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武装斗争继续走向低潮
第一节 边区面对马印“围剿“
第二节 内部出现分化淘汰
第三节 西部武装力量的坚持与结束
第十七章
武装斗争继续走向低潮
第一节 边区面对马印“围剿”
1981年的大生产正在紧张的进行着，“1.12”点生产地的五块园地已基本上收成好，其中一块已种下谷子。在8月23日，敌直升机从园地上空飞过，过后觉察到河口一带飞机在频繁的飞着。25日下午约四点，河尾方向传来了二响枪声。26日上午七点多就不断有枪声从河尾传来，敌人从河尾一路打着枪而下，约中午到达园地。27日中午直升机降落生产地。这是敌人第一次进攻“1.12”点。当敌人从“1.12”点撤退后，就驻扎在“1.12”点河口约一个月。
10月初，敌兵又来第二次进犯“1.12”点。他们故伎重演，一路打着枪来，看来印尼641连地方军是对同志们采取赶跑的政策。正在生产地工作的同志们有时间进行了撤退。敌兵在园地驻扎了一个月就撤走。
1982年2月9日，第三次来进攻“1.12”点的是印尼642连地方军。当时驻点只剩下蔡安明（华联队长）、小李、志x夫妇及其子女共6个人。志x和小李从园地背菜的归途中与敌兵遭遇，志明被捕。幸亏小李机警地安全回点，同志们便转移到后备点附近住下。
志x被捕后经受不了考验，叛变了。2月15日，志x带敌兵包围了同志们转移的后备点，并用扩音机呼吁同志们投降。华联与小李成功突出敌人的包围圈。
2月17日中午，华联他们俩正沿着河尾撤时，与敌人遭遇发生驳火，华联背部中弹受伤。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他们去一个粮仓拿粮，却发现粮仓因叛徒的出卖而遭破坏。他们只得靠钓鱼过活。
3月22日夜，华联在过河时，因体弱被急流冲走而不幸牺牲。小李（李碧云）则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单独战斗100多天才于7月11日和同志们联络上。到此时，2.1后备生产点就完全放弃。
在“2.19”点大队这一向，81年9月跟“1.12”点的联络失约，又发现敌机频繁往返，估计发生事故。总部就召集同志们商议对策，通过反“围剿”战斗号召，并提出“避敌锋芒，隐蔽力量，抽出精干，打击敌人”的策略。
10月中旬，指挥部根据新情况提出新的对策，散发《告印尼士兵书》传单，意在争取印尼兵的同情，尽量不要扩大打击面。但没有取得成绩。
与此同时，也积极组织人力，抢做木薯干和树枳油，抢运战略物资和分散转移粮点、谷仓。1982年2月份正是稻谷成熟的季节，除了积极准备收割，也计划此时召开中央第二分局会议。
1982年2月4日，王连贵副政委带领了部分国内同志来到总部营地，准备开会。
2月6日，敌机往返运兵在新稻芭降落，生产地被占领了。敌兵压境，一场边区的反“围剿”终于开始了。
总部决定战斗组留下准备打麻雀战，其他同志全部转移。中央第二分局的领导在边转移中边开会。在开会期间，指挥部派一些同志去背粮，又派二位同志去侦察，查明敌人是否发现大队转移的痕迹。在途中，侦察同志却与跟踪敌兵驳上火，同志们安全转移。这样，敌人误以为大点在此，忙调兵谴将向左岸搜索开来。而我方则绕了个半圆圈倒回右岸的 S.Pait。在此，近半个月继续开会。
2月14日边区基地会议总算胜利结束。会议审议以往的政策,总结四年来的工作，研究了当时国内外形势和任务，并通过了若干重要决议。会议重申“巩固、保存、发展革命力量”的中心任务，并强调力争发展。会议认为，发展是未来保存和巩固革命力量，是巩固和发展基地建设以及战胜革命低潮的关键一环。对国内华区的工作，也做了进一步部署与调整；决定准备成立东北突击队向东北挺进。
3月2日， 全体同志分成三个部分:一部分由王连贵副政委带领回国内；一部分由温贤定委员带领大家继续坚持在德卡兰流域进行反“围剿”；另一部分，由洪楚廷书记带领转向“1.12”点。
王连贵这一部分先敌一步，一路顺风回到国内原工作单位。
温贤定带的这一部分，三月初正好遇上敌人把搜索的重点转向右岸的5大支流。敌人采取重点密集反复搜索，配合驻兵拦截的战术，几乎把所有垄顶和有水的地方都搜过。老温这一部分同志，由于少了三个战斗人员（刘昌心、李家铿和叶绍国3位出去打战）,加上2位婴孩,又负重，压力不少，他们在转移过程只能在半山腰谨慎缓慢前进。他们突击粮仓，却发现粮仓暴露，并有敌兵埋伏的痕迹。坚持到了5月中，为了摆脱不利局面，老温带领一部分转进国内中游地区，一部分则由林其清负责在原地坚持。
再说，洪楚廷书记这一部分，在转向“1.12”后备点的途中，正好遇上敌人开始搜索。其中一段被敌兵跟上，还好下了一阵雨敌人找不到痕迹的去向。他们过了Kanjau河（马罗河）来到“1.12”生产地，在联络洞拿到志x的信（后证实这是敌人安排的假信，有意设下陷阱），发现可疑情况，派侦察员去查看，发现了志x夫妇给华联夫妇的呼吁书，发现粮仓被毁，证明了志x、连x已叛变。情况转变，只能决定折回Kanjau 河的左岸，留下一组负责联络。
在大队返回的路途中，没有粮食是他们极大的难题。还好背有几十斤的盐，一路上靠这些盐，靠板督和野菜才勉强维持下来。这样半饥饿的艰难行军，经过20多天后才有转机。
到了S.Penyaoh这一带，刚好是敌人重点搜索的边缘区，又有山猪好打,较快脫离艰险。到了3月底，这一部分同志的反“围剿”斗争算告一段落。
到了9月中,敌兵开始撤兵,这样历时半年多的整个边区的反“围剿”也基本上结束了。
这次我方对敌之“围剿”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估计不足，初期又低估敌人，后来则过高估计敌人；由于叛徒的出卖，和主观上的各种原因，粮食藏得不够远，藏在小沟与地面，结果基地藏粮损失约占2/3的谷和1/3的木薯干及其他一批物资，造成反“围剿”的更多困难与产生多一些消极因素;这次反“围剿”斗争只打一次麻雀战与一次摸营战，战绩都不理想，以至不能有力的反击敌人，这次召开中央第二分局重要会议恰逢敌来“围剿”以至不能集中对敌，更有效的战胜敌人。在敌人进攻之前，要事先准备好战略侦察，做好后撤的粮食和后撤点，不致於仓卒应付和处于被动困难境地;在现有的条件下，还不能建立公开或半公开的武装基地，而建秘密的基地对群众和同志鼓舞不大;在还不巩固的基地，一般不可养育小孩,因危险且不利轻装战斗。经过这次围剿之后，边区基地发生了重大变化。
第二节 内部出现分化
自1982年二月边区基地面对敌人军事进攻在边区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斗争，最后还是被迫放弃了二个主要生产地：1.12点和2.19点。大约五月间，除了老温带一部分同志进国内，绝大多数同志逐步转向集中于更深入的马罗河尾地区，四年经艰辛劳动生产囤积的粮食物资，在敌人的一次进攻后几乎被毁尽无存，队伍只好分成小组进行“板督”生产与结合打猎及种植生产，过更加艰苦的生活。
1983年初，部分同志更加明显的对困难与前途产生消极与“外倾”的情绪。而温委员进中游后坚持武装斗争立场有所改变，要派更多一些同志进国内的中游也是不行的。
到6月中，拉让江上游的交通线打通之后，好大一部分人员派往上游。到了年底，大部分同志已进了国内，只留下部分同志继续坚持边区基地的斗争。实际上这时已形成边区基地、中游和下游三个战略点，以便更好解决基地的难题和加强群众区的活动。
在边区的人员全部集中到马罗河尾之后，面对的主要困难是：
（一）劳动和生活更艰苦；
（二）交通运输更困难;
（三）生产力低,缺乏条件，多集中搞政治思想工作；
（四）有的生产地搞到有收成时，还怕暴露引来敌人而几乎放弃，或因内部出现分化而不得不放弃；
（五）部分同志的病痛更多更重；
（六）部分同志不习惯搞邦督粉和吃不惯新粮食,等等。显而易见，困难是更多了，所造成的消极因素更多。
1984年初，温委员公开表示要离队,对同志们产生恶劣的消极影响,加速一些同志要离队。
1984年底，在上游同志当中出现一些观点，例如“1973年黄纪作的路线可能是对的”、“我们的武装斗争已脱离了绝大部分群众”、“放弃武装斗争，重返社会为人民服务”…等言论再度出现。
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得把队伍分成三组：一组由学军等同志组成，争取和王连贵副政委联络，并执行基地的任务；一组由怀军同志组成，进行流动工作，并处理立武的生产问题；另一组则由三民带领进行活动。
这些分组进行活动的同志， 在1985年左右分别都先后提出离队要求.Ubong Ak Nuing 於1985年12月24日也逆流告退，结束他17年的戎马生活。
总之，到了1985年12月尾，第一军区共有26位先后离队，占了该地区队员的约60%左右。
在这一段时期，在这股集体离队的逆流冲击下，第三军区也出现7个提出离队，下游和东北突击队各有一位。这是1973年革命转折之后，再经过12年更加艰险的斗争后，出现的最大一次的离队事件。
为什么会出现这次的离队？
（一）从远因来看:自从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同志们的思想有所变化。约整十年来受到“报喜不报忧”的影响下，一旦作实事求是报导，了解事实的真象，再加上西方反共舆论，感觉社会主义弱点也不少，也就削弱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感情,削弱了对马列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信仰。同志们逐渐更加重视对现实社会的了解和对各种知识的学习，胜过对马列毛著作和革命理论的学习；同志们也较注意物质作用，而较忽视精神作用；较强调个人利益，较忽视集体利益。
（二）自印支三国解放后，却发生了中越对立阋墙，越南侵略柬埔寨,数以万计的难民逃奔怒海， 以及出现柬共波尔布特的极“左”政策。同时，中共80年开始改变对东南亚政策，与马来西亚建交，我们甚至失去了来自中国的道义的支持。
（三）自1973错误路线极其严重打击之下,革命武装斗争便走向严重低潮。经整十年来的艰难，曲折的斗争和浴血奋战，不但毫无起色，反而愈加挫折，滑下更低潮。这就使人感到革命道路遥远茫然，及难以展现前途。
再从近因来看：
（四）建基地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后期起了反面的消极作用。初期大家对建设基地都有过高寄望，所以当基地的建设不如想像的好时,看到边区基地对保存革命武装力量只是起短暂作用,对发展起不了作用，(10年中没有一位新兵来边区基地),再加上敌人的军事围剿,对糧倉和生产地的破坏，也容易对基地意义和武装斗争的前途产生悲观的看法。再加以基地生活十分艰苦和较脱离群众和现实社会，反过来又会加剧内部同志们的坚持信心。
（五）干部战士的病痛与老化逐步严重，不能再作更长期的更大的个人牺牲。
（六）爱人之间的互相影响。
（七）敌人采取软的和平争取与家属较有力的劝说。敌人的政治部通过木山的代理人，散布“武装斗争无意义、无前途”的观点，散布“政府’宽大’政策， 出来可以不必提供情报， 不用发表‘自白书’，也可以帮助解决职业”等等，散布社会怎样进步，经济怎样发展，…。同时，要接触家属也可安排与处理，为放弃武装斗争大开方便之门。
这次边区基地离队的有26位：1983年8月有2位：1984年有6位；1985年有18位。
1985年的分化，1986年放弃边区基地撤向国内，建立群众区或森林区的秘密指挥与活动中心,也损坏革命的声誉，给同志与群众带来消极影响，使更多人呼吁我们放弃革命武装斗争。
第三节 西部武装力量的坚持与结束
“斯里阿曼”行动后，西部留下了52位同志，6年来他们在第一省境内坚持得非常艰苦与危险，共牺牲了15位同志，离队15位，失踪一位，损失过半。
“和谈”期间，曾佩雄他们坚持下来，林和贵要求他们至少要坚持3至5年，认为届时局面可能会改观。林和贵返回家园前曾跟他们约了多处的联络点， 6年来他们不知放了多少信，希望在困难的时后，能得到“指示”和援助。但收不到林的一封回信。
为了摆脱被动、被消灭的危险，他们决定转移到印尼境内去立足。
当他们还在马当山区活动时,曾安排一些战士去边界寻找地点,熟悉那里的地理环境，并做了一些准备转移去的必要工作。因此，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断的侦察、了解、熟悉和比较，他们就决定选三发河上游贡巴河地段的北向“沙龙芭”为立足点，建营地。他们体会到，没有事先的思想准备和实际工作，就不可能顺利安全，所以不仓促地把队伍转移到这陌生的新地点。
一、 基地选择
他们为什么要选择“沙龙芭”做基地呢？
（一） 这里到国内，去印尼后方，去伦乐边界丹绒拉督，算是较中间的地带，对工作上较为方便些；
（二） 它是沼泽地带中的小山丘， 几乎是无人活动的地方， 利于隐蔽；
（三） 它离砂印边界线约一天路程，平常马印军队极少会搜索和巡逻到这些地方；
（四）普通的达雅人几乎不会到这里来打猎，只要他们不暴露，注意清除痕迹，这样的点比较安全。
二、 粮食的解决
来到印尼境内，敌情不紧，面对最大的实际困难是解决粮食问题。粮食能得到解决，印尼边界境内活动和立足是可能的。自古军事家都有这样的说法，“兵马未到，粮草先行”，而他们的现实情况是，转移到此，每个人除了随身的背包之外，能够负重背的粮食也不多，就算极其省吃，也顶不了二个月。面对着这生疏的茫茫的原始森林如何长期立足，坚持斗争下去，摆在每一个干部战士面前，确实是一个伤脑筋的大难题。幸好上下团结一致，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终于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创造出自己的新天地。中国的工农红军能吃树皮、草根取得长征的胜利；陕北延安，能丰衣足食，靠的是南泥湾的开荒，发展大生产。中国红军能，我们北加革命战士同样是革命的军人,为什么不能！有了这样的信念，有了这样的要求， 同志们就是主要靠着一支枪、一把刀和坚韧的意志力而艰苦的奋斗下去！
谈起解决粮食，就是向森林要粮食，向自然讨生活。
要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不能仅仅靠打猎、捉鱼、采集森林中一切能吃的东西,更主要是要砍芭进行生产。要生产出粮食，最快要数个月，但在眼前这一段时间，确实是很难渡过。
在初期的整年里
一，由于他们不熟悉地理环境，那里有河流可以捉鱼，那里有猎好打，什么时候是果子季节,分布情形如何,等等都不很清楚。想要打猎，有时几个月都打不到一只小猪，一年内只能猎获几只；捉到的鱼只也极少，要找“利蒙”也没有几棵可砍,表面看起来这里确实是个穷森林。
二，匆忙砍得二块小芭地，在雨季时，费了很大的气力，烧不好；赶紧种下的番薯、木薯、菜类等，以为会有好收成，以便渡过缺粮的难关，但实际上确实令人失望，番薯不结薯；木薯却黄黄不长高，连叶都难吃，谁还敢指望它生大薯。面对此情此景，同志们只得采集“海柳树叶”找“猴头”（蕨类）种达雅苋菜来充饥。这些东西吃多了，实在是脚软软，脸脚浮肿,有时头昏昏。
在极其缺粮，营养不良，身体很弱，但是又不能停下来休息。要寻找粮食，还要砍芭生产。当时，走路脚飘浮，肚打鼓,头冒汗。要砍倒一棵像人头大的树都要休息几次，身上要冒出几次的大冷汗。出外打猎的战友，经常饿着肚子出，还要设法背猎物回呢！同志们没有被饥饿和困难所屈服，在大家上下一致、艰苦奋斗下，总算渡过那段艰难的日子。
在印尼境内的“幸地末”河的两边砍了大大小小七块芭。在这些芭地里，同志们种了山稻、水稻、薏米、玉米、木薯、番薯、芋头、南瓜、达雅黄瓜（地文）、花生、赤豆、芝麻、甘蔗、黄梨等等,应有尽有。为了保障农作物有好收获，同志们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把芭都围上篱笆；有的篱笆有意的留下缺口，布下陷阱，捉野兽。
在此值得提到的是“凤凰岭”（自取）的小队，先到伦乐印尼边界活动，也砍了几块小芭地，有这个小队的先行者，给了后来人很大的帮助和启示。
一年后，生活逐渐改善，二年后迎来了大丰收。就这样粮食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三、 储藏粮食
农作物有好收成，不等于问题全部解决了，要知道处于军事斗争的环境，和处于森林生活的环境，只有把大量的粮食储备好，才算是较安全可靠和有保障。
收割了稻，晒了谷，用自制的木磨，磨出米，除了日常的吃用之外，大多数都储藏起来，做战备之用。
木薯有了收成，要切片晒干製成木薯干，才能收藏，没有及时加工，除了会老、坏变质之外，还会遭到野兽的破坏。为此同志们自制了搅木薯的工具，这样可以减少人力，加快速度，搅好的木薯碎，又用较重的木桐压榨它的水分，这样较快晒干。
谷磨成米，木薯干晒好，就用已锯好的木板，钉成箱，加上塑胶袋，装好密封，运去仓库储藏。
甘蔗， 除了吃之外， 就自制木较， 较蔗汁煮成蔗糖， 便于吃用和储藏。
当时他们所储存的粮食是足够的，米、油、盐、糖、肉干、鱼干都有。一直到他们离开森林时，还存有相当的数量。
四、 自制食盐
食盐，食用不多，但又不可少。要长途到群众区去解决，一费时，二有危险性。斗争的实践教育了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前人既然可以海水晒盐，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海水煮成盐呢？活动在“凤凰岭”的战友们决心去实践，突破这一难关。结果成功了。战友们终于第一次尝到了自己煮成的带有一点苦味和不够洁白的盐块。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煮出了有如市场卖的卫生盐。
回想起来，想要吃一小汤匙的盐可不容易。在内河（近海）拿水，盐量少，要等夜晚到大海边拿深远一点的海水，但又担心碰上印尼的巡逻兵,而且沙滩留下痕迹大，难清除。加上煮盐选夜间，燃烧木材要很多。不要小看一粒粒的盐，这是战友们辛劳汗水的结晶,可谓 “粒粒皆辛苦”。
五、 打猎捉鱼
最初由于不熟悉地理环境，不懂得各种果子的季节和分布情况，也不太懂得山猪活动的规律，所以采摘猎获不多。随着不断侦察、了解和总结经验，熟悉各种果子成熟的季节。后来每年随便都可以打到二、三百头山猪。
因此，同志们在后期肉类不缺。在守猎的季节，就把山猪肉当主粮,各自能吃多少就多少，喜欢吃什么肉，由各自选。
除外，他们还把猪肉炸成干肉脯。连同山猪油储藏在仓库里。同时用塑胶桶密封，深埋在活动路线的泥土里。要吃用时，才去挖，二、三年或更久都不会坏。
捕鱼比打山猪来得容易些，只要知道那一条河流有没有鱼，加上天气就行了。鱼具多用鱼钓、网和“鱼笼”，吃不完的鱼，多数是烘干储备起来。
后期，同志们才知道，原来这里有些河里的鱼，多到你不敢置信。有一次五位战友去捉鱼，做了两个鱼笼，傍晚放在小河里,隔天早上去取鱼，谁知两个鱼笼几乎塞满鱼只。这些四、五寸长的“沙鲁旺鱼”，战友们把它们烘干。四天就烘干了数袋的鱼干。过去眼中的穷山区， 原来是富裕的鱼肉之乡!
六、 果子季节
果子季节，是打猎的好季节，也是粮食来源的季节。在这茫茫的原始森林中，生长着不少的果树:尖必腊、淡沛、兰青、山红毛丹、仁打安、黑橄榄等等以及不知名的果子。
尖必腊树在初期粮食不足时确实是帮了同志们很大的忙。同志们曾经把它当主粮，从它小小粒没有肉（去皮煮）直吃到它成熟掉下地。谁也数不清吃了多少，只知道它好吃，富有维他命。
同志们也曾把它的种子煮熟烘干当粮食，以及储备起来，但不耐久藏，容易变质坏掉。
烘干的尖必腊肉，确是香甜可口，另有一番滋味。但不能多吃,因为它性热，吃多易患病。
他们把淡沛和青兰煮成果汁当饮料。
七、 政治思想教育
在印尼境内六年的时间里，除了进行劳动生产，空余的时间不少，同志们就安排进行集体学习和个人学习，大家都学了不少的毛泽东著作和语录。还定期开组织会议，庆祝会议和谈心会等，以及定时收听中央人民电台和马来亚革命之声等电台。
八、 在印尼后方建立据点
从1981年到1984年间，同志们先后派出数人（多数是西加藉）到印尼后方去。在不同的地方立足，以普通群众的身分出现和生活，并搞到印尼的合法身分证。
1985年中，由于林玉平出了问题，他向政府透露情况，引起印尼情报部的注意。特务严密监视半年，终于瞅到机会，特邀海的兄长喝酒，酒醉中暴露其弟曾回家。政治部立即采取行动，成功地抓到了海，一抓就暴露情报，而导致1986年西部公开潜伏在群众区的8位同志被捕。
九、 谈判走出森林
印尼的西加情报部逮捕了9位干部和战士后，印方局长特地找潘瑞清等商谈，要潘等同他们合作，想办法同深山里10位同志联络，结束西部这场武装斗争。
潘等认为只剩下10人，继续坚持斗争下去，困难重重，意义不大，不如一起谈判出去。於是潘等就向西加军事情报局长建议，用自己的人员回森林去联络，印军不要跟去，印方同意。
联络上后，召集同志们开会，讨论结果，几乎全部战友都同意结束武装斗争。
1986年6月间，曾佩雄就同印尼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谈判。
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表明，要我们同志放下武器，结束西部这场对抗斗争，生活和医药上他们会照顾。他欢迎砂拉越籍者在印尼居住，会公平合理对待我们同志，如同他们的人民一样。
曾佩雄提出4 个条件：
（一） 印尼政府要保障我们全体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
（二） 让我们自愿选择马来西亚籍，或印尼籍，不论成为那一国的公民，都享有公民的一切权利。
（三）印尼政府应给予我们足够的在生活和医疗方面的经济照顾。
（四）印尼政府不能逮捕和迫害部队成员家属和亲属，以及过去同 我们部队有来往的群众。
最后西加军事情报局长表示接受我们同志的意见和要求，并按照会议决定尽力去做。只有原来属于西加出生的成员，应属于印尼公民，不能选择马来西亚国籍。
谈判结束,有10位（注一）战友於1988年从印尼回到砂拉越,其余的9位（注二）於1986年后仍居留印尼。西部的北加人民游击队经过12年的坚持斗争，终于结束武装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