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雪飞 · 2016-07-07 · 来源：察网
【摘要】美国驻印尼大使马歇尔·格林及其他美国高级同僚参与了1965年至1966年的大屠杀行动，部分已经记录在档。格林和其他美国退休的外交官和中央情报局官员于1990年承认，他们向印尼将军们提供了数千名印尼共产党在全国、地区和地方的领导人的处决名单。
六、赫鲁晓夫主义，是印尼大屠杀的变相帮凶
在蓄谋已久的血腥的大屠杀面前，印尼共产党毫无还手之力，领导人艾地、鲁克曼，约多等人要么早被绑架，要么素手无策、四处躲藏并最终都遭到杀害，印尼共这个拥有二千万支持者的世界第三大共产党，几乎毫无抵抗地就全军覆没了，印尼革命遭受惨重失败。
1966年，苏加诺被逼移交了总统行政权力，苏哈托在美国的帮助下开始了长达32年的军事独裁统治。1966年3月12日，苏哈托以总统名义颁布他的第一项法令：在全国取缔印尼共产党及其属下的群众团体。此后一直强力抵制镇压共产主义。
印尼共领导层有个致命弱点，虽然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亲近中国，但是也深受苏联影响，其中致命问题就是接受了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中共中央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先后发表的九评。九评中的第八评，题为《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文章结合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汹涌澎湃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实际，系统论述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批驳了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论”。中苏两党在思想理论问题上的分歧，就是起源于这个问题。据930事变时时任新华社雅加达分社社长张海涛的介绍，对于中共中央发表的九评中的其他人评的印尼文本，印尼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都及时全文或者详细摘要地予以刊载;但是单单对于我们送去的这篇八评的印尼文译本，该报却拖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把文中的精华——关于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的部分几乎全部删去后，才予以转载。他们这样做与当时印尼共在国内的处境有关，但主要是反映了印尼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印尼共平时在指导思想上就抱有依靠苏加诺“和平过渡”的幻想，没有切实做好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镇压的准备;在苏哈托率部进城、白色恐怖即将临头、人民革命事业处于千钧一发之时，又幻想依靠实际上已经失去兵权的苏加诺出面“政治解决”，侥幸过关，没有立即做出领导全党反击白色恐怖的战略部署。你不准备拿刀，敌人就要举起千万把刀向你杀来。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就是如此铁面无情。由于党的最高领导层在这种关键时刻在路线和战略上犯了错误，致使当时只有少数兵力可以调动的苏哈托少将的反共、反苏加诺的阴谋得逞，这样一个大党竟然不战而败。印度尼西亚民族民主革命的这一次惨败，标志着赫鲁晓夫“和平过渡论”的彻底破产。【见张海涛：《何处是美利坚帝国的边界》，人民出版社，2000年】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10月1日苏哈托掌控政权并准备对印尼共进行屠杀时，印尼共毫无思想准备、政治准备与军事准备，印尼共领导人把希望寄托在已经彻底失去兵权的苏加诺总统手中搞政治解决，印尼共领导人四处藏匿，三百万党员、三百万团员、两千五外围组织成员群龙无首，不知何去何从，苏加诺得以挟天子而令诸侯对印尼共大开杀戒。大屠杀发生前，艾地曾经在接见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代表团时说：【在世界上的共产党之中，印尼共产党是最有权威来谈论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一个党】。
对那些曾经受赫鲁晓夫主义影响的共产党来说，印尼大屠杀就是最惨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