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需要担心这个穆斯林市长吗？

难民危机与多次恐怖袭击事件使西欧国家惊魂未定，决策者和观察家们开始反思自身的多元文化理念为何遭遇失败；老百姓更是“谈恐色变”，说是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也不为过。

然而，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整个西欧被恐怖主义的阴影弥漫，一位穆斯林市长却走上了执政台，他公开支持同性恋婚姻，他的妻女不戴面纱和头巾。

这是“欧拉伯”的预兆么？还是欧洲宗教世俗化进程中结出的胜利果实？

5月7日，工党候选人萨迪克· 汗正式就任伦敦市长。据BBC（英国广播公司）5月10日报道，一直高喊要拒绝穆斯林入境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对这位新当选的伦敦首任穆斯林市长隔空喊话，愿意让他作为一个“特例”进入美国。

能让风头正健的特朗普在主要立场上“出尔反尔”，这位巴基斯坦裔的新任伦敦市长显然并非等闲之辈——他击败了一个全身上下都符合所谓英国“贵族风范”、似乎无懈可击的对手，顺利接掌英国首都的地方政权，成为英国历史上、乃至整个欧洲范围内第一个出任重要地方首长职务的穆斯林。

1、“移二代”的励志“英国梦”

翻翻萨迪克·汗的履历，我们发现，他的经历颇有点曾经被热炒的“美国梦”的味道。他父母都是来自于巴基斯坦的移民，从小在大家庭里长大。其父是一名公交车司机，工作辛苦、收入微薄。

在并不优越、甚至稍显贫寒的家庭之中，萨迪克·汗堪称励志典范：他学习非常刻苦，虽然只进了英国一所“三本”档次的大学，但是也顺利完成了法律专业高等教育，成为了一名律师。

应该说，萨迪克·汗童年时期由于种族和信仰而遭受的歧视，对其日后的职业选择发生了不小影响。他对这种歧视做出了“反击”——不同于在巴黎93省和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区的年轻人的暴力方式，他首先选择成为一名人权律师，再从律师行业迈入政坛！

萨迪克·汗在选择大学专业之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就已经确定了自己的理想：从政。他甚至恰如其分地给自己选了个进入政界的好起点，作为一名人权律师。道理很简单，在强调“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欧国家，人权律师最容易产生社会影响、进而走上政坛。

要想实现平等、消除歧视，第一要务就是要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分配社会资源的最有效手段是政治，而非法律。如果能参与到政治环节中去，自然要比稍显局限的人权律师职业更能实现萨迪克·汗的人生目标。

2、这是“欧拉伯”威胁的预兆么？

“欧拉伯”（Eurabia），是由英文“欧洲”(Europe)与“阿拉伯”(Arabia)两词组合而成的一个新词，随着越来越多的穆斯林移民涌入欧洲，不断引发社会问题，它已成为研究当代欧洲政治的重要概念。

在2005年出版的《欧拉伯：欧洲—阿拉伯轴心》一书,将“欧拉伯”定义为“欧洲正在阿拉伯化、伊斯兰化”的政治标签,并进而衍生出“欧拉伯威胁论”,从而引发欧、美、中东学界、政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论。

难民危机与多次恐怖袭击事件使西欧国家惊魂未定，决策者和观察家们开始反思自身的多元文化理念为何遭遇失败；老百姓更是“谈恐色变”，说是患上了“伊斯兰恐惧症”（塞缪尔· 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给“伊斯兰恐惧症”的说法提供了论据支持——欧美一些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开始声称“西方文明正在受到伊斯兰带来的巨大威胁”）也不为过。

然而，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整个西欧被恐怖主义的阴影弥漫，一位穆斯林市长却走上了执政台，人们不免担忧，这是“欧拉伯”威胁的预兆么？

实际上，稍微分析即可发现，这位穆斯林市长表现出来的执政理念完全是“世俗化”和“西方化”的，象征其宗教属性的伊斯兰教成分被他严格限制在个人信仰领域。

3、非典型穆斯林标志世俗化的胜利

与世俗化程度较高的穆斯林国家里常见的现象不同，萨迪克·汗选择的从政之路，并非要去创立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政党，而是加入了作为英国主流政党之一的工党。对于站在左翼自由主义立场的工党来说，接纳少数民族和不同信仰背景的人士完全符合其价值观。这一点充分显示出萨迪克·汗的成熟和精明。

而后，他在工党内顺风顺水地做到了布朗内阁主管社区事务的国务大臣，成为第一个在英国内阁任职的穆斯林。

当然，他的精明不止在于选择，在政治态度上同样符合“政治正确”。

历史上宗教不宽容曾作为导火索引发了多次战乱，给欧洲人惨痛的教训。那以后，在现代欧洲国家中，“政教分离”已作为一个牢不可破的信念深深扎根于欧洲人心中。

尽管宗教的影响仍然存在，但基本已经退回到个人信仰领域，在公共场合强调自身的宗教属性、发表宗教色彩浓郁的言论，不免会引起公众的普遍担忧。萨迪克·汗明白，强调自己穆斯林身份是错误的，这将使自己与主流社会进一步割裂开来，增加原本对立的情绪。

因此，他从工党的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把“人是多重而非单一身份，身份可以选择，不同议题上可以选择优先顺序”原则运用得淋漓尽致，完美地在英国公民、人权律师和穆斯林三者之间实现角色转换——他不断地强调“我是伦敦人，我是欧洲人，我是英国人，我是英格兰人，我信仰伊斯兰教，我有亚洲血统，我是巴基斯坦后裔”，在这一点上，他明智地避免了让选民聚焦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上。

实际上，他的许多政策立场也与人们印象中的穆斯林大相径庭，从以下三个例子便可见一斑。

其一，在被伊斯兰世界普遍视为大逆不道的同性恋婚姻问题上，他立场鲜明地持有开放主义态度，即便被许多穆斯林视为“叛徒”，也在所不惜；

其二，他的妻女并未并严格按照伊斯兰教义中的“羞体”观念佩戴面纱和头巾，他曾公开这是她们个人的自由选择；

其三，在任人权律师期间，他曾多次代理过涉及歧视穆斯林的侵权案件，他从来不从宗教角度进行解读，而是以世俗化的态度将此类问题归为“个人信仰自由”范畴，利用主流社会认可的视角和方式出色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不得不说，将宗教问题完全归为个人信仰领域，这种世俗化态度，是他以一个穆斯林身份成功融入带有基督教文明烙印的社会之关键所在。

4、胜利果实能否历久弥坚？

萨迪克·汗的“世俗化”态度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他本人一再声明自己温和的执政理念与坚决反对任何形式恐怖活动的立场。

并且，值得关注的是，“流氓理论”的制度设计，是让他成为伦敦市长一个重要客观因素。在西方政治观念中，制约政府权力永远摆在首位，制度设计者们提出假设：只要法律框架完善、制约机制有效，那么，一个“流氓”当选重要公职也难以为害社会，只能乖乖地服从法律。

伦敦人只要对于自己的法治传统和政治体制设置有足够信心，选择一个穆斯林当市长也没什么可担心的。因此，老百姓更关心萨迪克·汗种种“接地气”的施政纲领或者政治许诺。

可以说，他的当选是英国人个体理性和制度自信二者结合的产物。

但是，在欧洲穆斯林社区与主流社会之间的鸿沟无法弥合的情况下，“世俗化的胜利”成果能否历久弥坚也是一个问题——出身穆斯林社区的他，不管多么努力，也难免被联系到“极端主义”这一概念上。

这不仅表现在政治对手将他为穆斯林争取权利一事作为政治“克敌制胜的武器”，还涉及到他家庭成员的个人行为（其姐姐的前夫是一名极端分子）及其政治班底中个别成员的立场问题（曾经有个助理对一些极端分子声言同情，不过被立即开除了）。

这不禁使库叔想起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在那里，曾经有一位拥有北非穆斯林背景的女司法部长拉希达·达蒂。

与萨迪克·汗一样，她凭着个人奋斗从社会底层脱颖而出，以积极的世俗化姿态努力改变既有的穆斯林形象，她的出现曾经被视为法国社会多元化的里程碑式成就。

然而，不幸的是，2005年“触电骚乱”以及后来的系列事件使我们看到一个沉痛的事实：当下的法国，种族隔阂加剧，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困扰不断，这表明法国多元文化理念在实践中的失败。

因此，在未来，对穆斯林表现出开放态度的英国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穆斯林社区的善意的回应，将是一个更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