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昭南岛纪实补遗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

在新加坡主流著述里，李光耀在昭南岛时代的生活，尤其是替日本统治者做了些什么样的工作，语焉不详。这种缺漏挑战了自诩诚实，与透明度高的新加坡形象。

何维炽《李光耀的第一份政府工考》质疑：何以在《李光耀40年政论选》、《李光耀图片集》和《李光耀回忆录》的有关生平纪事年表和内文中，李光耀在新加坡日治时代的工作单位和职务，会有三种不同版本的说法，虽然出版者是同一集团？

一个简单的李光耀工作性质问题，为何不能够光明正大的清楚交代？是否有什么不体面的难言之隐？这是有必要破解的历史疑问。

根据回忆录的纪实，其中的大慨情况是：

‘祖父的朋友下田给我在这个日本人当道的新世界里，安插了一份书记工作，日常工作是誊写内部文件，同时负责跟其他日本公司通信联系。六个月之后，由于纺织品来源少，下田不得不结束营业。他把职员遣散。

下田公司关门后，我在莱佛士坊的另一边找到一份工作。这次是在一个控制米油糖盐等粮油和调味品以及烟草、香烟的“组合”担任书记兼打字员。 我在这个“组合”里工作了八个月左右。

1943年末我在《昭南新闻》上看到日本“报道部”(即日本新闻或宣传部)刊登的一则征聘广告，要聘请几个英文编辑。报道部设在国泰大厦，主持是美国日本人，日本军政府里的一个文官，有大尉官阶。我的职务是处理同盟国通讯社发出的电讯，包括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中央社和塔斯社的电讯。它们是用莫尔斯电码发出的，由马来族无线电操作员负责接收。我必须辨认这些字，并根据上下文，把缺的宇填上，就像猜字谜一样。接着，我把各个战线发来的电报分别整理成新闻稿，然后从国泰大厦顶层送到底层，由那里的工作人员修改后送去广播。我从1943年末开始工作，到1944年底为止，前后工作了大约15个月。

与此同时，1944年我加入了黑市经纪人活动的行列，学习怎样囤积各种物品，尤其是价格低廉的小首饰。买下后，搁上几个星期再卖出去，价格肯定会上涨。如果你有好的关系，钱是很容易赚的。我母亲认识不少过去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在新加坡粮食日益匮缺的时候，需要变卖首饰和房地产。像我这样的经纪人，就会把这些东西卖给另一些人。这些人希望把东西卖给急于把香蕉票转换成较有长久价值的东西的日本平民，或是把它们送给负责发出合同的日本军官。

1944年5月，日本军队尝试从缅甸攻入印度，却在英帕尔和科希马两地受挫，日军弃甲而逃。当英军向曼德勒挺进，并沿着若开海岸南下时，我敢肯定，英军不久将会以同样的方式，沿着马来半岛大举推进。英军要收复新加坡，必须同日军逐街逐屋战斗到底，造成平民的惨重伤亡。

我觉得最好趁局势还很平静的时候离开新加坡。我可以向报道部辞职，没有人会怀疑我的动机。于是，我请几天假，北上马来亚，要了解哪一个地方比较安全。我这次旅途的全部费用，就靠半打锄头卖来的钱。这半打锄头是我从新加坡买来的，脱手时赚了一大笔。我乘火车回新加坡时，买了一篮漂亮新鲜的蔬菜，都是新加坡无法买到的。

我一回到家，就跟母亲商量，我们认定最好是搬到金马仑高原去。第一步是把纳福路的房屋的租用权卖给一批在“组合”工作的日本人。他们付给我们为数相当可观的6万元香蕉票，好让我们迁出，把这座租金受统制的房屋移交给他们。接着，我向报道部递交了一个月的辞职通知。

后来，我跟一个名叫刘友霖的上海人合伙搞生意。我们能够从日本公司和驻扎在新加坡的日本部队那里找到一些零星的工作。为了扩大我们同日本平民方面的接触范围，我们也跟一个叫做影山的合伙。他是一个日本平民，充当日本大公司、军部和本地供应商的中间人。他和我相辅相成。刘友霖有建筑专长，而且跟我们所需要的二手承包商、木匠、石匠和砌砖工向来有联系。我们三人合作，生活过得相当不错。我继续做黑市生意，凡是可以买卖的东西我都乐意充当经纪人。’

1、《李光耀的第一份政府工考》对报道部，李光耀的工作单位有详尽讲述：

‘日本新闻社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日本同盟通信社南方总局、总社的所在便是新加坡的国泰大厦。日本军政府的电台，是日本军政府管辖的昭南放送局，总局设在国泰大厦十六搂。

报道部的正确名称应是：陆军报道部，是大日本皇军大本营旗下陆军参谋本部的情报部 INFORMATION DEPARTMENT，此英文名词并非回忆录中文版本所翻译的所谓“日本新闻”！。其下管辖的是：第五课(俄罗斯情报)、第六课(欧美情报)、第七课(中国情报)、第八课(谋略宣传)等。这些都属情报、谋略组织。

报道部的前身乃陆军省新闻班，其任务乃：为戦争顺利进行、负责计划与实施针对内、外及对敌国的有关宣传报道。陆军报道部内并非全部人员均穿着军服，穿着便服的便需戴上臂章，以资识别。

日本新闻社，日本军政府电台，陆军报道部，这三个日本人机构、原来都有着共同的工作标的！那便是协同进行电波战！电波战是二次世界大战时对心理战、思想战、广播战、谋略宣传战的称谓。利用广播节目内容、去影响邻国/敌国的无线电广播，是两国战争中的新战场！以深藏计谋的国际广播，去达到谋取自身国家利益之目的者，这种崭新的技术理论、当时称为谋略宣传( PROPAGANDA)。’

2、李光耀在日本人的谍报局工作了大约15个月，也就是说，李光耀在知道了1944年6月6日的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并且意识到世界格局即将改变之后，立即见风使舵的改弦易辙，离开了陆军报道部。

3、日本人的谍报局工作是一个极度机密的差事，既便真的是通过广告公开招聘，也必定有一个十分严密的保安检查程序，换言之，日本人对李光耀的忠诚可靠完全没有疑问。或许，李光耀身为来福士学院的杰出学生，原本就是日本人有意重用的在地人才。因此，这段历史应该是说：日本人重用李光耀，李光耀也乐意效忠日本人。

4、日治时代，身份非常重要，所以李光耀随身佩戴的陆军报道部臂章，在当年必定是一个极为珍贵的护身符，为李光耀提供了不少生活上的自由和方便，尤其是对黒市买卖交易活动的无往不利更为有益。这是说，黒市里的黑白人物既便不知道李光耀是谁，也得给佩戴陆军报道部臂章的李光耀十分的尊敬。

5、回忆录提及与上海人刘友霖和日本人影山一起合作，为日本公司，日本军部，和其他日本人客户，承包工程、提供木匠、石匠和砌砖工等服务。但是，其内却完全没有提到一位对李光耀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黒市交易合伙人。此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李光耀在昭南岛时代的财富主要是来自黒市买卖，而不是其他业务，当然，或许其中还有其他不为外人道的发达际遇。

这一段不知何故被缺漏的历史是可以从James Minchin （1986）的著述中补遗。

‘在讲述李光耀为何能够登上大不列颠号一事中，作者否定李光耀在日治时期是英国人奸细的夸张说法， 认为一个较平实的理由是，李光耀得益于和陈崇秋之间的关系。陈崇秋是李光耀母亲蔡金娘的一位房客，日治时期寄宿在李家在纳福路住所，所以和李家有同一屋檐下一起生活的熟落关系。

陈崇秋是日本人的共谋者，在日本人离开之后这名汉奸不敢再在海港局出现。随后，李光耀接手陈崇秋留下的承包货物搬运生意，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益。李光耀就是在这一个在海港局的工作过程中，找到一个有办法的英国运输官员的帮助，为他在离开新加坡港口的运兵船上谋得一个舱位。’

由此来看，李光耀经营的黒市生意，应该是由蔡金娘认识的‘不少过去富贵人家的太太小姐，她们在新加坡粮食日益匮缺的时候，需要变卖首饰和房地产’作为起点，在拿到要变卖的事物之后，再由陈崇秋提供日本人买家的渠道，而李光耀就是游走在买家与卖家之间进行交易，所以李光耀说‘如果你有好的关系，钱是很容易赚的。’

6、回顾英国人投降后社会出现掠夺，货仓遭洗劫的经历，不难发现，在破旧立新之际约14天的无政府状态情况下，一个发财的大好机会是到海港局和其他的货仓随意掠夺，也就是说，谁人知道货仓在那儿，又有人力和搬运资源，就可以把他人的财物搬走占为己有。对消息灵通兼有头脑的机会主义者来说，那可是天赐良机，大发灾难财的美好时光。

精明干练的李光耀不知道有没有，也把握了这种发大财的大好机会？坊间对一些在战后无端端发达的富豪有种种的传说，比如，在捡破烂时，不小心的捡到了金银珠宝等等的说法。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来自战乱时候的钱财多是不义之财，自然也就不提钱是从哪里刮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