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印度土改成了头号政治豆腐渣工程

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资源禀赋， 印度远远好于中国。

中国国土面积虽大，几乎达到印度3倍，但其中有大面积的崇山峻岭、海拔上千米的高原和荒漠，平原只占少部分。山地、高原、丘陵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66%，平地约占34%，全国近70%的县区分布在山区，海拔500米以下地区仅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16%，海拔1000米以上地区占65%，全球高于8000米的12座山峰中，中国就有7座。

中国地形

而且，中国降水空间和时间分布不均衡，水旱灾害频发，公元前206年至公元1949年的2155年间发生的较大旱灾就有1056次，平均两年一次；有的干旱甚至连续10余年，明朝天启七年至崇祯十四年（公元1627~1641年）黄河流域就连续干旱15年之久，成为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这样的自然条件使得中国第一个成型的国家政权——夏朝就诞生于治水斗争中，卡尔·魏特夫等人更干脆将中国称作“治水社会”。

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卡尔·魏特夫将整个世界划分成“治水社会”和“非治水社会”

相反，印度国土面积中，平原约占43%，海拔高度几百米的台地和缓丘约占28%，丘陵占18%，山地仅占11%。由于地形结构有利，印度50%以上国土为可耕地，而全球陆地面积中可耕地仅占10%，中国可耕地占比与全球平均水平接近。结果，国土面积仅有中国的1/3，人口少于中国的印度纯耕地面积一度比中国多将近一倍。在新中国和独立印度起步之初的1950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3.27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占有量的1/3，加拿大的1/17，美国的1/8，苏联的1/7，法国的1/3，印度的2/5。

到2008年，中印两国耕地面积分别为1.2172亿公顷、1.5650亿公顷，印度比中国多29%。印度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光、热、水、土条件更优于中国，印度年降雨量1100毫米，大部分国土可以一年三熟，全国涵盖了世界所有类型农业气候地带，拥有世界60类土壤中的46类，中国古人就早已用羡慕的笔调描述印度有“四时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拥有如此资源禀赋，倘若印度能够如同大陆或台湾那样推行成功的土改，必能为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南亚地形图。印度地形以恒河平原和德干高原为主，地形整体比较平缓

印度官方也不是没有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相反，国大党主要领袖尼赫鲁等人倾向费边社会主义，很早就与国内外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较多来往。著名的柯棣华大夫所在的援华医疗队就是尼赫鲁应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请求而以国大党名义派出的，尼赫鲁1927年访苏和1954年访华时都颇受感染，1954年访华见闻对他影响尤为显著，回国第4天就公开表示，自己心目中印度未来前景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并推动翌年4 月国大党年会通过《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

1954年，尼赫鲁携女儿英迪拉·甘地访华

国大党及其领导层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就提出要推行土改，其后又不断充实丰富。且国大党早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就领导独立运动并陆续赢得了一批地方政权，独立后又长期执掌国家政权，占据了将其主张付诸实施全国推广的有利地位。1936年，在印度国大党会议上，1929年起担任主席的尼赫鲁声明：

“我相信，解决世界和印度各种问题的唯一关键出路在于社会主义，……除了社会主义以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可能消除贫困，消除大规模失业，消除堕落和消除印度人民的受奴役状态的途径。它包括对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进行广泛的革命性变革，消灭大地主和资本家阶级，消灭封建和专制的印度土邦王公制度。”

1936 年4月，在勒克瑙召开的印度国大党第四十届年会上，印度国大党提出一项土地纲领，明确提出“国家最重要和最紧迫的问题是农民惊人的贫穷、失业和债务，这些基本上是由于过时的和压迫的地权制度和田赋制度，……”次年，按照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国大党就通过第一次大选在英属印度11 省中拿下7个省的政府执政权，1939 年又增加到了8个。1945年9月20日，印度国大党在圣雄甘地和尼赫鲁领导下举行孟买会议，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印度实现自治的建议，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同年9 月、11 月，国大党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开会讨论土地问题，还提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组织合作社”和“取消国家和实际耕种者之间各类中间人地主”的土改方针。

独立之初，国大党领导的印度中央政府就开始推行土改，1953年还为此专门成立了土改委员会，并在印度宪法里加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类型国家”这样的字眼。但国大党本系英国殖民政府高级文官艾伦·休谟创建，从创建之日起就多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富裕知识分子、富裕阶层和农村地主之类“高等印人”中发展成员，本身就代表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如同在大陆时期的中国国民党政权、当今的菲律宾政权一样，无法真正对自己的统治基础——地主资产阶级集团下手，正如尼赫鲁在《自传》中自己承认的那样：

“国大党是纯粹的民族主义团体。它包括很多中等柴明达尔和若干大地主。它的领袖……不想做出导致阶级冲突或刺激地主阶层的事情。”

加之印度政体掣肘，以及国际反共势力阻挠，印度土改历时30 余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消除了殖民时代印度农村土地层层转租的现象，农业生产增长率也比土改前明显提高，但土改总体上最终还是沦为“印度国家发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引用张文木语），成为印度农村、乃至全国贫困问题的最大根源。1990年代，印度农村人口3/4为无地少地农民，贫困线以下人口中40%为无地农民，45%为边际农民（少地），7.5%为农村工匠，这三部分农村人口合计占全部贫困人口的90.5%。

从纸面上看，印度土改堪称“完备”，先后规定实施了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制度、地主土地赎买制度……台湾土改的要素，印度无一遗漏；但和印度其他重大政治和经济决策一样，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成为印度土改的特征；除了废除柴明达尔制度还算成功之外，减轻地租和保障租佃关系、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制度等其余主要改革措施基本上没有落实。

国家犯罪记录局1995～2012年的农民自杀人数

以旨在消除土地过度集中现象的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制度为例。

1955年，由于对土改进展的速度和成果都不满意，尼赫鲁提出并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授权邦政府规定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和分配超额土地；

国大党政府1959年1月通过实行土地限额制度的决议；

1961年末宣布各邦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律，规定超出限额的土地由国家交给村评议会，并由村评议会分给无地少地农民或农业合作社耕种；

1971年8月，印度中央土改委员会又规定以五口之家为一个分配单位，最高限额为最好土地10英亩至最劣土地54英亩之间；……

与上述政策相配套，印度政府还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其他旨在扶持中小农户的优惠政策，如规定耕种面积不超过8英亩、年收入在10万卢比（约合2300 美元）以下的农户免交所得税等各项税收，等等。类似原则还推广到了废除柴明达尔制度的工作中，政府在为废除柴明达尔制度支付补偿时奉行优惠小地主而限制大地主的政策，付给小地主的多数为现金，作价也高于大地主。

2014年9月，印度旁遮普邦的农民发起抗议示威

但所有这些措施效果如何？

1955年提出并通过土地持有最高限额制度时，尼赫鲁的“帝师”马哈拉诺比斯估计这项制度能征收6000万英亩土地，计划委员会估计能收缴3760万英亩剩余土地；而直到22年后的1977年7月，印度全国被确认的超出最高限额的土地总共只有404万英亩，其中已经征收的只有210万英亩，已经分配的约129万英亩，占印度全国耕地总面积的0.4%。而且这点土地也并未全部分配到少地或无地贫苦农民手里，而主要由富裕农民占有。直到1990 年代后期，也只有303.4万公顷（合758.5万英亩）土地被确认为剩余土地，仅有计划委员会原来估计数量的1/5，是马哈拉诺比斯估计数量的13%。其中政府掌握的剩余土地只有268万公顷（670 万英亩）实际分配下去的土地为213.8万公顷（534.5万英亩），大约546.4万人受益，平均每人分得0.978英亩。

2004年中国学者温铁军在印度农业大邦比哈尔邦考察时，发现该邦直到1980年代仍有占地上万英亩的大地主，直到2004年他考察时仍有占地超过2000英亩的地主，即高达当时当地法定占地上限（25英亩）80倍以上，以至于该邦8000万人口中无地农民至少占20%之多，地主占有的土地也是20%。相应的，比哈尔邦贫困和文盲人口在印度也“独占鳌头”，又是印共（毛）等反政府武装活跃的地方。而论自然条件，比哈尔邦本来相当不错，地处恒河平原，雨热同季，物产丰饶，土地和矿产资源在印度各邦中均名列前茅，英国殖民统治之前其小麦出产便驰名印度市场，要不然也不会成为佛教和耆那教发扬光大的地方和阿育王都城华氏城（巴特那）所在，拥有释迦牟尼悟道的菩提迦雅和“亚洲第一所国际性大学”、玄奘大师求学之地那烂陀寺等众多佛教圣地。

印共（毛派）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