫战。在宜昌石碑，国民党以一个军一个师兵力抵抗日军两个师团，一个旅团10万兵力，并以中方伤亡一万余人日军伤亡25718人的战绩获胜，要知道，在这一场战斗中，曾经有过三个小时没有枪声的白刃战，15000名中国士兵静静地躺在中国最美的江山中。他们曾英勇地战斗，此时却安静、腼腆，犹如他们短暂生命中的大多数时间那样。中国军队的阵地没有丢失，败退的是日本人；他们赢的不是装备武器和实力，而是血战到底的勇气。这种勇气，在红军，在杨靖宇、赵一曼等共产党人的身上，似乎都能得到更完善的诠释。

南京保卫战中若有石碑保卫战之决心和勇毅，有强大的内心的力量，我不能肯定一定会胜，但至少，不会有数万的军人和百姓，被当作日军杀人取乐的对象。

当外敌入侵时，是没有真正的安全区的。唯有一个民族同仇敌忾的团结，血战到底的气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底气，才可能为国家和人民打造真正的“安全区”！

南非开普敦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说：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认同。

我也说：一个对自己光辉历史或所受不公待遇念念不忘的民族，是一个正走向衰落不再自信的民族。同样，一个习惯于遗忘自己耻辱历史把它当成笑谈闲谈的民族，是一个缺乏血性无法信任的民族。

南非大主教并未真的了解中国，了解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向往和平最不愿意挑起仇恨的。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宽恕程度，是他所想象不到的。不然，哪会在旅顺大屠杀后，还让日本人在东北那么逍遥快活地生活着，甚至较之在日本本土更幸福？

我担心的不是中国人民不宽恕，而是担心日本已经在全面淡化和美化当年侵华的暴行，我更担心会有越来越多的国民，把日军在中国大地的暴行给淡忘了。

我们能看到，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日本二战时期甲级战犯松井石根的秘书田中正明就开始撰写《南京大屠杀大疑问》，意图为侵华日军翻案，东中野修道撰写《南京大屠杀的彻底验证》，妄图以点盖面地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我们也能看到，每年的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多名右翼政客参拜供奉有日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军国主义魅影又开始闪现在日本政府的言行之中，无论是日本刚发射成功的新型火箭，还是“出云”号准航母；无论是教科书中扭曲的历史，还是“慰安妇必要论”的诡辩；无论是副首相麻生的纳粹言论，还是安倍的“日本回来了”，无不像一支支利剑刺痛世界的和平神经。

对于亚洲而言，对于世界而言，一个不知反省而又具备强大攻击力的日本意味着什么？

而我们的国民，我们热爱和平也擅长宽恕的国民呢？当我们有的经济发达的地方已经开始把《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课文从小学课本中转到辅导读物里去的时候，当一些大学历史教授呼吁以真相之名告诉学生日本当年侵华只是为了“建设繁华大东亚”的时候，当近几年不少国人在景区穿着日本军服，举着日本军刀拍照留念，有的影视景点居然推出了“鬼子抢花姑娘”的体验游戏的时候，当记者问“你知道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是哪一天吗？”大部分大学生表示不知道，有同学提出“你可以百度一下”，有同学表示“中学历史太久远，已经忘记了。”的时候，亲爱的同胞们，我看到的是日军当年仍在滴血的屠刀，看到的是无数国人毫无尊严却喜笑颜开地当着亡国奴的身影。

我们最最担心的，不是没有形式上的纪念，而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民族精神之不存，像百年前的清朝。

想起金一南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位边防团长应邀去中国对面的哈巴罗夫斯克市访问，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俄罗斯远东最大城市的异国风情，而是在该市无名烈士墓旁，看见幼儿园老师领着一群孩子的老师给孩子们讲故事，老师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团。金一南感慨说：3岁到5岁的孩子，懂得多少事情？竟然会在烈士墓前流泪。关键是老师流泪了，他们看见以后也跟着流泪。进而又想：一个民族，从幼儿园的孩子开始就知道在烈士墓前流泪，其未来之精神素养该是何等强大。苏联解体了，俄罗斯国家至今没有完全走出低谷，但他们那些珍贵的东西并没有完全丢失，仍然在构成他们的精神支柱，仍然在构成他们的精神内核。

幼儿园的孩子在无名烈士墓前流泪，新婚的夫妇联袂向无名烈士墓献花，这样的民族怎么可能堕落，怎么可能被黑暗吞没，怎么可能被其他民族征服？我们应该设立国家公祭日，不是在今年，而是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天。

我们应该重视公祭日，不只是为了祭奠数万死于法西斯的亡灵，更是为了告诉所有的人民：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在公祭日车船鸣笛前，所有人会齐唱《国歌》。愿所有人能在这歌声中听到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听到80多年前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更愿这歌声能真正走到所有人的心中，化作关注国防支持军队的不竭热情，化作振兴中华强国强军的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