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新时期海外华人与华媒呈现结构性变化
作者：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 程曼丽
◤近日，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应邀在武汉大学发表演讲。她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陆移民人数的持续增加，新老华人、华文媒体此消彼长，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新移民及其所办媒体，应当成为中国全球化思维或布局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根据史料记载，自秦汉起就有中国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的人数逐渐增加；鸦片战争以后则开始出现移民浪潮。早期移民大多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移民至东南亚地区居多）。
二战以后，根据中国政府与移民所在国政府为解决其双重国籍问题签署的协议，来自中国的移民大多加入所在国国籍，成为当地华族公民中的一分子。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逐渐放宽移民限制，遂出现新一波世界性的移民浪潮。
1978年以后，中国大陆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外派留学生的工作得以全面恢复。随着大陆移民人数的持续增加，新老华人、华文媒体此消彼长，出现了结构性的变化。
华人群体结构的变化
香港《星岛日报》在海外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都始于此时。1978年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定居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为了区别于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研究者通常将这一部分群体称为新移民。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海外移民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港台移民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
在美国，从1991年到2002年，大陆新移民人数每年增加三至四万，2002年新移民人数为61282人，台湾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
1997年以前，香港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从1998年起，中国大陆取香港而代之，成为加国最大的移民来源地。
到2002年，加拿大新移民人数已近30万。在澳大利亚，从1993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中国大陆新移民数量激增，从2740人增加到8784人；台湾移民人数增幅不大，从785人增加到881人；香港移民人数锐减，从3333人降至1125人。除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南美、东欧、非洲等地，也出现了众多的大陆新移民。
与港台移民不同，大陆新移民是与祖国或祖籍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群。它们来自中华民族的中心区域，与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最为接近，对它的认同意识最强。
新移民虽然来自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域，却是以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础上的普通话作为通用的标准语，以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汉字简化字作为通用的文字符号，这是他们与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的最大区别。
如果可以将后者所代表的文化称为小区域文化的话，新移民群体代表的就是大区域文化，或者“根”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新移民是否加入所在国国籍，“他们”与“我们”在文化认同上没有根本性的差异。
华文传媒结构的变化
新移民出现以前，海外华文报刊大多为港台移民所办，由于华人人口有限，这些报刊只能维持着最低限度的发行，前景并不乐观。
新移民的大量涌入，使这种情况得以改变。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大陆新移民开始创办报刊，90年代以后，此类报刊数量不断增加，很快超过了港台移民报纸。
据统计，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30多家华文报纸，其中70％为大陆新移民所办；在澳洲，80年代只有悉尼出版的两三家华文报纸，目前已增至20多家，绝大多数为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30余种，其中80%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新移民大多出生于中国大陆并长期在此生活、工作，对国内信息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为了适应这种需求，新移民报纸大量刊登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包括它的经济发展情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等等，使得“大陆风”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很快蔓延开来。
事实上，这些信息不仅为大陆新移民所需要，也为长久以来与中国大陆相隔离的港台移民、以及有意来华投资的其他人群所需要。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港台移民的报纸纷纷开始刊登中国大陆的新闻信息，增加相关内容的转载量。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还在版面风格上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
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美国《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不变的风格，变直排为横排。三天以后，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也改为横排。为了适应海外华人受众多元文化背景的特点，大陆新移民所办媒体也尽量避免内容、观点上的冲突，重在“服务当地华人”。
这就使得不同政治派别、不同立场传媒之间的相异性大为降低，相同性的一面得以凸显。
值得称庆的是，在许多与中国有关的重大事件上，如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下水，中国举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神舟”一至十一号的发射成功等，都能在海外华文媒体上形成共同的关注和一致的舆论；反独促统更成为海外华文媒体的共同呼声。总之，在海外华文传媒中，“合”的趋势十分明显。
在海外华文传媒逐渐融合的同时，中国国内媒体也在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部署，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它们或在海外独立创办媒体，或以参股、并购、投资的方式创办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文化传播机构，以全面提高中国新闻信息产品的落地率、覆盖率与影响力。这些媒体播发的信息不仅为当地华文媒体引用，也成为当地主流媒体的信息源。
国内传媒的新举措——由“借船出海”到直接“出海”，打破了“海内”、“海外”既有的界定与界限，将华文媒体融合贯通起来，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而互联网以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在华人群体中的使用，进一步突破了海内外华文媒体的时空界限，为华文传媒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
既然海外华人、华媒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就应当从变化中重新认识他们。
长期以来，由于海外华人、华文传媒与祖国或祖籍国的特殊关系，这一群体始终是我国政府“统战”与“外宣”的重点对象。先以统战工作为例。
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政府将“华侨上层”列入统战工作的范畴，此后召开的历次统战工作会议，对于“华侨”的外延与表述均作了相应的调整——1981年的表述为“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2000年的表述为“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2006年沿用这一表述至今。
从时间上看，除了“华侨上层”仍为老一代移民外，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的“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绝大多数为大陆新移民，“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更是如此。如前所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的海外移民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港台移民数量逐渐减少，大陆新移民数量持续上升，势头至今未减。
从族群归属和文化认同的角度看，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与未移民的中国大陆人无异，都是这片土地上他们父辈的子孙，是由这个“根”延伸出去的支系。他们中的许多人走出国门后，不但没有产生疏离感，反而进一步增强了对祖国的向心力。
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华侨”的属性和定义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传统的统战思维就值得反思了。按照一般的界定，统战（统一战线）是指不同集团的人为了相同的目的结成的共同阵营。
从中可见，它是一种主体见诸客体的行动，词义本身就带有内外、远近、亲疏、敌友的战略战术色彩。对于老一代港台华侨而言，统战思维是必要的，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区域，有着与我们不同的制度背景和政治倾向性，化敌为友方能掌控大局、稳操胜券。
新移民本身就来自中华民族的大区域，因此，面对他们的工作不应当是“化”和“统”的问题，而是如何确认他们的身份、地位，调整与他们的关系状态，让他们在中国发展的整体格局中作为有机体发挥作用、产生合力的问题。在“华侨”群体内部结构持续发生变化的当下，这种观念的转变非常必要。
2015年5月18日，中央召开了十八大以来的首次统战工作会议，会议规格也由“全国”提升为“中央”。这意味着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将统战工作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形成了“大统战”的思维格局。这一思维格局对于传统统战思路的调整将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此外，面对海外华文传媒的“外宣”观念也应进行必要的调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宣传管理强调内外有别，鉴于海外华文传媒所处地域的特殊性，它显然属于“外”的范畴，被作为大陆媒体的信息“二传手”和“走出去”媒体的借力对象。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间，国内有不少媒体采取“借船出海”的战略，与所在国华文媒体共同创办当地版或专栏专题，形成“报中报”的格局。
这种合作方式不但使当地华文媒体获得了内容上的支持，也帮助国内媒体将触角伸向更远的地方。如今国内实力雄厚的大媒体纷纷到国外创办报刊、整频率电台和电视台，各种新闻信息也源源不断地由此发出，渐成声势。
相形之下，曾经的被借之“船”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正是一些海外华文媒体既喜且忧的地方。事实上，如果将海外华文媒体作一个细致的区分，我们就可以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移民报刊，很多都是大陆文化工作者或媒体人走出去创办的，所聘记者也多为大陆留学生，如果忽略地理上的距离，这些媒体与国内媒体没有太大的差异。
就其性质而言，它们不是跨国跨文化的媒体，而是跨国同文化的媒体，是我们自家媒体在海外的延伸。而它们优越于我们的地方恰恰在于，它们身处异地，能够以所在国受众乐于接受的方式对中国大陆的原始信息进行再编码，帮助我们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
鉴于此，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应当进一步调整观念，强化“自己人”意识，在信息内容方面给予它们平等对待和重点支持——毕竟它们身处国外，面临多样化的信息来源，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提供可靠的信息，传播效果将会大打折扣。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全球化思维或布局中，新移民及其所办媒体应当成为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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