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发布于 2016-06-29 00:00作者：editor3
第十三章：国内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
第三节 拉让江掀起革命武装斗争高潮
一、三支武工队的成立与发展
（一）中游武工队
第三节 拉让江掀起革命武装斗争的高潮
一、 三支武工队成立与发展
1968年底，在边区人民武装力量和拉让江国内革命力量胜利会合之后，很快就开进到国内来，相续成立了三支武工队，在广阔的拉让江流域进行广泛的游击活动。
一、 中游武工队
所谓“中游”（MR），是指拉让江的中段右岸，南伸入至砂印边界，即位于加拿逸河（Sg.Kanowit）的左岸和加地拔河（Sg.Katiba）的右岸，其中有贝河（ Sg.Poi） 和牛麻河(Sg.Ngemah)麻正河（ Sg.Machan)和如楼河(Sg.Julau)一大片地区，称为“中游”地区。
中游武工队成立于1968年年尾，由邱亚陶（蔡铁军）任宣委,温贤定任队长，队员有30多人。
除了组织及动员拉让江江边一些华族群众作为联络站和帮忙购买粮食之外，中游武工队的工作几乎完全是搞伊班群众工作。中游武工队的成立，标志着中游民族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大开展阶段。当武工队开进中游时，他们以加地拔斯的S.Musah、S.Chemanong和Ulu Dap的三个工作点为基础，逐步扩大,开辟新地区工作。到了1970年， 先后创设和建立了S.Nging、S.Bat、
S.Span、S.Kajah、Uka 和 Ulu Machan等工作点。
1971年底，北加共产党中游特别委员会成立，加强对中游的领导。在开展民族区的伊班群众工作方面，提出了流动宣传与深耕细作二者相结合的策略。在重点建设地区组织长屋工作委员会，部队同志与群众一起进行种稻和木薯的劳动生产。在流动宣传方面，到了1972年,上述四条大河的大部分群众都宣传过一次（重点在S.Ngemah和S.Poi的河尾）。同志们到附近长屋去宣传颇受欢迎，有的长屋群众等待了好几个晚上，准备欢迎同志们的到来呢。
中游武工队在贯彻执行“边打边搞”政策的过程中，从1969年起，就开展了39次大小战斗，打死敌兵32名。特务2名，还有个别民防队向我军自首。其中有打了二次较大的战斗：一次是1970年8月27日，一股为数15名的民防队乘长舟沿着牛麻河中段逆流而上，被事先埋伏的我军猛烈扫射，打死13个，打伤一个，缴获一把枪和各种子弹200多发（其他枪支跌进河中），我方无伤亡。另一次，是在1972年1月20日於加地拔斯中段打的。由於前个晚上恰好下大雨，河水涨至伏击点平，减弱了优势。翌日的中午，来了二艘船，事后了解到是敌兵指挥官阿沙巡哨站，敌船倒回时就遭我军的伏击，经过激战,打死敌人9位，由于敌兵是警卫队战斗力较强，在他们负隅顽抗下，我方也牺牲了4位同志。
19年在中游的民族工作阵地，武装宣传群众工作是取得明显的成绩，但我们也付出了约50位同志宝贵的生命代价。1973年初，中游武工队调走了一批指战员参加在诗巫下游成立的王仰仁战斗队，减弱了力量。特别是“斯里阿曼”事件后，中游的民族工作阵地遭到了破坏。
二、 OMT武工队
OMT武工队是指活动在乌也河（Btg. Oya）、沐胶河（Btg. Mukah）和达斗河（Sg. Tatau）地区范围的武工队。它是在1970年成立，其前身O河武工队是在1969年6月成立。O 河(Oya)武工队成立时，队长是蔡家布（纪平），宣委是林庆端（林猛），他们带领3位同志在O河的支流Bunau一带活动，不久又有多位同志参加。副队长莫海云则带领另一组人在Sg.Mapai一带活动。O河武工队的活动范围是伊班民族区，工作刚开展就接连面对巨大的挫折。蔡家布、江先予、王聪顺同志先后牺牲，而莫荣光、白鸽、叶天星、周民权、陆良桂陆续被捕，另有两位同志受伤。而莫的一组则出现包括负责人在内的严重分化淘汰。1970年，结合了从诗巫市以上拉让江两岸的华区工作队伍后，成立了OMT武工队，宣委是王连贵，1970年底黄祥云被委为武工队队长。1972年武工队人员发展到100人以上（不包括牺牲与离队者）。
OMT单位的同志较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在同志们当中展开“毛主席著作天天读”，“狠抓私心一闪念”，积极推展写日记、思想报告，对巩固与提高内部思想水平和文化水平，发挥同志们的主动性、积极性，都起了良好的作用1972年底，OMT武工队举办[毛主席著作天天读]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者包括本单位的代表，还有来自中游武工队及诗巫市代表共一百多人，这是国内少有的大集会。
武工队成立后，采取了广泛的武装流动宣传群众的政策,向远至加帛和第四省的广大地区华、伊群众宣传，几乎所有的华族农村都有同志宣传过，同时也宣传了100座以上的伊班长屋群众，大部分的伊班群众都会同情革命斗争，也有部分以实际行动积极支持我们的革命斗争。
1970年，由10人组成了蔡铁军战斗队，第一任队长是吴松美加上临时组成的麻雀组，肩负杀敌夺武的任务。在后来50多次的战斗（包括伏击战、骚扰战、地雷战、除奸杀特等）打死打伤敌兵约80名（其中包括一名营长），处死特务份子约20名（包括加拿逸的特务头子江绍浪），缴获一支左轮手枪、一支卡宾枪和30多支猎枪。战斗员也两次大胆地潜入加拿逸市开展杀特及骚扰战。
1972年开展了轰动一时的“2月行动”，当时出动了几十位同志在OYA路30哩摧毁了几十部工务局的车辆，同时处死一名伊班特务，打两场麻雀战和缴获一批猎1973年底，“斯里阿曼”（]）行动使OMT单位面临毁党亡军的威胁，在以当时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委员洪楚庭为首的领导下，反对黄纪作完全毁军出人，坚持要留下一部分武装力量坚持斗争，才使党军不至于全军覆没。OMT单位从原本的112人减至33位。
北共中央第二分局在总结批判“斯里阿曼”路线后，于1976年8月22日，号召执行“斯里阿曼”路线出去的同志起义返回部队。OMT单位仅有欧官民、江秀琪、姚忠共三位同志归来。
1977年9·19会议后，OMT武工队改称为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王连贵为北加人民军副政委兼第三支队党代表，黄祥云为支队长，俞诗东为副支队长。
1978年，第三支队开始在OYA河的支流建设基地，砍伐森林，种植番薯、木薯及蔬菜等，但因阳光不足及技术等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前后试种三片森林地都不能很好的解决粮食自给的目标。1979年，民族工作队的黎嘉文等同志在伊班群众中了解到制作“邦督”粉的技术（邦督为棕櫊科植物，其树尾嫩芯可当菜肴，破开其树干后，树芯可提取粉，可当粮食。）第三支队领导十分重视这一讯息，即刻派同志去试制“邦督”粉。最初按照群众的制作方法，成效低又费时费力，最后以两寸的铁钉制成的板状锯磨下树芯，再在以胶布制成的“船”上搭一个木箱，其上舖编织袋，引山涧的水用脚踩洗，沉淀后的粉即可煮食,也可晒干方便行军携带。
“邦督”粉的成功制作解决了国内基地粮食不足的大难题。这个经验很快传遍北加人民军各个支队，为后期突击队向东北挺进时，在长距离行军无存粮及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解决粮食的大难题。
还值得一提的是，OMT武工队（第三支队）的同志们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大胆广泛的活动，尽管地形、民情不熟，新兵多，绝大部分的武器是自制的，他们还是敢于活动，70年代已北至万年烟海边，东至加帛。1972年初,吴松美队长带领一队同志远征至达斗河，年底扩大队伍至14人，（其中近半是刚参军几个月的新兵），再征至民都鲁的格闽娜河。由于遭到坏分子的出卖，乘船过河时被袭击，6人牺牲，一位受伤,一个离队，队伍只剩一半的人。1980年，俞诗东、吴松美等六人小组大胆向完全陌生的深山要粮，靠“邦督”粉，远征至拉让江河尾和布拉甲等新地区。后期还广泛活动至第四省,甚至到第五省和汶莱境内。
1982年，北共中央笫二分局议决向东北挺进。1984年2月2日在王连贵的主持下，东北突击队正式成立，2月18日八位突击队员在俞诗东、刘华荣的带领下，执行党赋予的三年首期计划。1987年完成任务后，倒回达斗河尾地区与王连贵所率部会合。从此第三支队称为北加人民军东北突击队。同年4月,再次分两批挺进东北,至到1990年和平談判,，结束武装斗争。
OMT 单位（包括后来的改称）在22年的时间里共有38位同志牺牲。
三、 下游武工队
所谓“下游”（DR）是指拉让江下游的泗里街、民那丹和诗巫市区以下的地区。
1969年初，下游武工队成立，成立地点是在义郎桥以上的广东笆地区。
成立时沈耀斌当队长，黄理生任宣委，队员有4、50位。武器极为简陋，只有个别把史登枪(stengun)，其余的多数是自制水龙管枪，也有一些队员一时未有武器配备。
初时，下游武工队基本上分成两队活动：一队由沈耀斌、刘扬彬带领在 Ulu Sarikei Wuak、S.Selalang以至第二省的 Roban 与 Sg.Kerian河尾的S.Budu一带活动。后来人员有很大的调动与变化。“斯里阿曼”行动之前，则由刘明耀与何可兰等带队在这一带活动。另一队由王世良、卢春新带一队在Nyalong河尾、Entabai和Pakan（以巴干的Buku为重点）一带活动。
1969年，黄国华曾以公开与半武装的形式开展木中、宁木、乌邦、砂拉卓的华族工作。后来，黄又去了两次，处理黄纪作欲来拉让江的联络工作。
三支武工队中，下游武工队最大，分为四个军分区，人数也最多，后来高峰时期总人数发展到将近300人。多年来，下游也牺牲了近百人。下游武工队是成立在第一军分区（即泗里街一带），成立后就进行一番训练，五个月后方开始广泛的活动。初期重点也在那一带混合区活动，逐步进入深入民族区活动。69年8月，敌人就派大兵进行“围剿”，由于初期民族群众基础差，在少数坏分子的出卖陷害下，在下游牺牲了12位同志，绝大部分是在民族区牺牲的，还有三位被捕。后来经过镇压Kuput（杀害沈耀斌的坏蛋）等坏分子，起了以一儆百的作用，再加上敌兵主要集中在华区活动，故武工队在混合区，民族区可以进行较自由广泛的活动。到了1972年，第4军分区的东方红特工队和华区民运组相结合，也开始去马兰诺人居住的地区活动。经过几年的广泛突击流动宣传群众，混合区和深入民族区逐渐联成一气，有利于武装斗争。
下游战斗队于1970年初成立，王世良（武辉）任队长兼党代表、叶富盘（活用）任副队长。同年2月25日，首战告捷，他们在离泗里街市区6哩处（在巫叻路口进去一哩）埋伏一辆载有8个兵士（政治部刘x成也在内）的军车，打死两个，打伤若干人，还缴获一把史达林手提机枪。71年2月26日，也在泗里街椰甲地区一场大型伏击战，攻打一队12位步行的巡逻兵，打死9个，武工队长武辉同志在这次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还有一次，在里应外合下，我方敢死队正要冲进驻泗里街保皇港的民防队营房进行缴获战，不幸遇上前来巡逻的一队马来亚的军种，发生驳火，缴获的计划宣告失败。到了1973年，拉让江地区又成立了省的王仰仁战斗队，队长是温贤定，战斗员有30多人，分成三个小队，分别由宋平、刘小雄和华联担任小队长，省战斗队成立了，仗还未真正打上，就突如其来了所谓“斯里阿曼”和谈。
在拉让江武装斗争高潮时期，各个武工队有好几次都争取打大型的伏击战，都因各种原因没有打上和没打好战，骚扰战、麻雀战和地雷战倒是打的不少，也给敌人不小的威胁与打击。由于我们还不能“知己知彼”，不能有效的发动与依靠群众，凭主观愿望，过于强调打缴获战，往往造成打不好。
另外，不注意节制，在华区多打，也杀了个别不该死罪的反动分子，造成华区农村阵地遭到不应有的破坏，不同程度的犯上了“左”倾冒进的错误。
四、 武工队的反“围剿”斗争
一、 第四军分区战胜74天24小时戒严的反“围剿”
拉让江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后，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的军事“围剿”，以下介绍其中两次。
政府当局妄图一举消灭刚掀起的拉让江地区的武装斗争，于1970年8月22日，对拉让江下游武工队第四军分区地区实行了砂拉越武装斗争史上仅见的，长达74天24小时的戒严军事“围剿”。
下游武工队第四军分区地处诗巫市对面江，四面是水，是个孤岛；东边是伊干江，西边是拉让江，南边是伊干江和拉让江的接头,北面是南中国海。
敌人“围剿”重点是在华区的宋溪美禄，木桂兰和英基罗等的十个坡，上千家的华族群众区。
下游武工队第四军分区武装人员約有40人，分成六个组，分散活动在划定的地区。几十人的一支部队除了一支军用枪外，其他全是自制的水龙管猎枪。在军事上，队长和组长也仅经过很初级的军事训练，参軍也不及一年时间，大多数成员都是没打过枪的新兵。然而由于充满革命理想与有广大的革命群众做为靠山，同志们还是勇敢的面对“围剿”的挑战。
敌人一宣布戒严，上千名的敌兵就分别驻进各个坡， 而重点“围剿”的坡，在宋溪美禄，敌兵除了日夜不停在路上巡逻外，有的有时也在一些重要路段,釆取每隔一棵至二棵胶树就放一个兵站岗。除外便是一批接一批的反复的到树胶芭乃至森林里，采取梳头式的搜索。同时还在一些被怀疑支持我军的群众住家设下埋伏，江上也日夜不停的派兵船巡逻。
在对我军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敌人也对群众进行残酷的镇压，很多革命群众和年轻人被逮捕，有的被关进诗巫监牢，有的被关进古晋集中营。
戒严期间，群众不得离开住家，有的群众走出屋外被敌军发现便开枪恐吓。戒严期间敌人不但大造反革命舆论，还强迫群众参加反共集会，发表反共声明。尤有进者，敌人还在各坡成立所谓“维治协防”理事会；理事会负责所属范围的各坡负责人；各坡每十家一组，由一位组长负责，组长负责组员，并对理事会负责；一家出事，全组都有责任，一组出事，其他组也要负责任，彼此连成一片，互相牵制和监视。
戒严期间群众不但不能出外做工，就连屋边菜园、养鸡场也不能照顾，因而群众经济损失惨重。同时所有学校停课，极大影响学生学业。
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政府被迫于9月初放宽戒严3天后又再继续戒严至11月4日。
在这场极其严重的军事“围剿”中，我军前后与政府军驳火3次，牺牲3位同志（蔡丹莉、张宫女和黄增安）。由于我军各民运小组采取潜伏和转移等灵活的战术相结合，加上革命群众的支持配合，终于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围剿”过后，群众支持武装斗争的热情一时受到挫折。经过我军坚持耐心积极的工作后，随着拉让江地区武装斗争的逐步高涨,1971年后，第四军分区的武装斗争又继续蓬勃的发展起来。
二、 OMT武工队惊险的一次反“围剿”
（按：以下转载俞诗东的一次亲身经历的反围剿记录）
1972年底，OMT武工队举办了由OMT武工队、中游武工队、下游武工队以及诗巫市代表，一百多人参加的毛主席著作天天读学习心得交流会。
学习交流会刚结束，当地一位新兵回家探亲被其家属强迫向政府当局自首。得知情况后，领导们估计两三天内，敌人必然会派大批军队来“围剿”，紧急决定分批疏散。我受命连夜赶到民运组带一批新同志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以便兄弟单位带走。
我与唯一来自边区的爱国同志，带着五位参军四个月至一年及七位参军数天的新兵，日夜兼程，把3天路程缩为两天一夜。第二天晚上12点左右回到营地，营地里空无一人，从营地的情况及路上痕迹来判断，大队是在得到情报后主动转移了，只好大着胆子在旧营地过一夜再作打算。
早上不到七点，放哨的同志通知说，来路方向有响声，估计敌军搜索来了。队伍马上转移，走了20分钟，越过一片刚砍光树木的稻芭，到树林边停下来休息。发现敌军已跟踪来到稻芭的另一端，有两个还爬上倒树干上寻找我们的痕迹。情况紧急，我忙下令“狙击组”成员立即向前撤。可是，才走几步，狙击组的枪声已经打响，接着对方的机枪声、手炮声像暴风雨般打得树枝、树叶劈里啪啦响。这一来，尖兵同志怔住了，几位新兵更加慌乱。我忙走上前面，一边跑一边喊“不要紧张，跟我来”。
驳了火，要往那里去？背包里除了两珍干粮外，什么吃的也没有。幸好有三个同志略懂得离此三天路程处有个藏粮处，于是决定向北撤。
中午时分，直升机不停在多处降兵、盘旋，显然，是在重新部署兵力。
下午三点多，正走在一片长着两、三尺高旧水稻芭里，突然两架直升机低飞而过，可以清楚看见机上的飞行员，我们只好伏在烂芭里，等直升机飞远了再继续前进。越过烂芭上了山坡，刚停下来休息，又听见来路烂芭里“扑通、扑通”的跑水声，由远而近，显然是敌军跟踪而来。狙击组的枪声又响了，尖兵同志就要往对面山顶走，那里除了“龙基”草外，尽是手腕大小的小树。想起“4·29”血的教训，⑦我忙喊：“不行，跟我来！”沿着旱沟尾，兜上另一个山头，回头一看，“糟糕”只跟来四个同志，怎么办？大约等了约半小时，决定从来路倒回去找，找到后面的同志时，天已朦朦暗。
吃过干粮，靠着手电筒的光，又在龙基芭里钻了几个钟头，大家都精疲力尽，半夜找个山坡扎营，说“扎营”，切确点说是就地休息。把胶布往地上一铺，倒头便睡。
第二天不到八点钟，就听到敌军从山顶走过的声音，不久直升机不停的起落盘旋，显然又在调兵遣将。情况越来越紧张，而略懂得“藏粮处”的同志，经过昨天和晚上十多小时的“晕头转向”，也不知自己走到什么地方，该到哪里去找粮。于是决定改变撤退方向，白天休息，晚上向南撤出华区。
凌晨到达华族群众家，吃了三天来第一餐饱饭。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这里应该是当局的重点“围剿区”，陆上、江上必有重兵把守巡逻，突围不易。
估计如果能越过三个坡到达明烟坡，应是当局“围剿”的边缘区，如果从那里突过拉让江，就能突出“围剿区”。
下午四点，我们从树胶芭向西走。傍晚到达亚木坡。决定半夜再从沿江群众路向西走。
考虑到队伍的安全，我走在最前面，第一尖兵紧随背后，第二与第三尖兵与我们相隔一小距离，又与后面的队伍保持一定的距离。半夜来临，乘着朦胧月光，队伍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安全越过新兴坡，进入明烟坡。只要再越过四个群众家就到达预定渡江的地点。突然，感觉左边路边胶林里有白色物体一闪，还来不及收住脚，只听一声喝“Siapa！”我与紧跟而来的李同志向前一冲，卧倒在右前方路沟里，刹那间从喊声处传来几声枪响，我抬头一看，正对面的树头边（相隔一条丈多宽的路）一个人高举双手呆若木鸡似坐在那里，我迅速扣一下扳机，却不响！心想这次准要挨打了，可是那家伙还呆坐在那儿，我也顾不得他，和李同志一起撤到胡椒园背后。等了一阵却不见后面同志跟来，我俩继续向西撤，大约走了十多分钟路程，想到一群众家找只船过江。还未走到路边，我踩断了一根小树枝，发出一声“啪”，突然，就在群众屋边喷出十多条火龙，乒乒乓乓扫了一阵又一阵，待枪声停了，我们小心从另两间屋子的中间出到拉让江边，拉着一条“木桐”游过江去。第二天早上顺利联络到领导同志。
走在第三、第四的两位同志，第一次枪声响时已很接近，就顺势一滚向东南方撤去，黑暗中也没有遇上后面的队伍，借只群众的船，渡过拉让江，第二天也顺利与领导取得联系。
再说走在后面的同志，听到前面枪声，就沿来路倒回出发点，在群众的掩护下，潜伏一个星期。直到领导派出由百炼同志带领的麻雀组在下游打响骚扰战，把“围剿区”的大部分兵调走后，才回到领导身边。
这次三天四夜的反“围剿”，我们面对上千名敌兵的围、追、阻、截，经历了三天缺粮，四次驳火的紧张，惊险奋斗，除了我的背包被打穿一个洞外，全部14位同志都安然无恙（这14位全部是男同志）。
五、 武工队广泛开展民族工作
1968年底部队回到第三省后，支队则改编为三支武工队即拉让江中游武工队（MR 武工队），下游武工队（DR 武工队）和OMT武工队。三支武工队成立后便积极开展各自军区内的民族工作，从这时开始就以武装队伍的形式开展国内的民族工作。
1， 下游武工队在1969年成立后，随即由沈耀斌（部队名沈新民）武工队长等领导开展ulu Julau（如楼上游） S.Wuak,Pakan（ 巴干） 深入地区以及Ulu Sarikei （ 泗里街河上流） 和S.Nyelong（义郎河）等地区的伊班族工作。这些都是新的没有基础地区， 群众与我们彼此都不了解， 所以队伍在UluWuak活动很快就引来敌兵的“围剿”，造成沈耀斌武工队长和他的爱人牺牲。武工队长的牺牲对刚成立的下游武工队在开展军事工作上产生了困难。
“围剿”结束后又继续派人力到上述地区进行流动宣传，但逐步转到S.Sarikei 下游的混合区及西边的毛洛冬和砂厘一带的民族工作。在反复的宣传教育和开展除奸斗争，这些群众对我们有了了解，并多方支援我军，提供情报和帮助通讯联络。
1973年斯里阿曼行动后，下游的民族工作便停顿下来。（请参看《友谊丛书》之八）
2， OMT 武工队成立之后，1969年中,由纪平武工队长（原名蔡家布，第一省人，参加旧连队，边区部队小队长）带领一组刚参军的新兵去开展拉让江北岸的民族工作。他们从拉让江进出发向北开路到达Oya 河尾，在这里遇上伊班群众，结果被出卖驳火，纪平武工队长牺牲和两位战士受伤。剩下同志克服了重重困难,撤回到拉让江边华区。真是出师不利，特别是纪平同志的牺牲，对刚成立而本来就缺乏军事干部的OMT武工队增添不少困难。
次年，成立O河战斗队，以三明（原名吴松美）为队长的13人战斗队又进Oya河尾开展战斗和宣传工作。他们先处决了陷害纪平同志的伊班坏蛋后，再转去Mukah 河尾宣传群众和进行福利工作，他们在这一带流动宣传6,7座长屋，深得当地群众的热情支持，帮助部队购买粮食等等，让大家看到了民族工作的初步成绩。
1972年，三明带领了一支10多人的队伍（多数是新兵）向东北方向前进，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终于到达民都鲁的kemena河，在渡河时与敌人驳火，造成约半数同志牺牲，这是一次较大的损失。这次为时最久的活动，对探悉地理民情和长时间活动的经验取得可贵的资料外，似乎是一次较大范围的军事活动，而对群众工作只作一般的流动宣传。
3， 拉让江中游武工队成立于1968年底，是第三省武装力量中最早成立的一支， 她处于完全是伊班族聚居地地带， 她没有像DR武工队及OMT 武工队拥有广大的华族乡村为依靠的基地。所以，中游武工队的活动和群众工作就是民族工作。她面对的困难（特别是粮食，物资和保干）最突出，付出的牺牲损失也很大。
中游民族工作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早期地下秘密开展民族工作时就有干部在卡地拔河（s.Katibas）中段的Musah 和上游的Chemanong ,拉让江边的S.Dap 建立过三个工作点。他们立足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虽然，在1962年汶莱起义后面对敌人的破坏和革命低潮的分化而几乎陷于停顿，但仍有少数干部继续坚持工作。当中游武工队成立后重新开展工作时，首先就是以这三个工作点为基础，再向周围新区发展。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先后创立了S.Nging,S.Bat,S.Span,S.Kajah,S.Uka 和Ulu Machan等新的工作点。其中S.Kajah 和ulu Machan 两个点对推动中游工作最为重要，是长期可靠的据点。
回顾当初佈点工作时，我们面对的困难实在不少：首先是群众长期受统治者的反动宣传，在民族中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把共产党说成是洪水猛兽，对手无寸铁群众烧杀抢劫，奸淫妇女等等，造成他们对我们产生许多恐惧，防备和误解。记得，当我们第一次一组同志去S.Kajah 河尾稻芭臨时长屋时，群众表现得异常恐惧，妇女和小孩都躲进房间内，少数体壮的男人应付我们，他们用恐惧的目光注视和防备我们，他们没有如实地告诉情况，更有的在室内磨刀想对付我们（后来他们对我们信任后才说出来的）。其实，那时在其他地方的群众在初次碰到我们时都会表现出恐惧和躲避，有的还会向敌军通报。当时我们也提高警惕及时撤离，待他日再来。其次是不断牺牲。中游武工队和下游武工队和OMT武工队一样，就是武工队的主要领导一开始就牺牲。1969年1月8日,中游武工队的宣委丘亚陶同志（队名蔡铁军）在赴约会的路上被伏击牺牲。紧接下来，天来队长（组长，四连队和边区老兵），必公（组长），永发队长（旧连队和边区老同志），耶谷（边区老同志），如友（边区老同志），明思，（边区老同志）等10多位干部牺牲，造成一些据点暂时放弃。这种情况到1970年有多个点已布置起来，加上群众对我们有了了解后，才减少牺牲。
第三方面是粮食和必须物资缺乏，经常长途跋涉，背粮或行军，这样造成同志们（特别是由华区才来的新兵）思想斗争很大，有的无法适应离队而去。
1971年，在党的新政策的指示下，中游提出深耕细作和流动宣传相结合。在巩固原有的一些阵地的同时，集中力量进行流动宣传，主要宣传地放在Ngumah河尾和Poi河尾的长屋群众。个别组更深入到Kanowit （加拿逸）河尾的S.Mujok。集中宣传我军性质和紀律，我们的斗争目标，对敌特的政策，伪马的政权本质和群众贫困现状等,同时配合医药福利工作，扩大党军的政治影响。在旧区的建设方面,着重组织工作，成立长屋委员会，吸收成员。
在重点建设地区，部队和群众一起进行合作生产，种植木薯，派出优秀的医务员进行长期的医药福利工作，更以经济帮助部分参军的家属。经过大家的努力，有10多位伊班族参军、广大的群众从我军的表现和福利工作中直接感受到我们是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在尚未遭到敌人的破坏的顺利时期，他们积极支持和帮助部队，对部队心存感激和寄望。
1972年是中游民族工作最高峰时期，不仅在群众工作有发展，而且还打破政府军多次的大规模“围剿”，同志们普遍适应民族区生活，提高活动能力，掌握民族语言。然而，我们仍然面对许多困难，就是长期无法解决粮食和物资，无法打破敌人建立起来的伊班新村和不断面对当地民防队的危害,内部时有离队和不断牺牲。
1973年“斯里阿曼”行动后，中游的民族工作依然坚持,但受到了削弱,群众对我军的热情与支持更在淡化中。1977年，总结和批判“斯里阿曼”的会议和重新提出新的斗争路线的东部最高领导的会议在此召开。中游此后成为重建印尼边区基地这一战略任务的前哨。她从1968年开始直到1987年胜利坚持了19年， 成为北加武装斗争时期在纯属民族群众集居区坚持最久的阵地（注:参看<友谊丛書>系列之八）。
总之，不论在公开合法斗争时期或武装斗争时期，在国内或在印尼边区，在砂拉越的西部或东部，即使对我们存有许多误解和恐惧的新区的民族群众，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教育，认真开展福利工作，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军队的纪律，民族工作都能开展起来.在未受到敌人的镇压、破坏之初期，他们都能热情欢迎我们，积极支援和参与一定的革命斗争，体现他们革命性的一面。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在民族区坚持斗争的一个原因。然而，随着敌我斗争日益尖锐，敌人加紧对他们进行镇压（例如逮捕或迫迁到新村）和进行小恩小惠的诱骗之后，而我们又无法有效保护他们时，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就开始变化，出现害怕和逐步疏远我们，有的向敌人屈服，有者更与敌人为伍陷害我们同志。这样我们就面对许多困难，也难坚持民族区阵地。这是我们过去在民族工作中必须解决但又无法解决的困难。
群众在敌人的残酷镇压和欺骗下出现分化,在现阶段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第一，他们大多数缺乏文化知识，不知道世界各国的斗争事迹，不懂革命道理，他们往往从切身实际体会事情，无法在短时间内理解超乎想象的革命理论，不易真正理解我们北共和党的斗争路线，更不能为这个理想奋斗终身；第二，正如革命组织一再强调的那样：“民族工作是长期艰苦，曲折的工作”，“我们如果不积极地发动他们，工作就不会有进展，不耐心等待就会脱离他们。”（引自文铭权的文章）由于1963年决定武装斗争时的民族工作，也无法在两年多之后的9.30事件印尼政局发生根本改变的极短时间内有巩固的民族群众条件。同样的,当我们在1968年第三省一成立武工队时就去开展民族区工作，部队也就在他们中活动和战斗，我们急须他们支持和参与斗争，这样当参与我们斗争的那天开始就要面对敌人的镇压。随着斗争的深入持久，镇压就更趋剧烈。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造成的落后状况的群众，无法在短时间内转变为彻底、坚决的革命者，无法经受住敌人的镇压考验；第三，他们与统治者的阶级矛盾还不够尖锐，虽然他们是深受剥削和压迫的苦难群众，可是在老奸巨猾的统治者的腐朽面目未尽暴露，对它们实行的改良主义政策和欺骗宣传缺乏认识，对议会斗争和选举尚有寄望等等，以及对我们弱小又孤立的武装力量和革命前途缺乏信心，所有这些都是造成现阶段不能广泛动员民族群众起来参加武装斗争和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出现分化的原因。(註:以上取自温贤定的<回顧武装斗争时期的民族工作>的部分)三支武工队成立之后，通过武装的形式，流动突击上长屋、“朗高”进行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在开展民族工作的初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其中有：-
1， 群众基础很薄弱。有的民族区和混合区除了有受到人联党的公开政治影响和受到地下民族工作者的影响之外，几乎对我们和
我们所进行的武装斗争毫无认识；加上长期受到反动派的奴化教育、反动宣传，及其“分而治之”的民族隔阂政策的影响，对我们抱着猜忌、恐惧，甚至敌视的态度；再加上敌人的威迫利诱和收买之下，民族群众不能很好地配合与协助我们，反而要受到少数坏蛋的陷害。多支武工队在拉让江的民族区或混合区开展工作的初期，特别在搞粮的过程中，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民族区牺牲的干部约100多位，仅中游地区就有42位。
2， 敌特活动猖狂。随着武工队广泛在民族区和混合区活动，敌人也派兵在各河流的重要地方驻扎，和收买当地无知落后的伊班人组成民防队，这些当地人熟悉地理、地形，有的又配有如M16先进武器，对我们威胁很大。
3， 不易解决吃饭问题。由于达雅族生产力低，自己种的稻都不够吃，很难能给我们多少；群众觉悟低，不能很好地配合我们解决困难；商业不发达，交通又困难，有钱买不到粮；敌人实行粮食管制；我们又缺乏条件进行生产，不能自己动手自供自给。
4， 敌人对群众施加压力。对部分有觉悟的民族群众或跟同志关系比较密切的达雅群众进行恫吓和逮捕,甚至建立“新村”隔绝民族与我军的联络。
5， 其他的困难如地形民情不熟、语言不通、军事能力差、跑山和生活能力低等。基于有诸如上述的困难，当不能有效解决时，保存上就面对威胁，甚至造成被捕和流血牺牲；也不利于巩固内部，许多同志面对饥饿、死亡以至革命信心动摇等问题和思想斗争；因而民族区不能有效的保存革命力量和容纳更多的同志在那里活动。
为了排除以上的障碍，战胜种种困难，我们采取了以下的办法：-
1， “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和“深入群众，大胆实践”。通过大胆实践、深入群众、深入工作、虚心学习、努力学习、认真探讨
总结，能力和经验得到提升，使我们更能适应伊班区的斗争环境与工作条件，更能自由驰骋在伊班区的大地上。
2， 流动突击宣传和深耕细作。以往有非武装的地下秘密搞民族工作、成效不大的经验。我们体会到，民族工作必须跟武装斗争
紧密相结合:要进行胜利的武装斗争，就必须搞好民族工作；要搞好民族工作，就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我们民族工作的基本政策是武装宣传群众，武装动员群众。我们采取武装流动宣传的工作方法，是基于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基本形势和以上种种困难所决定的，这既有效的开展民族工作，且有利于保存自己。在传统的，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则采取深耕细作的工作方法，使之得以进步巩固与提高。
3， 医药服务、文娱活动和劳动生产相结合。通过这些方法民关系更加密切，从中也可以使民族群众得到教育，提高政思想觉悟；从我们的言行表现，可以使群众体会到我们人民子弟兵是真正关心他们的，是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切身利益的，是全心全意为着民族解放、人民的幸福而浴血奋战的，是争取和捍卫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言人和捍卫者。
4， 开展适当的战斗和对特务坏蛋进行必要的镇压。在开始特别是初期，我们不少可敬优秀的民族工作者遭到坏蛋分子的陷害，使我们体会到，不坚决镇压敌特分子，就不能达到杀鸡儆猴、保存自己和更好地发动群众的目地。同样的，不适当开展各种形式的战斗，也不能达到打击敌兵的干扰、锻炼提高自己的战斗力、制造我军声势、更好保存自己和有利于开展工作的目的。
5， 首先开展混合区的伊班工作，然后逐步深入民族区。这循序渐进工作层次的问题，先从有群众基础的华区作为出发点，逐步向混合区推进，也可以充分利用混合区的华族。这样要进可进，要退可退，机动灵活，把华区混合区和民族区结合起来，确有更加广阔的回旋余地。采取这种工作策略，可以以华区为后盾,以人力、物力、经济等方面支援配合混合区、民族区的工作。有时华伊工作队或特工队也可以协助武工队或民族工作队开展混合区，以至民族区的工作。
6， 造就与培养民族自身干部，更有利开展本民族工作。这方面中游地区取得较大的成绩，特别是在 Ubong Ak Niang的带领与影响下，中游有10多位伊班民族参军，Ubong老家——NG DAP成了中游的一个重点地区和革命的基地，它为中游和拉让江的武装斗
争做出了贡献。
另外,安基(Angki Ak Migong)也是一个突出的伊邦干部.他於1942年出生於第二省板督橫江地区.他从小受华文教育,后耒到古晋上夜校,从小受左派進步思想的影响.1960年,他参加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拎导的反帝、反殖、反馬运动. 1966年被捕, 他立场坚定,坚持斗争,直至1974年被释放后,他仍然坚持為人民服务,主持正义,廉洁有信用,积极参加推动社会進步活动.他不愧为伊邦族在监狱中的典范,也是伊华团结的典范。
7， 通过自力更生、“板督” 粉和木山解决粮食难题。初期解决粮食主要是靠华区的供应；靠发动混合区、民族区群众供应以及通过他们到附近的商店去购买。后期有时部分靠山里的“板督”（像硕莪的一种野生棕榈树，生长在高山，制成浆状或粉状物可食用）；在非围剿时期靠基地生产，自己动手解决粮食问题；后来木山开发了，他们可提供不少粮食与必需品给我们，有利于在广阔的混合区、民族区活动。
武工队采取了以上的工作策略与办法，确实克服了不少困难,使混合区、民族区的工作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我武工队采取流动突击宣传，仅在1971年，在拉让江地区就宣传了约200座长屋，广泛的宣传教育了广大伊班群众，扩大了我军的政治影响力，掀起了开展民族工作和进行武装斗争的热潮。
通过开展民族工作的实践，我们认为，伊班民族一般还是善良与明理的。特别是我们华族同志第一次处决伊班特务坏蛋时，深恐会引起民族冲突或屠杀，但意料之外，就连在中游S.Ngemah（牛麻河）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打死当地10多名伊班民防队，也没有引起大的麻烦，真是让人担心之余也感到宽慰。既使被迫进“新村”，也没有听到他们强烈的怨恨我们。在广泛宣传群众过程，我们发现广大的伊班群众是同情革命的,经过宣传和教育少数还会积极支持，有的还冒着生命危险参予我们的工作与斗争。如果我们力量强大，伊班社会与统治集团的矛盾激化,通过长期的不断宣传教育,他们的政治觉悟、阶级觉悟是能提高的,昔日反抗白色拉者的失败所造成的悲观消极的阴影会消失的。
六、 国内华区开展武装斗争
从边区倒回国内后，於1970年初，我们就决定在拉让江华区开展武装斗争。我党我军号召城乡华族同志与群众拥护自己的子弟兵，号召青年男女投入到武装斗争的行列中来。经过一、二年的广泛宣传、积极组织和大力动员，华族地区的武装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广大的城乡华族都以人力、物力和经济等方面有力地支援配合民族区和边区的武装斗争，这使拉让江的武装斗争呈现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在华区武装斗争开展之后，通过北加民族解放同盟来吸收统一战线的同盟者，用砂拉越农民协会来组织与动员广大华族农村的群众，并出版《解放之声》、《农民报》、《学生报》和《少先报》等群众性刊物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形式以宣传教育群众。此外，还在城乡广泛开展反对色情的殖民地文化运动，在乡区学校等场合召集各种集会，进行革命的、进步的文娱演出。在军事上，在武工队的协助下地下干部武装起来，华区的民运组也武装起来，同时也采取与建立了警卫工作队、战斗队、特工队、麻雀组与民运组等的组织形式执行不同的任务，加强进行军事学习、军事训练，加强进行武器研制和战备工作。同时，以华区为基地,大力开展混合区民族工作和深入民族区民族工作，把华区、混合区和民族区联成一片，在斗争上互相支援配合，更有力地在华伊地区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
七、 武工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武工队顾名思义就是武装工作队。拉让江地区党的军事组织是武工队，这确恰的反映了拉让江地区的武装斗争的低形式。我们的武工队，不但武器很差，约九十巴仙的枪支是自制的猎枪（其中大多数用水管制做的），军用枪枝也几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旧枪，地雷全是自制的，而且战士中只有极少数接受过印尼军官的训练，绝大多数战士参军后只经过三、五天最基本的军事方面的战术和技术的训练。这样的一支部队，怎么敢于和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正规训练的军队作战，能够在经历1974年斯里阿曼行动的极大破坏后，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又再坚持斗争长达近十七年呢？靠的最主要是政治思想，是政治思想工作。
殖民地文化运动，在乡区学校等场合召集各种集会，进行革命的、进步的文娱演出。在军事上，在武工队的协助下地下干部武装起来，华区的民运组也武装起来，同时也采取与建立了警卫工作队、战斗队、特工队、麻雀组与民运组等的组织形式执行不同的任务，加强进行军事学习、军事训练，加强进行武器研制和战备工作。同时，以华区为基地,大力开展混合区民族工作和深入民族区民族工作，把华区、混合区和民族区联成一片，在斗争上互相支援配合，更有力地在华伊地区掀起武装斗争的高潮。
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反帝反殖的大好革命形势。正是在这大好的革命形势鼓舞下，抱着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砂拉越独立，最终实现崇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思想而满腔热情的拿起枪杆子革命的。我们就以此革命的政治理想来教育和激励参加革命的战士，从而形成极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
在思想方面，我们教育战士们树立革命人生观。道德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及培养诸如集体主义，勤奋朴素、助人为乐、不骄不躁、严以律己，等等的优良品格，我们还以三大纪律和八项注意来做为武工队的纪律。三大纪律是：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第一、不虐待俘虏；第二、不打人，不骂人；第三、不调戏妇女；第四，借东西要还；第五，损坏东西要赔；第六、不要耍流氓气息；第七、不损坏群众庄稼；第八，买卖要公平。正是通过上述各项纪律和作风，从而塑造了一支全新风格，倍受群众欢迎的军队。
为了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部队各级机关设有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职位，如政委、宣委、指导员或辅导员，这些干部除了负责战士们的集体政治思想工作和学习外，还要个别帮助战士们提高政治思想，个别关心解决战士们的实际问题，以及进行个别谈心，等等。与此同时，部队还制订了各种制度和条例，以强化执行思想政治等等的工作，诸如规定每周集体学习运动、改造思想运动、四好单位运动,开展五好战士评比,以及各种形式的集体动员会，等等。个人方面，也要制订学习计划、写思想报告和写日记。
经过个人和集体的努力，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培养出一批勇敢战斗、勇于自我牺牲、助人为乐、大公无私和谦虚谨慎的优秀干部和战士。由于革命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扬和激发了崇高的革命精神，产生巨大的革命动力，很大的弥补了物质的不足，为部队的建设，为革命战争做出不可缺的巨大的贡献。
要改造不革命的人生观和思想，要培养和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思想，与个人的思想素质有密切关系，加上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所以是个长期而艰苦复杂的过程，因此革命者的旧思想，诸如自私自利、怕苦怕死、骄傲自大、自由散漫、色情思想，等等总会不断暴露出来，造成消极和破坏作用,这也是不能完全避免的。
我们过去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有以下几方面主要问题和缺点:
第一，有的高中级干部还不够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尤其严重的是有的高中级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只针对别人，而不对或少对自己，或者对人严对已宽；
第二，过分学习和采用中国的经验，有时有些方面存在盲目性，同时还不同程度的受中国文化革命中“左”的一套的影响；
第三，过分强调精神的作用，而忽略甚至有时还否认物质的作用。
⑦“4.29”血的教训，是指72年4月29日一次战斗,同志们在撤退时，沿着没有大树掩体的山坡走，遭到对面山头敌兵强火力射击，造成数位同志牺牲和受伤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