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将宣判革命无罪–谈对红色高棉的审判与抹黑

本论文在以下和以后的研究中将告诉大家以下事实：

1、 民主柬埔寨治理柬埔寨的时期应该是1975-1993。

2、 傀儡政权继任者无权审判主权国家的民族解放英雄。

3、 只有傀儡政权才会感恩于侵略者。

4、一个国家预算50%仰西方鼻息的政权举行的审判只是半殖民地政权对主权的审判。

5、红色高棉的真正“罪行”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西方和越南的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残酷剥削的丑陋社会制度。

6、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一场捍卫主权的战争。

7、国际法庭审判只是为美国“人权高于主权”的行径继续论证合法性。

8、美国等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反人类罪的最大罪犯。

9、红色高棉屠杀的数字游戏，一场20世纪的数字大骗局

10、敌人对对立面的审判不会有任何的公平正义性。

国际特别法庭的最大作用，就是让应当受到严惩的刽子手逍遥法外，而让西方战略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者背负全部的罪名，万劫不复。

红色高棉的真正“罪行”是反对资本主义合理性，反对西方和越南的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残酷剥削的丑陋社会制度。

历史将宣判革命无罪，红色高棉无罪。

（一）比起资本主义罄竹难书的罪恶史，红色高棉只是一朵浪花

2009年2月17日　，由联合国和柬埔寨共同组建的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审红色高棉时期的重要人物康克由（别名杜赫），拉开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序幕。

特别法庭的全名读者可能非常陌生，“联合国柬埔寨种族屠杀案专案法庭”，什么是种族屠杀。相信熟悉纳粹德国历史的人不会陌生。

红色高棉的历史对60—70年代的读者也许是耳熟能详的，但是对于进入21世纪今天的青年读者则可能是陌生的。可以说，我们能够在网络上寻找到的关于红色高棉的资料，都是控诉和辱骂的。在一些别有用心人士的刻意引导之下，这场审判对受审者已经失去了任何话语权，而成为一场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污蔑和大合唱。而中国国内有一批人正好借题发挥，极力引导，将脏水泼到毛泽东以及文革身上，可谓是居心叵测，用意良苦。

在一些文章中，将在西方媒体看来，柬埔寨红色高棉当政，与前苏联的斯大林肃反、德国纳粹的大屠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称为20世纪四大人道主义灾难。我们看到，除了纳粹以外，其他全部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美国为首主导的20世纪资本主义罪恶，却没有任何西方人士将他们归结到人道主义灾难中。指望这样的审判能够“审判本身只是恢复人类正义的一种形式”，不过是自由派大脑坏死的一种写照而已。

说自由派愚蠢的可怜，如傅国涌：《红色高棉天堂如何变成噩梦》（《南方人物周刊》天益社区），作者庄严地告诉我们自由派是如何给我们洗脑的：

第一，审判是对人类价值、文明底线的一次庄严重申，是对全世界的一次正告，告诉世人，任何人为的灾祸、杀戮总有一天要受到追究，肇事者一定要送上审判席，接受全体人类的审判。最大可能地肯定和张扬人性本身的尊严、人的生命价值，任何人都不能用哪怕是极为堂皇的理由，任意剥夺其他人的生命，对于那些灭绝人性、践踏了文明底线的人，必须给予历史的制裁，审判本身只是恢复人类正义的一种形式。第二，审判是一次直面历史真相的机会，至少给了人类又一次警醒和反省的机会，人只有在过去的教训中才能找到方向，保持自我清醒。清理历史，就是为了预防人类重蹈覆辙，审判唤醒的是历史的记忆，指向的却是今天和未来。第三，迟到的审判，提醒我们再次深入地思考人类的命运和道路，我又一次想起哈耶克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说过的那句话，文明不是人的大脑设计出来的，而是从千百万个人的自由努力中生长起来的。

曾经看到一本《资本主义黑皮书》，书中揭露了血淋淋的历史：

多么诱惑人的童话啊，这就是自由主义的世界观给人们的许诺。

资本主义国家贩奴，造成非洲非正常死亡两亿人口！！

资本主义发动的鸦片战争，造成中国死亡三千万人以上！！

资本主义发动的两次世界大战，造成近一亿两千万人死亡！ ！

仅仅中国，自1840年到1946抗战结束以来，因资本主义国家入侵而死亡的人口将近8000万！！！

平均每年有80万的中国人民因它而死去！

二战后，资本主义不断美化自己、鼓吹自己，把自己描绘成“民主”、“自由”的象征。不断掩盖其杀人不眨眼的事实。打着“民主”的旗号到处为非作歹。

朝鲜战争，数百万人死亡

越南战争，数百万人死亡

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 。。。。

资本主义在非洲国家推行的所谓“民主化”，造成了当地部族的和宗教的新冲突。索马里、布隆迪、卢旺达、塞拉里昂、利比里亚。。。这一个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又是数百万人为之丧生，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悍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造成了中东历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动，又是数十万人死亡，百万人流离失所。。。。

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人民，承担了他们的统治者所有的罪恶，全球有4亿人生活在恐怖袭击的阴影当中，每天要提防恐怖袭击的到来，每年因此损失高达百亿美元。他们还要为统治者卖命，被骗到半个地球以外的地方杀人然后被杀。

比起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其余都是小菜。

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这些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操纵者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甚至连一个象样的仪式都没有。奢谈什么正义，妄论什么“人性本身的尊严、人的生命价值”，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乌有之乡近几日也刊发了数篇有分量的关于红色高棉的文章，比如李鼎中《真理与谬误的对决》中提到：“波尔布特的失败是由于在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先对国情分析的不够，没有循序渐进的过程、照搬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果。在国内，波尔布特没有很好的进行各阶级的区分，把本应是同盟的阶级、革命的阶级也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一切明显的犯了‘左倾’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有别于斯大林的地方正在于，他从不输出革命，对红色高棉、除在其抗击美国扶持的朗诺傀儡政权的过程中给予必要的军事经济援助外，对国家未来政权的性质没有任何左右性的指示。这是有历史依据可查的。审判红色高棉的时代也正是中国乾坤倒转的时代！国内资产阶级借此攻击毛泽东思想也无非是要证明‘总设计师’的‘毛泽东思想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的谬论的‘正确’。而就在不久前，毛泽东思想却又在南亚另一个王权治下的国家尼泊尔获得了成功！同时，在南美的委内瑞拉、在美帝国主义的后院，毛泽东思想也正在那里开花结果。”其中值得注意的思想是承认红色高棉犯的一定错误，并且明确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红色高棉的政策是有很大区别的。

感谢这些同志们不计任何报酬的写作给笔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关于红色高棉真相的澄清没有集体研究力量的支援则是不可想象的。在本文的行文中，对这些文章一些数据我将充分加以利用。

（二）要客观评价红色高棉必须对民主柬埔寨时期进行重新定位

柬共于１９６０年９月３０日成立，总书记是波尔布特。

１９７０年３月１８日，朗诺在美国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３月２３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民族统一阵线，并担任主席。柬埔寨共产党加入了这个阵线。５月５日，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成立民族团结政府，柬共领导人乔森潘担任副首相。

柬民族团结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经过５年的浴血奋战，于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７日解放全国。

柬埔寨于１９７６年１月５日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４月，西哈努克亲王宣布退休。乔森潘任国家主席团主席，柬共总书记波尔布特任总理。这时，柬共实际掌握了国家领导大权。

１９７８年年底，越南出兵１０万，侵入金边，扶植韩桑林政权。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１日柬共成立爱国民主民族大团结阵线，简称民主柬埔寨，又叫红色高棉。

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６日柬共宣布解散。

１９８２年７月，西哈努克同红色高棉再度合作。西哈努克、宋双、乔森潘三派实现大联合，组成民柬联合政府。

１９９１年１０月，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签署了巴黎协定。

１９９３年５月，柬埔寨举行全国大选。红色高棉内部对大选有两种主张：乔森潘力主参加大选，回归社会。但波尔布特主张不参加大选，最后波尔布特的主张占上风，红色高棉仍割据一方。柬埔寨问题专家认为，红色高棉不参加大选是重大失策，这使红色高棉与社会隔绝，失去了回归社会的大好时机。自１９９３年以后，红色高棉在柬政府军事进攻和和平安抚的攻势下，逐步走向分化、瓦解、衰落。

１９９４年７月７日，柬国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７月１１日，红色高棉在安隆文宣布成立由乔森潘任总理的民族团结救国临时政府。

１９９６年柬政府加紧进攻，瓦解红色高棉，年初发动大规模攻势。３月，驻守梅莱山根据地的红色高棉１８师师长兴朋率部向政府投诚。　　紧接着，１９９６年８月控制拜林地区的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英萨利率领两个师３０００余人宣布脱离红色高棉投诚政府，并与政府达成停火、和解原则协议。１０月，柬第二首相洪森赴拜林同英萨利会晤。洪森在欢迎仪式上承诺原红色高棉军民回归民族大家庭后，可保留原有的房地产、职务、军衔等。　　英萨利和兴朋投向政府后，红色高棉失去了拜林和梅莱山两个重要根据地，元气大伤，此后红色高棉内部矛盾加剧。

１９９７年６月１１日，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派人杀死了红色高棉国防部长宋成及全家。波尔布特指控宋成分裂红色高棉，准备投降洪森。宋成的部下约１０００多名红色高棉士兵围剿波尔布特残部，波尔布特带领数百名红色高棉士兵逃往柬泰边境丛林中。

1997年6月21日　，柬埔寨政府致书联合国，请求联合国的设立国际法庭。势同冰炭的拉那烈和洪森都联名致函联合国，吁请设立一个国际法庭来公审波尔布特。

1997年７月２５日红色高棉在柬泰边境安隆文基地举行公审波尔布特大会，约有５００多名红色高棉士兵和村民参加。此后红色高棉成立一个新的领导机构“９人委员会”，塔莫克、乔森潘、农谢成为主要领导人。

１９９８年４月１５日深夜１１时１５分，红色高棉前领导人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安隆文附近的一座小木屋里因心脏病发作去世。４月下旬红色高棉最后一个据点安隆文失守，塔莫克等率领数百名红色高棉士兵进入柬泰边境丛林中。

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２５日，前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领导人乔森潘和农谢从拜林分别致函洪森，宣布尊重为柬埔寨民族和解作出不懈努力的西哈努克国王，承认和尊重柬埔寨王国宪法，承认按照宪法成立的、以洪森为首相的柬埔寨王国政府。

2006年7月，在美帝国主义及受其支配的“联合国”和“大赦国际”等的不断施加强大压力下，所谓的“联合国柬埔寨种族屠杀案专案法庭”在中国南陲的前友邻国家柬埔寨首都金边道貌岸然地登场了。

2007年7月18日　，柬埔寨检察官向法官提交了一份文件，指控曾任红色高棉政权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英萨利在红色高棉掌权期间，犯有包括“强制转移、强迫劳动和非法屠杀”等罪行。

2008年2月8日　，联合国国际法庭对红色高棉二号人物农谢（Nuon Chea）进行了首次公开问讯。

2008年7月，红色高棉设于金边S-21监狱的负责人康克由(别名杜赫)已经第一个被法庭传唤，他同样以反人类罪被指控。康克由并不是红色高棉的最高层负责人，但他是恶名昭彰者之一，他的被审预示着特别法庭已经开始运作。

2009年2月17日　，康克由面对审判。据称在他监督管辖下死亡的男性、女性和儿童高达1万5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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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些历史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知道，看待问题应该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而不是断章取义。这是历史主义的要求，也是科学方法的要求。时代的发展对于历史而言乃是一个迫不及待的绞刑架，因为历史的解释权总是随着人类社会意识的变动而发生转移。

在我看来，历史是一个整体性的，如果忽视红色高棉在抵抗殖民统治、确保柬埔寨国家独立中的意义，那么很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民主柬埔寨的时间应该从1975算起，至1993年的大选前。也就是说，民主柬埔寨的历史实际上是18年。虽然红色高棉在1979年被迫撤离金边，失去对全国性局面的控制，但是在按照“承认国家主权”的原则，民主柬埔寨一直是国际社会承认的合法政府，而且即使是红色高棉等三方组建的联合政府，也以红色高棉为主体。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所谓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傀儡政权都不是柬埔寨人民的合法代表。

澄清这一点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红色高棉治理柬埔寨的时期，它获得了世界上70多个国家的承认，而且这种国际社会的承认一直持续到了1993年。

1975-1979年，红色高棉治理全国时期；

1979-1993年，红色高棉为主体的联合政府作为柬埔寨唯一合法代表时期。

评价红色高棉应该从它18年的历史和作为中去研究，而不是简单地把红色高棉的历史行为局限在四年。

（三）、后傀儡政权无权评价主权政府的行为

1978年年底，越南出兵10万，侵入金边，扶植韩桑林政权，建立伪“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权，现柬埔寨政府首相洪森也是其中一员。

现在的洪森人民党政权是越南扶植的傀儡政权和国际社会谈判、调和的结果。我国在七十、八十年代称柬埔寨政权为“伪政权”，是完全符合国际法的，也符合我国的利益。

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借口，有限主权论罢了，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救援也罢。其实质意义都为某些国家侵略主权国家创造了合理性的基础，而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这是目前国际关系和国家存在的基础。

越南人侵略柬埔寨，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即使换上一万年，这个评价不会改变。下面看一个新闻，就是对这个性质的肯定。

1、感谢侵略者：傀儡政权的特征

“数以万计的柬埔寨人于　1月7日　聚集在金边的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内，热烈庆祝柬埔寨脱离红高棉统治3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由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所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共吸引了超过4万人前来参与，首相洪森以及人民党的数名党员也出席了这场盛会。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南志愿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而作出了重大牺牲，并及时阻止了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柬埔寨《星洲日报》　2009年1月8日　）

我们看到，伴随着政治大审判进行的，是柬埔寨人民党的纪念活动，表面上是感恩，实际上是论证人民党政权的合法性。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感谢侵略者，当然，傀儡政权除外。这种现象正如汪精卫感谢日本人，法国维希政府感激希特勒是一个道理。有谁看到，屠杀了自己父母的子女会感谢刽子手？有谁看到一个合格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合作屠杀中国人？

但是有人就认可，就感谢侵略，那就是洪森傀儡政权。

2、人民党政权与国际社会关于审判的协议充分表明了半殖民地的傀儡政权性质

老子打儿子，儿子有时候也会哭哭闹闹，但是改变不了父子关系的事实。这正如洪森政权要表示一下自己是独立国家，拥有全权一样。虽然他在国际压力下也表演一下“我是独立主权”国家，也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其合法性来源于一个侵略者的事实。

我们看到下列的过程中，柬埔寨的洪森政权是怎样一步步做出妥协的：

1997年6月，在联合国秘书长派驻柬埔寨特别代表梅霍特拉的建议下（这是国际压力的重要体现，刚在联合国支持下建立起合法性基础的柬埔寨怎能不妥协），当时的柬政府第一首相拉那烈和第二首相洪森联名写信（名义上的独立自主，实际上大国意志主导下的联合国的“当了婊子立牌坊”做法）给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要求国际社会在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方面向柬埔寨提供援助。此举为联合国插手红色高棉的审判提供了机会。安南于　1999年3月17日　向安理会和联大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让国际法庭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不过他的立场也很灵活，说成立国际法庭并不等于一定要采取现有国际法庭的模式，其他模式也可探讨。

柬埔寨国内对审判红色高棉的态度是“有限度的审判”，这是西哈努克国王、首相洪森和拉那烈的共同态度。1997年洪森同拉那烈亲王联名要求联合国支持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但1998年大选后他改变了初衷，强调：“如果草率和不恰当地对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就会在其他已向政府投诚的前红色高棉官兵中引起恐慌，就会迫使他们重返丛林，重新开展游击战”。他主张由柬埔寨法庭而不是国际法庭主持审判，理由是：首先，柬不信任国际法庭；其次，是柬人民推翻了红色高棉，有关问题应由柬人民自己解决；第三，柬宪法规定，在柬犯罪的柬埔寨人不得送往国外受审。但是最终情况下柬政府向联合国做出让步。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柬埔寨国家预算的50％来自国际社会”，所以当美国等西方国家以中断经济援助相威胁时，洪森被迫同意与联合国法律小组谈判。

一个国家的命根子捏在别人的手里，这样的政权怎能指望他们能够代表柬埔寨的国家利益和人民的意志。让这样的政权和一个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社会合作，岂非笑人之论？

3、一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痛打落水狗”审判没有丝毫的正义性

1999年3月，取代波尔布特地位的红色高棉军队总参谋长切春在泰柬边境被政府军逮捕，标志着红色高棉的消亡。

红色高棉放下武器、走出丛林之时，国际社会上要求对其进行审判的呼声也开始高涨。美国等西方国家指控红色高棉领导人在1975～1979年执政期间犯下了“种族灭绝、大屠杀”等罪行，要求将他们绳之以法。

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完全符合“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原理，一个丧失了任何实力的政治组织，时刻面临着被任意宰割的地位。

对红色高棉的审判，一直从20世纪末期延续到2009年。这好比是猫捉住了老鼠，但是却不吃，一直玩弄得奄奄一息才慢慢地吃下去。我们还记得海牙法庭对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和对伊拉克萨达姆的审判，都是时间短暂，以尽可能地收集对美国、北约有利的证据。我们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事件的证人、证据、对弱者支持的档案都会湮灭，那么在绝对控制了对红色高棉的国际国内证据后，人民党方面是不害怕的。因为时间对它最为有利。对他来说，只存在如何“痛打落水狗”的问题，不存在“咸鱼翻身”的任何可能。

有人评论说，越南入侵柬埔寨，30年后获尊重。其实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秦建中《柬埔寨开审红色高棉的时间耐人寻味》中指出，这样的说法不仅是对历史的误解，而且还是对现实的无知。因为联合国和柬埔寨选择在　2月17日　当天开审红色高棉领导人其实就是对中国人和越南人的羞辱。

但是从　2009年1月7日　对越南的感恩消除了“对越南人的羞辱”的说法。实际上，这场审判选择在　2月17日　，完全是对中国的侮辱。

我们发现，柬埔寨的这场政治大审判不仅审判了毛泽东，还审判了邓小平第二代领导人进行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因此，这是一场试图“消除中国政治因素”的运动。

可以说，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没有任何公正性。这种审判不过加强了国际社会干涉柬埔寨内政的借口而已。

在1978年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战争结果中，胜利方是苏联、越南、洪森为代表的人民党；而失败的一方则是美中抗苏联盟、红色高棉和西哈努克国王。

在越南占领了柬埔寨后，又产生了另外一场博弈，这场博弈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方会谈。但是这个时候的红色高棉，实际上仍然按照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来看待谈判的，而“四方会谈”的实力背景是四方政治势力相当，不存在“零和博弈”的环境，如果红色高棉非要将整个谈判的其他三方拉入照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那么最终的结果就是其他三方联合起来，拥有绝对的实力优势，从而将红色高棉推向全面瓦解。

全面瓦解的红色高棉已经丧失了谈判的资格，只作为失败者、投降者而存在的。投降者丧失了一切以政治势力为背景的话语权。我们试想，如果一场审判，只是拥有国际强大舆论势力、拥有国内强大军事政治背景、已经取得全面胜利的一方在控诉，而另一方只是被阉割了政治制约、丧失了任何有效话语权的个别，那么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公正性。

有人说，国际法庭允许他自我辩护。这已经证明了审判的公正。我们知道，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们不能将程序的公正取代结果的公正，这一点正是大家都知道的。

（四）单看罪名的可笑性

1、美国等国家才是反人类罪的最大罪犯

2009年2月17日　，这是联合国所支持的种族屠杀法庭对以绰号“杜赫”知名的康克由（KangGuek Eav），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以及谋杀罪的指控。

反人类罪也被称作反人道罪或危害人类罪，是一种能让整个国际社会都密切关注的重大国际性犯罪。　1920年8月10日　，协约国在签署“对土耳其和约”时首次提出反人类罪这一法律概念。但最早确立这一罪行的国际文件则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6条规定：“反人类罪即在战前或战时，对平民施行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任何非人道行为；或基于政治的、种族的或宗教的理由，而为执行或有关本法庭管辖权内之任何犯罪而作出的迫害行为，至于其是否违反犯罪地法律则在所不问。”在该文件中，反人类罪与破坏和平罪及战争罪一起被确定为战争罪的三大罪行。

看完这个定义，相信读者立即就知道目前究竟谁应该得到审判：美国及越南。

美国肆意地在世界上发动战争，越南人呢，更是“任何非人道行为”的实施者，这样的人不得到任何的审判，但是那些合法政权却受到了审判。

这个问题牵涉到一个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即在1975-1993年，谁是柬埔寨的合法政权，是目前的洪森政权，还是美国扶植的朗诺政权？

众所周知,当时的民主柬埔寨政府在联合国拥有合法席位，同70多个国家建立了广泛的外交关系。即使是当时的美国，对民主柬埔寨也是支持的。

整个西方、中国和联合国虽然只承认“民主柬埔寨”政府，敌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但“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傀儡政权却始终与苏联、东欧、印度等少数国家保持着良好关系，对越南言听计从。

2、特别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是因为它们努力撇清对美国主子的审判，而只起诉红色高棉。

美国人William Blum写的《流氓国家美利坚》一文中的“支持波尔布特”一节记载，红色高棉在1979年后逐渐瓦解后，国际社会呼吁建立审判红色高棉的国际法庭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这倒不是因为洪森政权有多大能耐能维护“国家主权”，而是因为美国的坚决反对：因为要清算红色高棉，就不能不提到美国，清算美国屠杀数百万柬埔寨人的罪行及其对红色高棉的支持。

而现在呢，这些法官们明确告诉我们：审判将只针对五位红色高棉的前任领导人，至于其他的罪恶，则是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该“法庭”仍声称，将把目标对准那些“最需要负责”的人。

1999年，针对洪森不同意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的态度，美国参众两院甚至通过决议，指控洪森对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后发生的“大屠杀”负有责任；美国政府更明确表示，在联合国关于柬埔寨“侵犯人权罪行”调查结束之前，西方国家不会给柬埔寨经济援助。与此同时，美国还试图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等国，利用它们相关的法律将红色高棉领导人引渡到国外进行审判。

正是特别法庭撇清了和美国的关系，所以在审判红色高棉领导人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它一惯的“热心”：在1993年美参院就通过“对红色高棉起诉和排斥法案”，要求美国务院在柬埔寨设立办事处，调查红色高棉的罪行，同时“大力促进国际法庭的设立”；1998年，美国在鼓动联合国审判的同时，还与加拿大等国私下磋商，因为世界上只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丹麦等少数国家的法律允许引渡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外国人并对他们进行审判；1999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以柬国内司法不健全、柬法律容易受到政治影响、“种族灭绝罪”不是某个国家的事等借口向柬政府施加压力，甚至以中断经济援助相威胁，要求柬政府接受联合国的意见。

由于柬政府和部分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反对，美国等国家欲通过联合国成立国际法庭审判红色高棉的想法落了空。新加坡《联合早报》甚至以联合国前南战犯国际法庭为例，指出国际审判的方式也不适合柬埔寨的国情：该法庭已工作了5年，估计还要5年时间才能有最后的判决。法庭每年开销据说高达7000万美元，10年就是7亿美元。对于一个刚从30年战乱中走出来的国家来说，还是把这些钱用于国家的发展更好。

3、热心否定社会主义的人士们热心地捐了款

审理该案所需的563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竟大部分是“由捐献者筹集而来”。许多机构——包括国际、政府和民间的学者在不断收集、整理着红色高棉的犯罪证据，以便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清算。一些民间机构的部分资金来自美国。

也就是说，民间机构能够提供“政治献金”，让一个傀儡法庭审判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国家前任领导人。

4、谁才是1975-1993年柬埔寨的合法政权？

2007年7月18日　，柬埔寨检察官向法官提交了一份文件，指控曾任红色高棉政权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英萨利在红色高棉掌权期间，犯有包括“强制转移、强迫劳动和非法屠杀”等罪行。

根据柬埔寨共产党波尔布特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七日　《在柬埔寨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宣布柬埔寨共产党在国内国际正式公开庆祝大会上的报告》，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那么也就是说，只有16万人才是镇压的对象。即使是西方的逻辑，对这些人要“短、平、快”地迅速屠杀，也不存在“非法”屠杀的问题。

合法政权清理卖国贼、特务、凶恶的敌人，居然成了“非法”。

如果“强制转移、强迫劳动”是一种罪行，那么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则是最大的刽子手。将非洲的奴隶强迫迁移到地球的另一边，还役使他们劳动，造成2亿多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凶残的“强制转移、强迫劳动”罪。

在柬埔寨国内也有抵制审判的力量，曾经为红色高棉效力的许多军官现在还在柬埔寨政府正规部队里服役，包括首相洪森倒戈前也曾经是红色高棉的一名军官，“这关系到现政府的根基”。事实上，红色高棉历史的复杂程度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柬埔寨人权联盟主席凯克·加拉布吕在2004年表示：“审判红色高棉不符合任何一方的政治愿望。”因为很多国家、很多人，包括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都与波尔布特和红色高棉有过联系与合作，也就是说，他们居然是和这样的人在一直合作，是不是说明他们的品质也有问题？

（五）、极其危险的先例：

卖国贼建国合法，为民族独立而战斗的战士“反人类罪”

典型的只许州官点火，不许百姓点灯。

这样的审判回避了美国、越南、前苏联、泰国的战争责任，却审判抵抗越南侵略、抵抗傀儡政权的国家前任领导人。这意味着国家主权原则已经遭遇了最为彻底的破坏。

1、外国人审判柬埔寨人，柬埔寨是主权国家吗？

特别法庭法官的组成：“法官”和“起诉人”，由17名直接向柬埔寨王国政府首相洪森负责的、据说是并未受过“正规培训”的柬埔寨籍法官和12名外国法官分别来担任。内包括审判官5名（其中3名为柬埔寨人，1名法国人，一名为新西兰人）、分别来自柬埔寨本国及加拿大的检察官2名。

2、代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一小撮特殊利益的群体审判前合法政府领导人，而回避一切利益有关方，这是审判吗？这纯粹是闹剧。

审判的对象：根据审判法庭列出的名单，一共有5名红色高棉领导人将接受审讯，对于卷入屠杀和迫害的其他数千人则不予起诉。根据审判法庭列出的名单，一共有5名红色高棉领导人将接受审讯，对于卷入屠杀和迫害的其他数千人则不予起诉，更不用说什么审判美国了。

3、一个没有发言权的被审判者，是人类司法无法达到公正性的悲哀一例

我们根据媒体可以知道，对红色高棉的审判完全是单方面的，甚至他们出版的著作都受到密切的审查和注意。

审讯完全是单方面的。而且程序的正义性根本无法保证结果的正义性。

据乔森潘的资料，

问：在拜林你受到了人们的尊敬甚至保护。你认为审判开始后会有老百姓替你说话吗？

答：的确，这里的人尊敬我，他们相信我是一个好人，一个爱国者。但是我想，他们不可能公开为我说好话。因为他们有许多实际问题：首先，审判是在金边进行，如果他们去的话，要自己解决交通食宿费用，这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第二，他们有各自的工作要做，地要种，让他们放弃工作，放弃地里庄稼到金边，也不实际。第三，他们可能有顾虑，怕被戴上偏袒红高棉的帽子。我理解他们的难处，我不责怪他们，他们对我爱莫能助。问：你参加红高30多年，历尽艰辛和磨难，现在却一无所获。你对此是否感到遗憾？答：我是既不遗憾也有些遗憾。我不象波尔布特，到死都坚持认为一生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奋斗，没有任何遗憾。我这样总结自己的过去：我作为一个爱国者，能为柬埔寨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奋斗，这是我的光荣，对此我没有遗憾。我的遗憾，或者说忧虑的地方是奋斗一生，最后却面临审红法庭。我有四个孩子，一个在金边上大学，一个在拜林上中学。另外两个已经工作的孩子受我牵连，还没找到适当工作，在边境地区做小买卖。我没有钱，国外也没有亲戚，我没有能力送他们到外国。我太太前几年种点地，现在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我牵连了家人，我对孩子的未来感到忧虑。

司法审判不能回避“相关者”，是没有什么真相可言的。

中国历史上新朝代的建立必然伴随着对前一朝代的极力抹黑，至于后来达到了对该时代的正确认识，也是“利益相关方”逐步消失的结果。比如商朝的建立初期，对夏桀的丑化无以复加；到了西周的建立初期，官方对商纣的刻画也是越来越丑陋；西汉代秦、大唐代隋、元明清的更替，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中国历史上，只有一个政权没有按照这个历史逻辑行事，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他对后周的评价是正面的，正因为赵匡胤有如此的胸襟，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中才将“唐宗宋祖”并列。

什么是历史研究中的“利益相关方”，也就是说，在某场政治事件中由“零和博弈”的一方对失败的一方作出评价。而这种“零和博弈”往往意味着和该失败者有着重大利益冲突的人来评价剧烈冲突的事件性质以及失败者。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这种研究是不存在真理的，也没有任何公正性可言。首先做到公正的，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对于楚汉相争中失败方项羽的刻画，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爱的、富有人性化的形象。

因此，1978年12月，越军进攻柬埔寨，并于　1979年1月7日　攻占金边。纵使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的统治感到恐惧，但越军仍在不少投诚红高棉人士的引领下，成功瓦解红高棉政权，而投诚者也成为后红高棉时代的政府核心。而这个核心是谁？就是以洪森为代表的人民党政府。那么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那么其极力丑化前政权，就成为必然的现象。

4、我国应当明确宣示对越自卫反击战争的合理、合法性

我国应当公开对越自卫战争的正义性和正当性。

就在柬埔寨感谢越南入侵的不久，我国的官方《人民日报》报道了“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烈士及家属的抚恤”情况，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第一次公开地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烈士及家属的抚恤”。我们把这一点和柬埔寨的审判联系起来，不难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是在以迂回的方式暗示对越自卫战争的正义性和正当性。

但是这远远是不够的。从目前越南对南沙群岛疯狂占领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对越反击的震慑，越南侵占整个南中国海只是时间的问题。中国军队为何攻入越南？　1979年1月7日　越南在前苏联的支持下推翻了在柬埔寨推行毛泽东主义的红色高棉政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　朱锋　教授认为，这叫围魏救赵，希望对越南的打击能够缓和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行动。同时，越南还在国内展开针对华侨的排斥政策。中共因此极为不满，发动了这场战争。惩越战争在国际上最大的作用，在今天看来，就是彻底粉碎了越南一统中南半岛，将柬埔寨、老挝纳入版图，成为东南亚霸主，从而在中国南部建立另外一个反对中国的“苏联第二”的企图。

中国的立场依照的仍然是主权高于一切的国际法原则。也就是说，即使柬埔寨红色高棉真地屠杀了上百万人，那么这个政权的终结也是依靠本国人民。其他国家无权公开干涉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

我们知道柬埔寨共产党是从越南控制的印度支那共产党分离出去的。越南人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将老挝、柬埔寨、越南联合起来组建“印度支那”联邦。这个以越南人为核心的印度支那联邦意味着中国南部出现了一个亲近苏联、反对中国的大越南。越南的思维完全和苏联是一致的，就是“有限主权论”。但是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红色高棉打碎了越南人建立的“印度支那”联邦妄想。那么其出兵柬埔寨的合理性就完全建立在了“柬埔寨大屠杀”，而他是为了拯救柬埔寨人民的理论上来了。这一点与苏联在20世纪60年代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的行为是完全一致的。

一场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审判。其目标是彻底终结洪森政权的潜在威胁，其象征意义大于肉体上的意义。作用是论证历史上越南扶植的傀儡政权，韩桑林为首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来源合法性。

它的目的是肯定越南侵犯柬埔寨主权为形式的“人权高于主权”相似的谬论，实际上仍然是苏联时期遗留下来的“有限主权”论的一个现代变种。

这场审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是针对中国的，即冲击乃至颠覆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争的合法性。

这场审判之所以被国内很多人所关注，其作用就是将柬埔寨作为毛泽东的罪证，将柬埔寨的一切罪恶归结于毛泽东体制的支持、引导、昭示等作用，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进行审判。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四点，外交部发言人在2008、2009年两次答记者问中才把这个问题努力撇清与中国的关系。

3月9日　发言人朱邦造就如何处理柬埔寨前红色高棉领导人答记者问

问：中方对如何处理柬埔寨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有何评论？

答：红色高棉问题已经成为历史，如何对待和处理前红高领导人完全是柬埔寨的内政,应由柬政府和人民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中方对柬埔寨新政府不久前提出的旨在维护稳定、振兴经济的施政纲领表示赞赏。柬当务之急是巩固民族和解成果，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这不仅符合柬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应尊重柬政府和人民的选择，多做有利于柬和平、稳定与民族和解的工作。

09-02-17　问：有两个关于越南的问题。第一，今天是中越战争开始30周年，中国计划如何纪念这场战争？第二，目前有一位梵蒂冈官员正在越南访问，打算同越南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有人说，越南只有在中国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同梵蒂冈建交。你有何评论？

答：多年以前，中越两国领导人已就“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达成共识。目前中越关系发展良好，各领域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我们将坚定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也愿与越方共同努力，不断发展中越睦邻友好合作。

去年5月中越双方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国领导人保持频繁接触，经贸合作日益扩大，两国陆地边界勘界立碑工作如期完成，各领域交往与合作正在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扩展。中越两国发展平稳、友好的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我们对中越关系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方从不干涉别国内政，我们不会做你刚才提到的那种事。关于中梵关系，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问：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有报道说，朝鲜计划试射远程导弹，中方对此有何回应？第二，中方是否支持柬埔寨政府以“种族灭绝罪”审判前红色高棉领导人？有人权组织指责红色高棉政权是在中国的支持下犯下战争罪，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都能够认识到，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符合有关各方的共同利益。我们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彼此的关切，改善关系，增进互信，共同致力于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关于第二个问题，审判前民柬领导人是柬埔寨的内政，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尊重柬埔寨政府和人民的选择。

5、毛主义和红色高棉是有一定区别的。

毛泽东应该为红色高棉负责吗。

中国国内的媒体之所以关注这场异国审判，很多时候是因为它牵涉到毛泽东。因为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自称是“毛泽东学生”（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2页）1975年6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还善意地劝告他们，不宜这样做。波尔布特等人却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1页，《百年潮》精品系列丛书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波尔布特“毛泽东的学生”，也得到了现任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印证。　2007年4月5日　香港出版的《亚洲周刊》专题报导，洪森认为“中国文革的思想根源是毛泽东思想，波尔布特的思想根源于毛的思想，毛的思想在柬埔寨得到实践，但也证明是失败的”。

《党史文汇》2000年第1期记载，　1975年6月21日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等人，当波尔布特谈到我们注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研究和学习中国的经验，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时，毛泽东提醒说：不要完全照抄中国。鸠摩罗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给波尔布特30本印成大字的马、恩、列、斯著作，说：他们说得比我好。波尔布特高兴地接受，并表示要努力学习这些书，但也要继续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是月23日和27日，周恩来也两次在医院会见波尔布特。　8月26日　，周恩来又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和乔森潘等人，他特意谈道：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这里面有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对柬埔寨革命的基本立场上支持的。但是对柬埔寨的做法并不完全认同。毛泽东同志批评党内同志的时候，其经常性的委婉表达常常是“学习马列主义不够”等等，举动往往是建议多读马列或是送书给对方读。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也就说，毛泽东对红色高棉的做法并不完全赞成，而且认为他们的东西是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有疑问的，否则他不会建立他们读马列的书。这一点在文献记载中得到验证，毛泽东对波尔布特说“你们基本上是正确的。至于有没有缺点，我不清楚。总会有，你们自己去纠正。”

在对波尔布特的谈话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同时谈到了“时间问题”。我们注意到毛的谈话中特别提到“中国没有资格批评你们”，“以后五十年，或者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以及周恩来的告诫“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容易走的，中国现在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就说，路线斗争是一个缓慢的、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这完全可以看出毛、周潜台词中对红色高棉激进做法的委婉批评。

难道理论的来源要为其使用者发生的一切行为负责吗？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西方的十字军东征，死亡无数。十字军的思想属于基督教。我们是否听说过有人把这一切归结为基督教？纳粹采取的是极端民族主义、极权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是否有人听说世界把民族主义完全作为刽子手？

（六）大屠杀的数字完全是一场谎言

1、波尔布特是屠夫吗？

对于波尔布特的评价，可谓是截然相反。现在的柬埔寨政府指控他们是屠夫，应对他们统治时期20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负责，并称他们生活荒淫奢侈。而当地的老百姓则把他们描述成慈善之人，体贴关心老百姓，对老百姓的生活总是嘘寒问暖。正是在两个不同的标准上，才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形象。

红色高棉领导人对审判的认识：

（1）波尔布特临终前还认为自己“只是要斗争，不是要杀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

（2）乔森潘在被捕前还出版了自传，极力为波尔布特等人辩解，声称他们是在寻求社会正义。2009年2月，乔森潘发表了《对截至到民主柬埔寨时代的柬埔寨历史的思考》，以维护红色高棉的历史功绩、总结历史经验和阐述柬埔寨未来发展道路为主要目的。并且质问，“1970年发生推翻西哈努克的政变后，如果当时没有红色高棉领导的抵抗运动的顽强斗争，柬埔寨早就落到越南之手，那就不会有后来的柬埔寨四方谈判，不会有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协议，不会有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柬埔寨，也就没有今天的柬埔寨。”“红色高棉究竟是好是坏，人们可以进行评说。但是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坏到“灭绝种族”的地步。他们在保卫国家主权、争取社会正义的战斗中最坚定勇敢，他们厌恶腐败，厌恶有权有势的人欺压穷人，特别是欺压农民的行为。他说，柬埔寨和平进程中失去红高棉这股力量，就失去了力量平衡。他反问道，如果红色高棉“灭绝种族”，为什么他们是抵抗力量三方中战斗力最强，取得累累战果的核心力量呢？对于发生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大屠杀”，乔只是表示，在抗击外国侵略者和推翻不公正社会的斗争中，我们也要打击一些柬埔寨人，这些人与外国侵略者和不公正社会有着共同利益。但他同时也表示，他至今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会伤害到那么多朴实的老百姓。”书中还说：“美国要培植一个社会阶层，这个阶层的人膜拜美金、崇尚美国、反对柬埔寨的独立、中立政策，并发动政变摧毁了这项政策。这个社会制度在　1975年4月17日　被红色高棉彻底打倒。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机构出现后，这些东西又慢慢死灰复燃了，到今天已蔓延到全国各地。以香港和台湾为代表的外资公司卷土重来后，所作所为比过去更加变本加厉。他们勾结政府权贵和封建地主，肆意掠夺老百姓的土地，乱砍乱伐森林，造成柬埔寨人民失去田地庄园，离乡背井，流离失所，漂泊到城市里乞讨，或者冒险跑到泰国、马来西亚、韩国、台湾等地去谋生。我们的青少年儿童跌入毒品和黑社会人口交易的地狱，惨死在艾滋病的传播之下。而他们不但把收敛到的不义之财转移到海外，还在柬埔寨大肆挥霍享受，腐败现象已经蔓延到全国。金边的各条街道处处可以看到各种品牌的铮亮汽车，有时交通一堵就是好几个小时。洞里萨河两岸的一家家豪华的餐馆和舞厅天天灯红酒绿，从来不用担心没有客人光顾。大小政府官员和军官，富豪大款挥霍无度。柬埔寨在过度开销，而把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债务和利息留我们这一代人和后几代人买单偿还。很显然，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的国家必亡无疑。”

（3)英萨利也一直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在今年10月去泰国体检时，他对记者说：“我没做错过任何事。我是个谦和的人。我相信做善事。我甚至(在红色高棉政权时期)行善，救过几个人的命。”

2、数字游戏，一场20世纪的数字大骗局

根据我国《国际统计年鉴》（1995版)的统计，柬埔寨

1979年到1975年，整个柬埔寨流失了近155万人口。注意如果这个统计是准确的，这个数字的减少只是意味着人口数量的绝对值减少。

通常人口的减少是有以下原因：一是战争，二是饥饿和灾荒，三是内部处决。

整个印度支那地区没有严格的边界。民众的流动非常频繁。越南人口从1973-1975年以每年净增100万的速度增加，但是到1975-1976年的人口突然猛增了近270万，除了本身自然增长的约100万以外，大约有170万是非常以外的人口增加。如果说人口的基数变大了，增加的人口会呈函数增长，但是从1976年开始，基本上按照每年100万的数量增加（除了1979年因为战争因素没有达到100万人口增加以外）。说明从1973年到1980年，越南的人口以平均每年净增100万人口的数量增长。越南在1976年的人口突然增加的270万中有100万本国人口增长，那么剩下的170万应该有相当的比例是从柬埔寨逃亡过去的越南裔，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从老挝躲避战争去的难民。这一点在2002年柬埔寨总理洪森的一次讲话中可以得到验证，越南偷偷地把本国人向柬埔寨的边界地区移殖。

再看泰国，从1973到1980年泰国的人口变动幅度较小，但即使是这样，泰国仍然容纳了大量的柬埔寨难民。

根据波尔布特的报告，1977年9月的报告称柬埔寨有近800万人口。在该党的报告中，只把百分之二的人视为敌人。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人口线索。也就是说，尽管柬埔寨的实际人口数量在减少，但是民主柬埔寨政府仍然把逃亡到越南等国家的难民作为本国公民纳入统计数据，因而才有1977年《国际统计年鉴》679万和波尔布特中近800万人口的差异。因此，除掉由于战争、饥饿、自然死亡、疾病等因素以外，实际上被政权处决的人数应当在16-20万左右。

这一条，在民主柬埔寨政府1979年的一次报告中说，其人口为800万。也就说，实际上减少的人口在10万到20万左右，逃亡到外国的人口仍然在统计范围内。（原载瑞典杂志“Clart”, No.2, 1997；杭新英译）

有一条权威的数据说，据不同的统计，死于红高棉管治的柬埔寨人为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占当时人口的约五分之一。当中五万至十万人是被处决。这个说法的后一条是真实可靠的，因为根据波尔布特1977年9月的报告称柬埔寨有近800万人口只把百分之二的人视为敌人，应当坚决采用无产阶级的专政手段。但是说“死于红高棉管治的柬埔寨人为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占当时人口的约五分之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所谓的120-300万实际上多数并不是死亡了，而是逃亡到了越南、老挝、泰国等周边国家。柬埔寨正式签署协议后，越南向柬埔寨遣返了120万的难民，这个难民数量恰恰就是被西方专家“判决死亡”的人口。

3、数字统计是一项耗费巨大的政府性行为，不是依靠少数仇恨者的记忆来完成的

如果我们把红色高棉时期死亡人数作为一种历史考据工作，那么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缺乏准确的事实依据以及缺乏正反两方面口径的情况下，历史真相的考据很容易陷入“混沌加倍”状态。

如果混沌水里，加上面粉，水会混一倍，如果再加上沙子，水的形式仍然是混的。也就是说，在一件事实的混沌状态下，在缺乏真相的情况下，缺乏理论依据和权威统计的资料、舆论只会加剧红色高棉时期死亡人数的争论，反而距离真相更远。

我刚才说过，在历史当事人都存在，以红色高棉缺席为主要特征的真相探索中，真实的统计数字被掩盖在胜利者的绝对话语霸权中，根本没有复原的希望。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去掉最高数和最低数后的平均数”最接近真实情况的处理方法。也就是说一个歌手参加比赛的过程中，判定歌手最终得分的规则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然后取平均分”。但是这个方法的使用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允许打最高分和最低分评委在评分体系中存在表达的权利。

但是我们现在却看到，舆论几乎是一边倒地指责，并编造出各类不同的数字，从最低的40万，到最高的300万，到目前很多人认可的一百万。这些差别悬殊数字的本身就反映了屠杀事件“评委”立场的多样性。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定性的区别，就是“至少有100万人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包含的意义很多，包括战争、饥饿、杀戮等多种可能。

柬埔寨档案中心负责人表示，“这标志着柬埔寨官方正式成立了审判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该中心收集整理了大量有关红色高棉暴政的材料。审理该案所需的5630万美元资金大部分由捐献者筹集而来。

据特别法庭称，从1975到1979年红色高棉执政的几年里，柬埔寨至少有1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该国总人口只有700万人。

红色高棉的革命试验换来的是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倒退，尤其是以生产大米为基调的农业国建设使物产丰饶的柬埔寨竟然满足不了公众的温饱，饥饿、过度劳作造成了大量百姓的死亡。长期以来，该时期的死亡人数统计一直争议很大，波尔布特临死前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是80万，洪森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是70万，而目前估算最高的是200多万，耶鲁大学大屠杀研究项目在对红色高棉执政前后人口统计以及执政前连年内战造成的伤亡和生老病死等因素进行谨慎的研究后，认为死亡人数当在170万左右，占该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

随着边境冲突及有大批柬埔寨难民涌入越南，1978年12月，越军进攻柬埔寨，并于　1979年1月7日　攻占金边。纵使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的统治感到恐惧，但越军仍在不少投诚红高棉人士的引领下，成功瓦解红高棉政权，而投诚者也成为后红高棉时代的政府核心。其后赤柬势力撤往西部，并控制泰柬边境附近地区近十年。他们受到泰国军队的非正式保护，而资金大多来自走私钻石及木材。

在苏联的扶持下，越军的入侵后，成立“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当时的中国、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对此不满，透过向联合国的投票，仍承认红高棉政权为柬埔寨的合法政府。这也成为日后引发中越战争的一大潜在诱因。

根据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非常符合柬埔寨政治报告中提到的专政“百分之二”的数字。

据不同的统计，红高棉管治期间的死亡的柬埔寨人估计在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占当时人口的约五分之一。当中五万至十万人是被当局处决。

如果说除了这5-10万以外的非正常死亡都算到红色高棉身上，那么红色高棉可以说替美国的侵略、封锁，越南的侵略等行为支付、担负了所有的帐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