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 · 2021-06-28 · 来源：乌有之乡
二、革命形势的发展特点和党内浓厚的民主氛围等客观原因
历史选择毛泽东除毛泽东个人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革命形势和党的当时状况等客观原因。
1、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惨败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其根本原因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并率部创立井冈山根据地，短短几年时间取得极其突出成就，特别是粉粹了蒋介石的四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但当时整个红军及其根据地的发展毕竟还要受上海的党中央的领导。所以人们很容易认为这些伟大成就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结果。但党中央离开上海撤到根据地后，就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由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直接指挥军事斗争，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湘江惨败。这种客观状况不得不促使红军各级指挥员、红军战士深入思考红军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究竟是什么?特别是思考红军最高指挥员的军事路线问题。有一本描写湘江战役的书中写到：“横陈湘江呜咽着奏起悲戚的哀歌从他们的身边淌过，遗恨绵绵。有的眼睛鼓着。好像永无休止地张望着黑沉沉的大空，死不瞑目!”(石永言《遵义会议记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6页)也给幸存者带来空前的震撼—红军还能这样走下去吗?仗还能这样打下去吗?下一步向哪里去?一江鲜血，更加激起了全军上下，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满腔愤怒。刘伯承回忆录中说：“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回忆长征》，星火燎原选编之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第4页)王稼祥面对着这种状况，也不无忧虑地对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这种失败的客观状况是遵义会议召开的客观条件，也是遵义会议能够选择毛泽东的最主要的客观条件之一。
2、党内多数领导人对中国革命高度负责的立场和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
尽管当时党的主要领导犯了严重的错误，但绝大多数领导还都抱着对中国革命负责的立场，努力采取实事求是和认真的态度思考其中的根本原因。他们大多在正视红军惨败的事实的同时，没有单纯归结为敌人强大的客观原因，开始从自身寻找失败的主观原因。更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前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进行比较，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独特素质、能力及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长征之前，博古、李德不准备带毛泽东，正是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坚持，毛泽东才最终跟随长征。1934年12月20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乌江边时，王稼祥就问张闻天：“也不知道这次转移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叹了口气：“唉，没有个目标，但是这个仗这么打下去，肯定是不行的。”接着他又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都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了，还是请毛泽东同志出来吧。”王稼祥表示赞同。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开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战略行动，并且已经出现了转机。如果这个时候让毛泽东出来主事，应该顺理成章。博古的女儿谈到遵义会议时说：“周恩来就直说了，我们的对手是国民党，具体的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和他处了两年的时间，我知道这个人文武双全，聪明能干，读书很多，又有政治手腕。我们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3、党内能够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较为浓厚的民主氛围
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个党中央民主氛围较为正常和浓厚，能够开展面对面的尖锐激烈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对主要负责人博古和李德的严厉批评。会议开始，博古首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将红军失利主要归结为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接着，周恩来所作副报告中不同意博古观点，认为红军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张闻天首先站起来发言，他摆事实、讲道理，从现象到本质，从事实到理论，逻辑严谨，措辞激烈，点名道姓地直接批评博古、李德，一针见血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下的一系列严重错误，并揭露了他们试图推脱责任的本质。张闻天之后，毛泽东紧接着就长征以来的各种争论问题作长篇发言，较为详细批评分析了博古、李德无视红军打运动战的传统策略的实质。会场上出现了两种完全对立的思想观点和路线方针。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他说 ：“就是李德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朱德会上也大声质问李德：“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样仗?” “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后来在发言中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他严肃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之后，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以及在第一线指挥的红军主要将领也个个言辞激烈，通过大量事实批判错误路线，支持毛泽东意见，赞成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建议，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由毛泽东出来指挥。会上，只有凯丰等极个别人支持李德、博古，反对多数同志对李德、博古的批评，反对毛泽东。会上凯丰竟然直接质问毛泽东： “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而已!”毛泽东反问一句：“想必你读过《孙子兵法》?你知道这本书有几章几节?”弄得对方哑口无言。从会议进程中可以看出，党内很多同志能够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尤其是周恩来同志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当时党内这种批评自我批评的严肃作风和民主氛围实质也是当时党的整体素质状况。没有这种状况，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积极成果。
4、党内敢于抵制共产国际错误决定的独立自主精神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必须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客观地讲，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也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中国革命毕竟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共产国际不可能真正熟悉了解。同时由于其自身思维方式等多种原因，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都是正确的，包括决定领导人和具体路线、政策的指示，因此也给中国革命实践带来一定甚至是较大的危害性。博古作为党内主要负责人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就是共产国际直接指定的。因此，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根据地的丧失，共产国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遵义会议剥夺李德、博古二人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实际是冒着对抗共产国际的风险。但当时党内大多数领导人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对中国革命负责出发，会上不仅批判了二人的主要错误，而且坚决果断撤掉其领导权。这种独立自主精神也是能够选择毛泽东的又一极其重要的客观原因。从今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还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能够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接受正确的指导，抵制错误的指示，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路线。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这次会议能够召开及会议的结果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向成熟的最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