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企业之间再有纠纷，也只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纠纷，真正让马来西亚新政府担忧的，是西方社会炒作的所谓“债务陷阱”。
马哈蒂尔对北京的最大诉求，是希望借助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马来西亚纾困。出访前，对于如何跟北京就大型基建项目进行谈判，吉隆坡并没有十足把握。不过，当他获知中国领导人谅解马来西亚的处境后，马哈蒂尔随即宣布中止东海岸铁路和SSER油气管工程项目。
93岁高龄的马哈蒂尔于8月17日开始了他5月再次当选马来西亚总理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他多次强调马来西亚对华友好的政策不会变，并积极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两国达成的共同宣言来看，双方除了在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方面继续加强合作外，在军事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首次放在一个更为突出的位置。无疑，这是双方增进战略互信的积极信号。
8月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不过，如果仅仅基于马哈蒂尔访华的表现就认为他是亲中派，将是对这位富有传奇色彩政治强人最大的误解。当选后，他两度访日，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表达对中国在南海军事化行动的担忧，并达成推进“印太地区的和平、自由和法治”这一目标。此外，为了摆脱中国所谓的“债务陷阱”，马哈蒂尔请求安倍提供低息贷款，只是日方未置可否。这清晰表明了马国新政府对华仍存疑惧。
许多观察者表示，马哈蒂尔试图在中日之间玩平衡外交。但对他来说，在中日之间取得平衡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由于国内经济是马来西亚新政府的执政重点，马哈蒂尔希望借助中国和日本的力量为本国经济纾困。
马哈蒂尔的平衡外交
7月下旬，马哈蒂尔身边的官员曾向笔者透露，马哈蒂尔希望尽早访华，但两国领导人的时间总是冲突。这并非虚言，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马来西亚新政府需要先确认日本开出的条件。因此，大选后他两度访日，并在访华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回避中国媒体的采访。
马哈蒂尔在上世纪执政期间（1981-2003）曾提出“向东学习”，主要学习日韩两国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进行大规模直接投资，向这些国家转移中低端制造业，促进了东南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制造业的发展。马哈蒂尔执政恰时期恰逢日本“雁行模式”之巅峰，因此对于日本带来的技术和资本输入印象深刻。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国内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苗头，因而无论是马哈蒂尔还是继任政府，对这种以日本主导的国际产业垂直分工的模式所带来的后遗症缺少深刻反思和切身体会。这次重新上台，马哈蒂尔燃起对日本在资本和技术方面支援马来西亚的想法也就不奇怪了。对他来说，日本这个工业化民主国家是优先的合作对象。只是这段时期，安倍晋三忙于与美欧的贸易谈判和自民党总裁选举，对马政策并非优先课题。在日本收获未达预期的马哈蒂尔，转而向中国示好。
访问期间，中马双方签订了五个合作协议，涉及农业、金融和贸易领域，包括向中国出口冷冻榴莲。8月19日，马哈蒂尔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主办的活动发表演讲时称，希望更多中国企业家到马来西亚投资。他说，马来西亚希望获得更多的中国投资及更多技术转让。他也表示，马来西亚在马中贸易方面存在逆差，他希望中国到马投资能帮助缩减双方的贸易逆差。
有分析人士表示，此访的重点将是重建北京方面与马哈蒂尔之间的“政治信任”。吉隆坡与北京之间的政治互信并不存在重建的问题，更非马哈蒂尔访华的主要目的。北京早在选举前就与马哈蒂尔及其它希望联盟领袖有过数次非正式接触，了解他们的诉求和思路。他们都清楚，对华关系的稳定发展符合马来西亚的长远利益。
8月20日，马哈蒂尔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同意要走自由贸易的道路，但自由贸易无疑也应当是公平贸易。”他还表示：“我们应该永远记住，各国发展水平不尽相同。我们不想看到出现新式殖民主义，因为穷国无力与富国竞争。因此，我们需要公平贸易。”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此言表达了亚洲国家对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政治影响力日益增强感到不安。
马国政府担忧“债务陷阱”
诚如马哈蒂尔所言，他访华的目的是改变纳吉布政府与中国原先签订的“不公平”合作协议，尤其是东海岸铁路项目。
马国新政府指责以东海岸铁路为代表的大型中资基建项目价格虚高，怀疑其中大量费用被纳吉及其党派私吞。马国新政府高调指控纳吉政府腐败和无能，不仅是为了顺应民意的要求，也是为实现竞选时承诺的施政目标赢得时间。如今新政府表现出铁腕反腐、整顿吏治、削弱相权的清新形象，无非出于巩固希望联盟执政地位的需要。要知道，马哈蒂尔在上世纪执政时期，曾被舆论猛烈抨击其腐败和专制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纳吉布时期遗留下来的大型基建项目自然成为新政府审查的重点。马哈蒂尔访华前一个月，马国政府对华裔商人刘特佐帮助纳吉布洗钱的批评或指控持续成为国内舆论的热点。其中争论的焦点在于，前政府是否与中国企业存在利益输送问题？
自纳吉布被正式提起公诉，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昭然若揭。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审判结果，也不在于事实为何，而在于新政府在与中国政府乃至中资企业谈判时，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马哈蒂尔日前接受内地财新网专访时，巧妙回避了关于“贪腐行为……会不会被马来西亚新政府更频繁地用作要求与外方重启谈判的理由”的问题，可见马国政府有利用腐败作文章的想法。
按照中国《合同法》，一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同将被判无效。马来西亚的法律中也有类似规定。这意味着，如果中资企业确有行贿行为，马国新政府并不需要支付违约金。
但企业之间再有纠纷，也只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纠纷，真正让马来西亚新政府担忧的，是西方社会炒作的所谓“债务陷阱”。
必须承认，马来西亚国家债务的确高昂。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17年马来西亚政府外债占GDP的比重高达65.31%。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李江制图
其中，短期债务占外汇储备的比重超过91%。
数据来源：Ec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李江制图
在当前美元汇率上升、美债利率走高的周期里，马来西亚的债务成本更加沉重。
数据来源：Ecnomist Intelligence Unit/李江制图
即便如此，三大评级机构当前对马来西亚的主权信用评级皆为“投资级”，且展望“稳定”，意味着债务风险可控。因此，马来西亚新政府不断强调债务问题的严重性，除了出于将责任推卸给前政府的目的外，也隐含向外界释放出担忧受困于中国投资的信号。
自西方媒体大规模炒作中国“债务外交”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项目提高了警惕。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马哈蒂尔曾在上世纪亲眼见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许多发展中国家推入“债务陷阱”的深渊，自然更为警觉。因此，他不会像前领导人纳吉布一样愿意接受对中国负有庞大债务，但这并非针对中国，对其他国家同样如此。
虽然马哈蒂尔对中国存在疑惧心理，但马来西亚更需要中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因此他将发展对华关系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他在与李克强会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直言：“我相信，中国将同情地看待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部分内部财政问题。”这似乎在暗示，马来西亚希望中国给予更多的支持。
马哈蒂尔想从中国要什么？
马哈蒂尔及其政府执政的重点是国内经济。此次访华，马国代表团也希望借助中国解决马来西亚严重的国内经济问题。对新政府而言，包括三大重要议题：推动经济增长同时降低通货膨胀；遏制产业空心化，提升国家工业实力；提高国民收入，平衡区域、族群和阶层之间的经济能力。
为了刺激经济，纳吉布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大规模引进外资。尽管当时马来西亚名义经济增速保持在4%以上，但制造业不断萎靡，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国民经济存在严重隐患。而在马哈蒂尔的上一任期，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优先议题。
尽管马哈蒂尔执政后期，马来西亚也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苗头，但他的两位继任者并没有及时纠正这一趋势，反而放任制造业的衰落，大力发展服务业和农业，导致马来西亚迅速迈入“中等收入陷阱”。原本在东南亚市场处于优势地位的电子制造业也出现衰落现象，高新技术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在2016年降至42.9%，达到历史新低。
对于曾经缔造经济辉煌的马哈蒂尔来说，他所领导的政府必须遏制国家产业空心化，增强工业实力。上台后，他逐渐恢复和加大对国内优质产业的保护，有意重拾以日本为典型代表的发展型国家所采取的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型相结合的赶超战略。虽然这一战略受到包括执政的希望联盟内部势力的批评和阻挠，但在马哈蒂尔看来，无论从提高本国工业竞争力还是保障家族利益出发，保护国内优质产业势在必行。
此次在杭州，他访问了中国民营汽车制造商吉利和电商集团阿里巴巴。
8月18日上午，马哈蒂尔来到杭州的阿里巴巴总部，迎接他的是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
早在今年6月，马哈蒂尔在与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见面时就强调，希望吉利带来更有竞争力的零部件供应商，通过合资形式帮助马本土零部件供应商发展。去年，吉利收购了陷入困境的马来西亚车企宝腾49%的股份。马哈蒂尔在1980年代建立了宝腾，将其作为打造马来西亚制造业基地的一块基石。
对于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马哈蒂尔的诉求是促进本国货物流通和出口，降低国内交易成本。访问间隙，马哈蒂尔不停跟马云感慨：“中国游客来马来西亚，都习惯用支付宝，而不是带现金。”此前，阿里提出的eWTP（世界贸易电子平台）的第一个海外试点就是与马来西亚数字经济发展局共建的数字自由贸易区，该项目预计为马来西亚当地创造6万就业。
由此可以看出，吉隆坡对北京的最大诉求是希望借助于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为马来西亚纾困。但对于那些大型项目，如何跟北京进行谈判，吉隆坡并没有十足把握。
这是因为吉隆坡手上的牌并不多。新政府的内部困境，让其难以制定出清晰的对华政策。尽管其中也有联盟内部斗争的原因，但从任命官员履历可以看出，希望联盟存在明显的人手不足问题。虽然土著团结党、人民公正党和民主行动党的党魁均为成熟的政治家，但从马国政府在胜选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公布内阁成员可以看出，各成员政党和合作政党拥有执政能力和经验的人员相当匮乏。
诸多迹象表明，马国当前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对外政策框架。无论是对华还是其他重要国家如新加坡、美国等，新政府均显现出前后矛盾或模糊不定的态度。目前马来西亚外长在希望联盟内部处于弱势，主要外交工作仍由马哈蒂尔本人主导。新政府似乎在沿袭其传统做法——更多依靠马哈蒂尔之前的外交思路，再根据现实利益诉求调整具体政策。
从中马两国共同宣言中“双方对马哈蒂尔总理访华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可以看出，马哈蒂尔此次访华满载而归。但未来马来西亚能否对华友好，仍然取决于现实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