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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4日，加拿大公民凯文•高和朱莉亚因涉嫌从事窃取我国军事和国防科研秘密的活动，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不过，西方媒体一致为这对夫妇“叫屈”，好像国外情报机关从来就不曾对中国做过什么。实际上，作为全球军事政治经济情报价值最高的热点之一，中国已然成为外国情报机关的首批目标。近年来，国外情报黑手几乎无孔不入，窃密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斩断国外情报机关伸向中国的黑手，既需要中方安全部门加强防范，更需要每一名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
直接渗透直抵禁区
境外情报机构窃取中国军事机密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向中国派遣经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他们的掩护身份形形色色，一些国家的驻华武官就担当了这种不光彩的角色。
2002年10月，日本驻华大使馆一名武官因私闯中国军事禁区而遭拘捕，后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被迫离开中国。据日本媒体报道，此人为日本海上自卫队上校武官天野宽雅，是日本驻华使馆的第一武官，于2000年4月到北京述职。2002年10月26日，天野宽雅在宁波军事禁区内被担任警戒的海军官兵逮了个正着。他也是日本二战后第三个被逐回国的武官。据《日本时报》披露，1987年和1996年，日本驻莫斯科和北京的武官因窃取军事机密分别被苏联和中国驱逐出境。在1996年的那次事件中，一名美国武官和一名日本武官到中国海南省，企图搜集中国海军新型潜艇的情报，结果被中国安全机构逮到，从两人身上搜出了有关军事机密的照片和录像带。
除了这种以半公开身份搜集信息外，还有一些间谍利用更为隐蔽的身份进行情报搜集工作。2009年6月初，在日本畅销的名为《自卫队秘密谍报机关———被称为青桐战士》一书，披露了日本自卫队向中国派出间谍，刺探军情的内幕。该书作者是渗透中国达37年之久的日本间谍、日台经济人协会理事长阿尾博政。书中讲述了他经受特种训练，然后被派往中国大陆，以经济学家为身份掩护进行窃密的情况。该书披露，从1982年开始，他为日本陆上幕僚监部呈报了150篇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
当然，对于情报机关而言，更多是招募本国公民，担任兼职廉价的间谍。日本《产经新闻》2006年2月21日报道，一名自称受到日本外务省指使进行对华间谍活动的男子向其透露，他1999年与身为日本在华遗孤的母亲一起回到日本，日本外务省国际情报局官员随即委托他从事对华间谍活动，而后该男子利用出差等机会，搜集中国情报多达十余次，并悉数交给日本外务省，每次获酬劳10～20万日元。他交给日本外务省的资料包括新华社的内部机密文件———经济决策情报、内部参考和国际内参等。日本外务省曾许诺，如果被捕，外务省会通过外交途径解救他。但后来该男子被捕时，除了日本驻北京使馆一职员看望过他之外，日本外务省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此外，还有一些外籍人士来华从事带有擦边球性质的非法信息搜集工作。从2007年国家测绘局公布的数字看，该局在2006年执法检查1709次，发现测绘违法案件759件，几乎每两次检查中就有一次发现违法;其中外国组织和个人来华违法测绘的事情一再发生。
策反黑手无孔不入
直接派遣本国情报人员存在相当风险，而且有的机构和领域境外情报机构进不去，在这种情况下，境外情报机构深知“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策反、雇佣中方人员就成为他们的惯用伎俩。而且，被策反的人员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既有中国智囊成员，也有军工院校研究人员，既有高校学生，也有普通军事爱好者。
据新华网8月6日报道，在不到两年时间里，哈尔滨一大学航天专业硕士研究生常某某由于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为境外人员搜集情报及内部资料50余次，接受“经费”20余万元。实际上，境外情报机构的“黑手”早已伸向高校学生。国内媒体的统计表明，2012年以来，仅由某一家境外情报机构实施、证据确凿、被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审查的网络策反境内高校学生案件就有数十起，遍及中国大陆十余省市。
遭到策反的，还包括一些核心部门的关键岗位人员。路透社报道称，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助理陈辉，2006年6月被宣判泄露国家机密罪名成立。报道称，陈辉任职时一直能接触到机密文件，他将有关中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国家机密，卖给一名日本外交官。而在他被捕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陆建华遭国家安全机关逮捕。社科院负责纪检的领导曾在讲话中公开指出，社科院存在受境外势力渗透问题。
类似的案件不胜枚举。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1992年10月，新华社原编辑吴士深将内部传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私自复印，携带回家。吴士深的妻子马涛将该报告提供给香港《快报》记者。《快报》全文刊登了这个报告，比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式在十四大上宣读这份报告要早一个星期。之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吴士深无期徒刑，判处马涛有期徒刑6年。
在策反对象的选择上，不仅包括高学历人员，也有有案在身的底层人员。2006年9月7日，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张晓星、钟莉萍夫妇涉嫌间谍罪和非法经营罪一案。张晓星于1999年在赣州从事非法传销，因涉嫌诈骗批捕在逃，8月负案偷渡去台湾，2001年7月被台湾警方查获。其间，他被台湾间谍组织“约见”，答应为其搜集祖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2002年4月~2006年期间，张晓星与钟莉萍向台湾间谍组织人员传送了数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并收受间谍经费3456美元及1000元人民币。
据网络上流行的《中国公民防间谍手册》一文披露，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总结，境外情报机构已形成了一整套招募发展外国间谍行之有效的方法。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将其概括为4个字母表示：MICE，即金钱、意识形态、个人表现和道德压力。这套法则几乎在世界范围内都屡试不爽，这也是中方人员被国外情报机关拉下水的重要原因。
网络窃密成新趋势
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窃密日益成为国外情报机关获取中国秘密信息的主要渠道。手法也是花样众多。
策反这个传统的谍战手段，通过与网络相结合，效果成倍增加。今年5月4日，广东省破获了一起境外间谍机构通过网络策反境内人员的案件，案犯李某泄露机密级军事文件13份、秘密级军事文件10份，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案中策反李某的境外间谍“飞哥”，仅2007年以来在全国20多个省策反40余人，其中不乏未成年人和青年学生。从近年的多起案例看，该境外机构以20岁左右的在读高校生为主要目标，借助网聊工具、校园论坛、招聘网站等物色“调研员”，甚至冒充美女拉人下水。“受聘”学生先做一些搜集、整理、汇总的活儿，即便提供的信息不具价值，也会定期收到数百或数千元酬金，然后慢慢发展走上犯罪道路。
除了监听、拉拢、策反之外，一些境外间谍长期潜伏于网络，不断从各大论坛、军事网站以及网络聊天中刺探情报。在网上横飞的一块块所谓“某某部队不堪一击”“某型装备性能较差”的网贴背后，可能就躲藏着一个间谍，妄图引诱部队官兵发帖回击，道出部队真实情况和装备性能。
也有爱好军事的网民因此触犯刑法。2005年11月2日，《检察日报》报道称，军事爱好者张某因偷拍训练中的军用飞机，并在网上传播图片，被法院一审以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张某是一名军事爱好者，搜集军事资料是供自己收藏，在其他军事爱好者中传播这些资料，则是为炫耀自己军事知识丰富。2003年2~10月间，张某先后8次带着摄影器材前往某军用机场旁，对正在训练的军用飞机和军用机场设施进行偷拍，共拍下486张照片。2003年6月，张某选了比较满意的18张照片，以网名“老Z”传给宜宾的一个网友。后经鉴定，张某拍摄的军用飞机照片属于军事机密和国家秘密。
木马病毒“技术埋伏”
网络技术窃密更成为网络谍战的主要手段。一位国家有关部门人士透露，目前境外有数万个木马控制端IP紧盯着中国大陆被控制的电脑，数千个僵尸网络控制服务器也针对着大陆地区，甚至有境外间谍机构设立数十个网络情报据点，采用“狼群战术”“蛙跳攻击”等对我进行网络窃密和情报渗透。
2006年，一个境外间谍机关对我国某科工集团总部发动网络攻击，窃取情报。相关部门对该集团总部的内部工作网进行专门安全技术检测发现，其中要害部门和领导层的电脑被广泛植入境外间谍部门的木马。
很多网络间谍攻击和高级黑客一样，会采取“蛙跳”的方式，就是用像木马、僵尸这样的程序工具先控制某个网上主机，把它作为跳板，操纵它来攻击真正的目标。这样做可以掩护攻击者的真实身份，同时还能借跳板的身份来麻痹对方。
针对一些与互联网进行了物理隔绝的内部工作网，境外间谍部门专门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摆渡木马，并搜集了我国大量保密单位工作人员的个人网址或邮箱，只要这些人当中有联网使用U盘等移动介质的，摆渡木马就会悄悄植入移动介质。一旦这些人违反规定在内部工作网的电脑上插入U盘等移动介质，摆渡木马立刻就感染内网，把保密资料下载到移动介质上。
有专家表示，由于中国的互联网正处在一个普及阶段的大规模扩张时期，所以人们的安全意识也跟不上。不少境外情报部门正是看准了这一点，频频部署刺探行动。针对这种情况，每一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而重要岗位的人员更要严守纪律，防止发生失泄密情况。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8月12日《中国国防报》）
链接：对付西方间谍会抓还要会说
一对加拿大籍夫妇因涉嫌从事了窃取中国国家军事和国防科研秘密的活动，于8月4日被辽宁省丹东市国家安全局依法审查。中国官方于控制这对夫妇的当天主动公布了这一消息，这种情况以往并不多见。
在这个充满情报战、且“间谍活动”与合法情报工作的界线模糊不清的世界上，我们最经常听到的，就是西方国家不断抓到“中国间谍”，以及它们愤怒声讨中国从事网上窃密活动的新闻。人们很少听闻中国抓外国间谍的消息，由此产生一个中国对外从事非法情报工作异常活跃的错误印象。这种认识与现实状况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前些年在美国推出的最著名的“中国间谍”，大概要算李文和了。但对李文和的指控直到最后也没能在法庭上坐实，最终美国政府自身都不得不承认这是美国社会部分人搞出的一个冤案。
最近几年“有中国官方背景”的网上黑客被美国描绘成新的“万恶之源”，美国政府部门宣称受到来自中国的黑客攻击，美国的一些议员、公共机构也宣称是中国黑客的受害者。“中国黑客”这个概念几乎成了西方舆论场上的“过街老鼠”，5名中国军官甚至遭到无理起诉。这些得不到确凿证明的指控被西方媒体疯狂扩大渲染。
就在上个月，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公开就黑客攻击点中国政府的名，他以总理之尊对中国做这种毫无证据的公开指责，表现得简直就像中国互联网上某个不讲道理的大V。
其实中国手里倒是有外国情报机构针对中国从事非法间谍活动的大量证据，只是中方习惯于“低调处理”。或是中国的涉案部门害怕影响声誉，或是有人担心会影响国家关系，或是为公布案情需要协调的各种关系实在太多，总之结果就是，很多外国间谍案被压了下来，做了悄无声息的处理。
中国的情报机构比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还厉害，中国的黑客水平高得让美国网络战部队一筹莫展，这让中国人听起来太离谱。问题出在这个世界的高音喇叭被美国和西方攥着，中国手里的小喇叭本来音量就低，而我们向外界宣告事实又不太积极。
这次中国抓了加拿大间谍，当天予以公布，可说是一个重大进步。抓外国间谍是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正当合理举措，当西方抓中国假间谍都要大肆宣扬的时候，我们抓西方的真间谍更没必要藏着掖着。
然而中方4日公布抓加拿大间谍的消息很短，在中方做出宣布后，西方媒体迅速采取行动，采访那对间谍夫妇的亲属，借后者的口，讲述这对夫妇是“多么普通、善良”的人，宣称中国把当他们当间谍抓是什么样的一个“笑话”。还有西方媒体把发生在东北边境地区的这件事往中朝关系上引。中方那条短消息里的内容，很难对抗西方媒体迅速编织起来的故事。
当西方媒体迅速动员起来对中国抓这对间谍进行攻击时，中国的媒体只能在一边做看客。后者除了刊登这条官方的简短消息之外，它们找不到接近此事并持中方立场的信息源，无法扩充消息，从而难以做到与西方媒体开展更有利于我的宣传角逐。
在互联网和全球化时代，中国同西方的种种角逐很大一部分都会转化为舆论竞争，如果利我的舆论不够有力，那么我们在其他领域的任何出色表现，注定会被西方媒体扭曲或抹杀。
提高中国对外舆论斗争能力是一项综合工程，它不是中国舆论界能够单独实现的。各地政府及各职能部门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它们“多做少说”的习惯，以及发布涉外敏感信息的过程过于复杂和神秘，造成了中国对外传播能力的先天不足，对此我们还需多加反思。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64期，摘自2014年8月6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