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确、身份政治是当下美国和西方最为敏感的话题，也是导致当下西方社会撕裂的重要因素之一。2016年、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的激烈交锋就是例证。民主党是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领导者，共和党则是反对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领导者。民主党拜登政府的部长级名单中有多人是同性恋，拜登上任伊始就签署法令恢复了被特朗普政府废除的“男女同厕案”，心理上自认为是女性的男人可以进入女厕所。特朗普反对大麻自由，拜登政府则谋求大麻合法化。大麻自由、反对歧视瘾君子也是政治正确的主张。
为何这种造成国家撕裂的主张能成为民主党的施政纲领？主张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人群经常被称为左派、白左、进步派，站在推动历史进步的角度，这些主张算不算进步？该理论未来会如何演变？
一、理清国人关于西方政治正确、身份政治概念的认识误区
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作为政治词汇，于上世纪80年代在美国学术界逐步成型。在今天的西方，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两个词汇大多数时候是通用的。政治正确，是指态度公正，避免使用冒犯及歧视弱势群体的用词，避免施行歧视弱势群体的政治措施，如不能冒犯他人的民族、宗教、性别、性取向身份等。这与中国的政治正确的概念有着根本不同的内涵。
那么，政治正确是如何进入主流舆论的呢？上世纪60年代，政治正确这个词在美国的流行范围主要局限于美共内部。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展开了批判，此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很深的混乱。在美共内部，一部分人嘲讽另外一部分人，你们跟斯大林路线太紧了，只顾政治正确，而罔顾人道主义。此时的政治正确有点自嘲的意味[ 林垚：《“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2018年8月9日，
https：//cul.sohu.com/20180809/n545892770.shtml，2021年7月1日。]。当时的美国统治阶层都以“自由世界”为其旗帜，更不会接受“政治正确”这样的固定轨道。在他们眼中“政治正确”意味着极权。
1960年代民权运动期间，少数族裔和少数人群的权利开始得到重视。不过此时，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理论并未发展成型。要等到参与运动的青年大量进入高校和学术界，并在1980年代成为学术骨干，该理论才逐步成型。一批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左翼知识分子都投入了该理论体系的创建（后文详述）。而保守主义者则将这些人的主张称为政治正确，在他们眼中政治正确是贬义词。
上世纪80到90年代，民主党将该理论纳入政治纲领，进而在新世纪推动一系列法案实施。此后，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风靡美国和西方。
二、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具体现象和内涵
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主要是从社会身份来划分人群，这与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地位划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论截然不同。政治正确、身份政治认为，在美国受压迫最深的群体依次为黑人、妇女、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穆斯林、性少数群体（英文缩写LGBT，是对同性恋、变性人、跨性别恋者的统称）和残疾人。因此构建了一整套反歧视、要求平等和自由的理论。不过该平等、自由观和国人理解的有很大不同。
比如在性别问题上，2016年奥巴马政府推出“同厕案”，允许跨性别者按照自述，进入相应性别的厕所、更衣室，无需医生证明。在英国，一位刚犯罪的强奸犯，自称是女性，被关进女子监狱，在监狱中又强奸数名妇女[ 《连环强奸犯要求变性并转到女子监狱 监狱就这么把狼送进了羊窝》，2017年9月9日，
http://news.ifeng.com/c/7faOcMSdmnE，2021年7月1日
《英国变性男被关女监和多名女囚发生性关系遭转移》，2017年2月7日，
http://world.haiwainet.cn/n/2017/0207/c232591-30708946.html，2021年7月1日]。2019年法国国会通过教育改革修正案：未来文件、教材上不再有“爸爸、妈妈”的称谓，而由“家长1、家长2”代替。社交网站“脸书”为人们提供的性别选项竟然有58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同性恋、变性人、跨性别恋爱都已经进入小学教材，并对他们的各种性交姿势进行图示介绍。一些孩子还“受启发”服用药物改变性别，有些学校还不允许家长干预。
为推动政治正确，美国实行了一系列“肯定性行动”，在就业、升学、升职、培训中为少数人群保留一定名额。虽然有这样的优待，黑人等少数群体的整体经济地位并没有得到提高。
今天的西方，不能批评妇女、黑人、穆斯林、性少数群体、残疾人等，即使善意的批评也是政治不正确。中国有句老话，“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而对于主张身份政治的人，这很可能是侵犯“我”的人权。
这种平等观、反歧视观也适用于瘾君子。“大麻自由”在很多地方成为政治正确。 美国许多州已经大麻合法化，俄勒冈和华盛顿州更是将海洛因、可卡因合法化。
同理，老师不能说学生学习差，私下谈论成绩都不可以。因此根本无法客观评价学生的学习。这样的平等观、反歧视观，隐含的是没有是非标准、道德标准、真理标准。
如何理解上述现象？与美国长期的种族歧视对比，身份政治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今天该理论的发展和实践显然已经走上极化道路，不仅没有改变黑人等少数群体的整体政治经济地位，没有实现不同人群之间的和解、平等，反而进一步激化了族群分裂、男女性别战争。为何会这样呢？
三、历史和当下：1960年代民权运动与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深刻差异
一些学者指出政治正确、身份政治萌芽于民权运动，却少有人指出，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主张与民权运动的理念有深刻差异。
民权运动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下诞生的，同时期既有黑人运动、女权运动，也有反战运动、垮掉的一代运动，以及席卷欧洲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对比民权运动和今日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从宏观上勾勒，主要有三大差异：
（1）领导者不同
民权运动的领导者基本来自美国群众。政治正确的领导者则是民主党，反对方的领导者是共和党，领导权都在统治阶级手中。
不管是主张和平抗争的马丁·路德·金，还是金被暗杀后被逼走上暴力抗争的黑豹党，抑或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其领导者、组织者基本都来自群众。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属于资产阶级左派，在强大的国内外压力下，采纳了民权运动的一些建议。不过他们并不是民权运动的领导者。因为领导权不在统治阶级手中，其领导者屡屡被刺杀或坐牢。
（2）理论来源不同
民权运动的理论来源是多元的，既有资产阶级的左派自由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还有泛非主义等；而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的主导思想是自由主义，且与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左派自由主义罗斯福新政改良派有深刻不同。
主张和平抗争的马丁·路德·金等人的理论处于罗斯福新政以来资产阶级左派自由主义框架内。为了挽救1929年弥漫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罗斯福出台了一些与此前政府相悖的政策，增加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限制大公司和大银行的自由，支持工人罢工。因为这些措施，当时的一些媒体批评罗斯福是社会主义者，二战后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者（二者都是右翼自由主义）则批判罗斯福粗暴干涉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民权运动也有社会主义的理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红色中国、古巴革命、苏联等都对民权运动产生影响。泛非运动的创始人杜波伊斯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黑人知识分子，晚年倾向社会主义，曾受到毛泽东接见。激进黑人组织黑豹党的领导人也非常推崇毛泽东。
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经常被称作左派、白左，但是该理论并没有社会主义的成分。
政治正确、身份政治经常被称之为文化多元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左派、文化马克思主义。不过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认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他们认为西方国家的发展已经超出了马克思论述的范畴 ，工人阶级已经变为中产阶级 ，阶级斗争理论已经不合时宜。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葛兰西、马尔库塞、法兰克福学派等。葛兰西认为新的无产阶级应由罪犯、妇女和激进少数派组成。马尔库塞也有类似言论，在回答谁能领导革命时，他回答：一个由黑人、学生、女权主义妇女和同性恋者组成的联盟。他们希望“借助身份政治，通过扶植边缘群体的族群意识和次国家认同，瓦解美国种族帝国主义的体制。[ 张军：《“政治正确”与美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江海学刊》2014年第5期；孔元：《身份政治、文明冲突与美国的分裂》，《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2期。]”
表面上看，他们的理论和实践的确导致了美国内部的混乱，但是他们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反而导致了群众的撕裂和内斗。文化马克思主义虽然挂着马克思主义的头，其实质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3）斗争对象不同
民权运动中虽然也有群众斗群众的现象，但是其斗争对象大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要么彻底革命改造资本主义主流社会，要么在资本主义主流社会创造更公平的机会。
而身份政治的主要斗争对象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更多的表现为人民的碎片化，群众斗群众，因此扰乱了阶级阵线。身份政治“强调必须尊重某个群体的差异性，而非要求某个群体融入主流群体或者得到主流群体的承认”。正因如此，不能批评女权主义、少数族群、性少数群体甚至瘾君子，即使善意的批评也不行。
四、共和党和民主党政策叠加，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
不仅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身份政治，就连一些自由主义者也对其表达了强烈不满。
马克·里拉指出：“身份政治无异于自由主义的自杀。身份自由主义的第一大问题是，从团结的政治走向分裂的政治。身份政治把公民权利撕裂得粉碎，公民权利裂变为女性的权利、男性的权利、基督徒的权利、穆斯林的权利……于是，女性认为男性的权利跟自己无关，基督徒认为穆斯林的权利跟自己无关。”[ 参见马华灵：《身份自由主义的困境》，《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2期。]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资产阶级革命之初的自由主义也有深刻的进步思想和传统。法国大革命就是例子。伏尔泰、卢梭、雨果等一批思想家、革命者都信奉“自由、平等、博爱”。如果沿着这种传统走下去，为了保障大众的自由和平等，必然会对大资本的自由进行限制。
不过后来奉行古典自由主义的英美政府，显然不是这种传统的继承者。此一时期，英美政府信奉的是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尽量不干预市场，不干预大公司和大资本的自由。因此导致美国政治上极为腐败，经济上弱肉强食，贫富分化严重。到了1929年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矛盾极为激化，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运动兴起，古典自由主义的政策再也实行不下去了。
随后，改良派罗斯福新政登场。罗斯福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他正是以保卫所有人的自由的名义，出台与古典自由主义相悖的政策，扩大政府权利，限制大公司和大银行的自由。出台累进税政策，如对5万美元以上纯收入和4万美元以上遗产征收31%的税率，500万美元以上的遗产征收75%的税率。同时支持一些工人罢工运动，建设国有公司，在西方世界中第一个与与苏联建交。因为这些措施，当时的许多媒体批评罗斯福是社会主义者。最高法院宣布其一些政策违宪。二战后的新保守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更是视罗斯福新政为眼中钉。他们绝不能允许改良派的罗斯福新政再次出现在美国。
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其中许多派别的思想来源也是这种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此一时期同样掀起了规模庞大的社会运动，对统治阶级构成了极大威胁。
但自上世纪80年代起，这种具有进步意义的自由主义就逐步被消解了。以共和党人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与罗斯福新政相悖的政策。里根的名言是“政府不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者，政府本身恰是问题所在。”里根政府缩小政府权利，扩大大资本和大公司的自由，将国有企业和公共基础设施私有化，镇压工人罢工。同时开启了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
与此同时，民主党并没有提出与里根纲领相抗衡的政治经济纲领，上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大幅推行新自由主义，推进北美自由贸易，1997年更是用新自由主义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大肆收割东南亚国家财富。今天，在医保改革等问题上，民主党与共和党有一定分歧，但是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
在支持新自由主义的同时，民主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身份政治，政治正确、身份政治成为其纲领的主要内容之一。
身份政治于1980年代酝酿于学术界，1990年代从学术界扩展到全社会，新世纪席卷美国和欧洲民间。此时，恰好是苏联解体前后。苏联解体，美国一超独大，建立世界帝国成为其美梦。美帝国需要认真考虑，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对待全球不同民族、宗教、文化的人群和国家？
在经济领域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在政治领域除了传统的自由民主、三权分立、宪政等理论，则出现了新的理论，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在客观上配合了美帝国的全球化。跨国公司也需要全世界的人才，需要面对不同族群，身份政治契合了这一点[ 林哲元：《齐泽克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同时身份政治也防止了不同族群的人才的觉悟和联合，防止了国际性的大罢工。
更重要的是，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严重撕裂了美国民众。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叠加，客观上就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上，把罗斯福新政以来资产阶级左派自由主义的传统消解了。
诸如马克·里拉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美国民众放弃“身份自由主义”，回归他所认为的“现代美国自由主义的根本”，回归罗斯福新政的自由主义[ [美]马克·里拉：《身份自由主义的终结 》，邵依琳译，马华灵校，《知识分子论丛》第1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殊不知，马克·里拉认为的“自由主义的根本”不利于统治阶级，自由主义的变种才有利于统治阶级。像马克·里拉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在美国已经是绝对少数。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针对里拉著作的书评中指出的，“里拉的论战不会在政治光谱的任何一方找到多少支持者”[ 马涛编译：《美国学界关于身份政治的反思与对话》，《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2期。]
身份政治于上世纪80年代酝酿于学术界， 90年代扩展到全社会，新世纪席卷美国和欧洲民间。
五、走向反面：从可控混乱、可控撕裂到严重政治危机
身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配合，是对美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消解。站在这样的角度，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身份政治所引发的混乱和撕裂，以及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争斗不休。
在美国统治精英看来，为了消解革命派和改良派，这种混乱和撕裂是值得的，这是帝国统治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混乱和撕裂不会对统治阶级构成根本威胁。当然，混乱和撕裂必须在可控范围内。
但是事物都是辩证的，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另外事物的发展常常会走向其初衷的反面。美帝国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其全球化的政策竟然会受到挫折。当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发展顺利时，美国国内矛盾没有那么激烈，此时推行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其所造成的混乱和撕裂还处于可控范围。但是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受挫，美国国内产业的空心化，以及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极化发展，美国国内低端产业区的白人群体愈发成为被遗忘和逆向歧视的对象，国内矛盾迅速激化。
特朗普回应了这种需求，一方面调整全球化政策，试图让一部分产业回归国内，同时反对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特朗普不同于传统的美国政客，其施政具有强烈的个人风格和刺激性。虽然我们很多人觉得特朗普不靠谱，但是他还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民意，在2020年大选中获得7400万选票，是历届共和党候选人所获选票之最。同时拜登获得8100万选票，为历届民主党候选人之最。选民空前的投票热情，恰恰体现美国国内矛盾的激化。
由于矛盾的激化，甚而于2021年1月6日爆发占领国会山事件。该事件标志着美国已经进入严重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政治正确、身份政治从一个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政策工具，转而成为不利因素。
六、两个问题
面对美国社会的严重撕裂，很多人疑问：第一，目前的危机有没有失控的风险？第二，如何弥合裂缝？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将如何演变？
笔者认为，对于军事实力独霸、没有外部安全威胁的帝国来说，内部要达到失控的边缘，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更深刻的经济危机，进而导致全面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2008年的金融危机叠加2020年至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初显美国社会全面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的苗头；二是无法通过战争或其他方式对外转嫁矛盾，或者转嫁矛盾失败，比如越南战争的失败加剧了当时美国的国内危机；三是需要群众超越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鼓吹的理论，掌握革命性的理论，并建立组织，这需要类似十月革命和苏联那样的强大外部影响，这在短期内是不太现实的；四是军队内部出现突发问题。
在这些条件不能满足的背景下，无政府主义的游行示威就成为司空见惯。黑人的频繁暴乱就是例子。不过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组织，广度和烈度也没有达到1929年大萧条前后工人运动和1960年代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的规模。所以总体而言虽然社会撕裂严重，但是还没有达到失控危险。
当然，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如何解决，弥合裂缝呢？对全球化的调整、再工业化等经济政策应是重中之重。福山等人提出应降低身份政治等问题的热度，不再以身份政治划分政治阵营。福山的意见能不能实践下去？
虽然拜登上台演讲中多次提到“团结”，“我们必须结束这场内战，这场红色与蓝色、农村与城市、保守与自由的战争”，但从其做法来看，如恢复“男女同厕案”，身份政治的降温还没有达成共识。
政治正确、身份政治本是为了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和罗斯福新政改良派而生。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与全球化调整之间的矛盾、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之间的矛盾，远比不上里根政府开启的新自由主义保守派与罗斯福新政改良派之间的内部矛盾，更比不上资本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
可以判断，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引发的混乱和撕裂问题还将长期延续下去。毫无疑问，这会严重损害美国的国力，但这也是维系帝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危机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无法再维持目前局面，必须进行改良或者革命时，考虑到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巨大消解，美国国内的政治流派和斗争模式可能会出现一些迥异于20世纪前半期的新特点，这应成为未来美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