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燃起的火种，点亮了整个中国

游无穷       2021年7月1日

2020年10月1日，北京，游客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视觉中国

百年前，新青年担当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理想；百年后，新新青年有了更加宽广的舞台，他们正在努力成为时代的脊梁。

1921年7月23日，正逢大暑，上海的天气一如既往地潮湿、闷热。在这个平静而又注定不平凡的夏夜，十几个穿着各异的人陆续从后门走进位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主人李汉俊正在等着他们。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视觉中国

李汉俊时年31岁。就在此前几个月，他在这里和来访的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会面。在芥川龙之介眼中，李汉俊身材瘦小，发略长，细面，血色不甚佳，但双目炯炯，才气焕发，且态度真挚，同时“又令人察知其锐敏之神经”。他将李汉俊形容为“如触细且强韧时钟之弹机也”。

“李氏云，现代中国应将如何？此问题之解决，不在共和亦不在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改造之无力，过去既已证明之矣。现在亦复将证明之。然吾人之当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一途而已耳。此乃宣传文化运动之‘青年中国’之思想家尽皆呼号之主张也。”在《中国游记》一书中，芥川龙之介记录了他和李汉俊的谈话内容。

根据芥川龙之介的描述，李家客厅“有长方形桌一，洋风椅子二三，桌上有盘，盛陶制果物”，虽然满溢简素之气，但令人愉悦。芥川龙之介当时并不知道，他所描述的这个客厅，在几个月后将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历史现场：还是那张长条桌，上面摆上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则围着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各放置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就成了一个会场。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与会者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长沙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武汉代表董必武、陈潭秋，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

这群平均年龄28岁的共产主义者，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

“三李带回马克思”

上世纪20年代的美国，正踏入“咆哮的20年代”，迎来了工商业繁荣的黄金时代；邻国日本则正处于大正时代，后世称之为“短暂却相对繁荣而稳定的浪漫时代”。而当时的中国，正如芥川龙之介所说：“现代中国有什么呢？政治、学问、经济、艺术，难道不是悉数堕落了吗？”为此，他表示，“我不爱中国了，即使想爱也不能爱”。

1921年8月3日，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载一则题为《大坝决堤：大片乡村变成汪洋，数百村庄被淹》的报道，提及近年来中国接连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包括地震、洪水、干旱，以及在人和牲畜间传播的瘟疫等，并呼吁：“当权者应该清醒起来，开始行动，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吧。”

但当权者不会清醒，革命也不能靠老朽，寻找救国之路的使命，最终还得落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有志青年身上。维新变法的失败，宣告改良主张不适用；辛亥革命的失败，则宣告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不奏效。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十月革命是平民的革命，解决了平民的问题，这对中国来说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

当时有“三李带回马克思”的说法，“三李”即留日的李大钊、李汉俊、李达——十月革命后的几年，马克思主义主要经由日本传入中国。“三李”并称，又各有侧重：李大钊主要宣传唯物史观，李汉俊侧重经济学说，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见长。

微纪录片《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第一集，就从李大钊1920年3月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讲起。北大校长蔡元培专门辟出北大西斋宿舍的两间房给研究会使用，其最初成员有19人，包括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等。他们用英文“共产主义”（communism）的译音，给这两间房取名“亢慕义斋”。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的合影。/《百炼成钢：中国共产党的100年》

“亢慕义斋”位于今天的北京沙滩后街55号院。这里往东不远处是建成于1918年的北大红楼，李大钊自红楼落成就在这里工作，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图书馆第二阅览室和李大钊的办公室同在一楼，1918年第一次进京的毛泽东在阅览室担任助理员。而李大钊的同事兼好友陈独秀住在紧邻红楼的箭杆胡同20号院，他和李大钊、胡适等人正是在这个院子里编辑《新青年》。

1919年年底，第二次进京的毛泽东读到了“亢慕义斋”翻译的节选版《共产党宣言》。他后来这样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北京和长沙的两场社会改造运动

胡适曾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遭到李大钊的驳斥。而在新青年那里，胡适这个说法变为“一方面研究问题，一方面实行主义”——比如，在1919年年末的北京，活动家王光祈在陈独秀、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协助下，创建了“工读互助团”。

王光祈于1918年发起“少年中国学会”，宗旨是“联合同辈，杀出一条道路，把这个古老腐朽、呻吟垂绝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青春年少、独立富强的国家”。“工读互助团”则是他改造国家的又一次尝试。他这样描述当时中国青年的心路：“自从欧战停后，世界潮流排山倒海直向东方而来，中国青年受此深刻刺激，顿成一种不安之象，对于旧社会、旧家庭、旧信仰、旧组织以及一切旧制度，处处皆在怀疑，时时皆思改造，万口同声的要求一个‘新生活’。”

“工读互助团”就是一场关于“新生活”的社会实验。在参与者看来，互助团的理想状态是“人人作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他们上午在北大读哲学，下午则做工，包括卖电影票、代洗衣服等。其目的，是为了建设一种“学术、事业、生活的共同集合体”。俞秀松、施存统——日后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就曾是“工读互助团”的团员。

毛泽东也曾加入上海的工读互助团，希望赚点生活费以维持生计。/《档案》

当时的北大学生吴康曾指出，“文化运动”“社会生活的改造”要从自身生活的改造做起，而半工半读就是方法之一。否则，无论“怎样激烈的去讲文化运动，改革思想，然而一谈到自己的家庭关系，便渐渐的隐忍依讳，没法设施，‘盖生活独立之议，不能实行；则家庭革命之言，终为虚设’”。

虽然新青年都渴望脱离旧家庭，但脱离家庭关系毕竟是痛苦的；而追求“绝对自由、平等”的另一面，则是无序和无效——这正是“工读互助团”最终解散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表示，这说明这种“温和的”“改良的”“空想的”“民粹的”社会改造方式走不通，当时的社会并不允许一个“小小的局部的世外桃源”存在。

而在千里之外的长沙，毛泽东也展开了“湖南自治运动”，希望“把湖南变成现代的省”。

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1919年，毛泽东和萧子升、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后二者都去了法国，毛泽东却留在了国内。后来，他跟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起自己没有出国留学的考虑：首先，“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再者， “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长沙新民学会旧址。/视觉中国

虽然没有出国，但毛泽东一直跟好友蔡和森保持书信联系。1920年7月，十多位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巴黎以南的蒙达尔纪小镇开会，通过“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学会宗旨。但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上，蔡和森与萧子升意见不一。会后，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建议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此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因为军阀的阻挠而失败。而在这一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来长沙举行演讲，在现场担任演讲会记录者的毛泽东对罗素的演讲很失望，认为“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经历“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之后，毛泽东选择了走共产主义道路，也就有了日后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说。

百年前的90后、00后

1920年年初，共产国际代表荷荷诺夫金敲响了李大钊在北大红楼的办公室的门。他是来建议李大钊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并认为李大钊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李大钊同志，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随后，经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到上海会见寓居于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陈独秀，商谈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陈独秀正是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从北京辗转抵达上海的，两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2021年4月24日，延安。在枣园，人们参观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缅怀先辈。/IC

建党的机会已经成熟。1920年6月，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决定建立党组织；8月，经征询李大钊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定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由陈独秀担任书记，成员中有不少熟悉的名字：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邵力子、沈雁冰、林伯渠等。

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即纷纷建立：1920年8月，共产党武汉支部成立；19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北京小组成立，由李大钊捐出个人薪俸80元作为开展各项工作的经费；1920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6人成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也因此，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登记证的入党时间一栏，填上了“1920”。除了这四地，广州、济南、东京、巴黎也先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党员发展到50多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觉醒年代》

“（50多个党员）绝大部分都是（18）90后，除了李大钊、董必武、陈独秀，毛泽东、李汉俊、李达、施存统、周恩来都是90后。”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田子渝曾这样总结。

在1921 年1 月1 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 卷第5 号上，李达发表《马克思还原》一文，明确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是革命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姜义华因此认为，“（1921年）新年打响的这一炮，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已经修成它最重要的成果，这就是马克思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一大”的召开，无疑是这一年开天辟地的大事件。“1921年7月的那几个夜晚，望志路106号的灯光点亮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踏进中国近现代史的历程。会聚于此的13人从这里走出，星散四方，投身于广阔的历史。”纪录片《1921点亮中国》中这样写道，并指出，“他们燃起的火种，点亮了整个中国”。

百年前，新青年担当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重任，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理想；百年后，新新青年有了更加宽广的舞台，他们正在努力成为时代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