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托卡马克之冠】
前段时间英国国会宣布，本财年要削减95%对华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下文简称ODA）资金，只留下约90万英镑的额度，用于资助所谓“开放社会和人权事业”项目（programmes on open societies and human rights）。
当时很多网友看到这条新闻的第一反应是，“带路党”们的“狗粮”被砍了。
相关新闻下部分网友留言（图截自社交媒体）
这种说法倒也不能说就是错的，毕竟西方国家的ODA项目，特别是那些用于资助“开放社会和人权事业”的项目，其肚子里究竟憋着些什么坏水，保守来说是公开的秘密，大胆而言已接近社会共识。
但如果把西方国家的ODA项目简单理解为全都是给“带路党”们的“狗粮”，那也未免有些低估了西方国家世界霸权体系的复杂程度。
实际上，ODA项目是西方国家对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施新殖民主义和维持其政治霸权的重要手段；它是一门成体系的、门类繁复的、高度专业化的系统工程，其作用远不止给各地“带路党”发“狗粮”这么单纯。
ODA起源
ODA项目最早起源于1950年代初，由联合国开展的国际发展援助评估工作。
当时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的方案是，由发达国家出资，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投资50亿美元——当时的美元是可以兑换成黄金的真美元，这50亿的币值非常之高，远不是今天滥发成“灾”的绿色金圆券能比的。
按照当时联合国方面的估计，这些投资能落到实处的话，就能让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实现每年GDP增长至少2%的最低目标，经年累月，逐步消除世界上的贫困。当时联合国呼吁各大发达国家联合成立国际金融部门和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用以推进这一项目。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于1945年成立的世界银行在1960年建立了国际发展协会（IDA），用以联络发展援助参与国和协调工作，同时通过该协会来动员资金、人力、物力参与其中，以专门为贫穷国家提供低息、无息的优惠贷款，从而援助后者的社会经济发展。
同一时间成立的，还有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主要负责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赠款 。该委员会是向全球提供90%以上官方发展援助的的发达国家组织，也因此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和“援助国俱乐部”。
还有一个在此期间成立的组织，那就是广为人知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该组织在新疆棉花事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在此不再赘述。
这一系列组织的建立及后续工作的开展，使ODA项目开始成为国际间发展援助的主要形式。
1970年至2019年，ODA每年总量变化趋势（数据来源：OECD，图：维基百科）
援助目的逐渐不纯
ODA项目在建立之初，以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为主要形式，也偶有人力支持；通过填补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金——尤其是外汇资金——缺口，缓和国际收支赤字，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公允地说，ODA项目在建立之初，确实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少好处。在整个1960年代，由于ODA的资金额度一直在稳定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其经济发展水平随着援助规模的增加而不断提高。这一时期的ODA可称善政，也因此，1960年代被称为国际发展援助的“光荣时期”。
但是到了1970年代，联合国对1960年代的各种ODA项目进行了综合研究之后发现，纯粹提高经济增长、加快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的转型，并不能直接保障最底层社会贫困程度的减少。因此，进入1970年代后，在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国际发展协会的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委员会的推动下，减贫而非增长，成为了ODA项目的核心命题。
在197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70年代被宣布为第二个发展十年，当时划定了到70年代中期，官方发展援助要达到援助国国民收入的0.7%的目标。
在这一时期，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对外发展援助规模增加了3倍；在这一时期，通过石油出口发了大财的石油输出国，特别是海湾国家也参与到了经合组织的对外发展援助工作中，在70年代初，石油出口国在经合组织的对外发展援助项目中的资金占比只有区区5%，到了1980年代，已经超过1/3。
看上去，由于资金的大笔进入，整个发展援助工作的情况似乎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对不对？
然而，并不是。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60年代至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ODA项目的重视并不是因为它们发了善心，而是当时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贫困是导致发展中国家投向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动因。
在冷战的大环境下，西方国家通过金钱收买的方式，局部缓和旧殖民地的尖锐社会矛盾，以此阻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同时维系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既有经济利益和殖民利益不受社会形势动荡的影响——正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样地，少压迫一点，吐一点油水回去，反抗也会少一些。
到了19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严重的“经济滞胀”环境中，财政预算吃紧，再加上西方国家开始对苏东社会主义阵营展开极为严厉的禁运和制裁，这些加速了西方国家自身经济恶化的形势。
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大幅缩减用于ODA项目的预算，而仅有的一点援助资金，也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而开始附加额外政治条件。
换而言之，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正式开始了打着ODA项目的旗号，行新殖民主义之实的鬼把戏。
新式“殖民”把戏
西方经济学体系的高度发达，使得它们开始以一套完整而精密的话术来包装这一套鬼把戏，并论述借援助之名，行干涉之实的政治合法性。
在1990年代初，主要援助国内部开始兴起一种言论，即援助悲观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援助本身不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不仅如此，反而会加大援助国对外来援助的依赖。它们还专门给这种依赖发明了一个名词——“援助疲劳”。
这一套理论看似合理，实际上却绝口不提广大受援助发展中国家原本就是援助国的前殖民地，其经济结构和社会环境早已伴随着殖民时代而与援助国发生了深度绑定，本身是非常畸形的。就像很多国家的支柱产业就是咖啡豆或其它热带作物，这种经济结构抗风险能力差，受主要消费市场的经济形势影响极大。
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畸形的经济结构，巩固了原有的社会模式，加深了双方的绑定，受援助国实际上成为了援助的经济附庸。援助疲劳之所以会出现，根本原因在于援助国本身的经济形势恶化，受援助国作为事实上的经济附庸，自然也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它们不提这一点，转而开始为加深对受援助国的控制，发明全新话术。
在1990年代，国际上关于如何评价援助工作有效性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这种讨论渐渐进入官方层级，直到在1996年的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召开的全球高级会议上，各大主要援助国达成共识，表示过去50多年的发展援助实际上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发展中国家应该对本国发展起主导和决定作用，而不能单靠ODA，并且正式提出，如何评价援助的有效性应该作为一个核心概念被引入到对ODA项目的研究和开展中。
而到了1990年代末，世界银行发表了一份评估报告，表示，凡是不愿意遵守附加援助条件的国家，往往都不会实施世界银行提出的政策要求，援助也会失去应有的功效，而在那些愿意遵守附加援助条件并且认为这么做会受益的国家，援助往往会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
换言之，听我的话，才有饭吃。
从这个时候开始，借援助之名行干涉之实，成了一种受到官方背书的堂而皇之的行为。
需要指出的是，援助资金对于饱受贫困之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种极为宝贵的经济资源，特别是对于那些抗风险能力极差的小型经济体来说更是如此。因此，尽管此类援助开始附加越来越多的政治条件，但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生存下去，明知发展中国家施舍的饭食里掺了砂子，它们往往也不得不硬嚼下去。
西方发达国家在1990年代至2000年初，构建了一整套极为精密的援助有效性评估体系，简单概括地话，就是援助只有在实现“良好治理”的国家才能取得收效，并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所谓“良好治理”，就是指良好的财政政策、良好的贸易政策、良好的货币政策；至于什么才够得上“良好”，基本上由西方国家说了算。
熟悉西方新自由主义那一套鬼把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所谓良好的贸易政策，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敞开国门接受西方国家的垄断性倾销；所谓良好的财政政策，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大幅缩减公共开支，减少一切在西方国家眼里“不必要”的支出；而所谓良好的货币政策，基本上可以理解为货币汇兑全盘放开，方便国际金融炒家收割血汗，薅羊毛。
为了更有效地推广这一套，世界银行和西方发达国家大幅调整了原有的援助目标，特别是政治目标。早年的援助目标谋求通过援助来促进受援助国的内部政治改革，也就是先给钱，后改制；后来调整为根据受援助方已经具备的政治条件，并以既有的政治表现作为是否提供援助的依据。
换言之，先改制，后施舍。
它们为此专门设计了一套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体系（CPIA）。这一套体系根据20个由世界银行和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主要特征，对受援助国进行量化评估并打分，其中涉及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社会政策、经济部门管理、公共部门管理、政治制度能力等，每个待援助国需要根据这些指标进行综合打分，然后分为高中低5个不同的档次，再根据这些档次给与或者不给于不同程度的援助。
简而言之，把政治形态、社会结构与受援助的量进行刚性挂钩，你的表现越符合西方国家的需要，能拿到的援助越多。
公允地说，这些评估打分体系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其中的一些评估标准确有其合理之处，然而高明的谎言永远是“半句假话不说，只说部分真话”——西方国家的这一套评估，无非是通过对援助资源的垄断去塑造受援助国的政治进程，本质上是一种囤积居奇和漫天要价，以此维系其在受援助国的既得利益，以隐蔽和包装过的手段实施新殖民主义。
最骚的是，西方国家为了论述自己这一套评价体系的合理性，还设计了一套对援助之后的效果的评估体系，通过对那些符合西方要求，接受西方援助的国家的援助项目的效果进行吹捧和粉饰，来论述自己在援助活动中附加政治条件的合理性。
就像一个人，既是出题的考官，又是培训的老师，还是打分的评委，通过给听话的学生打高分，来论述培训工作的成效和出题的合理性，这已经不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了，而是自证自辩和自我吹嘘了。
例如和美国国家开发署相比在新疆棉花事件中的恶劣表现不遑多让的英国国际发展部（UFID），在同年也发表了一项援助有效性报告，表示超过75%的投入到符合援助标准的国家中的援助项目都是成功的。
作为最大ODA项目机构的世界银行，在2004年的一项相关研究中就表示，通过对21世纪最初的1000多个援助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估后，发现援助的有效性，和CPIA的分数成正比，在那些符合西方政治标准的国家开展的援助项目，成功率高达76%，且越是符合西方政治标准的国家，其援助项目成功率越高；而在2009年的援助项目年度回顾中，又表示随着西方政治标准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援助项目的成功率日渐上升。
我出题给我自己做，导致我的成绩越来越好了，我真厉害。
同时，根据2008年世界银行和有关援助参与方的研究，此类援助项目流入不同的经济部门，其成功率是有所不同的。它们重点指出，在金融部门的援助项目中，成功率较高，高达85%以上，而环境类援助项目则成功率较低，低于70%。
什么叫无利不起早？这就叫无利不起早。
“援助”后果
完全由援助国自己根据自身的政治动机进行设计，这种评估本身能有多少客观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
发展援助项目是否能发挥功效，一个国家需不需要投入援助项目，这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其评估也应该是综合考量的，毕竟一个项目对援助国有好处的同时未见得对受援助国有好处，基于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对援助项目的效果评判会有很大的差别。
实际上与援助方自问自答式的援助效果评估不同，其它国家、独立学者、第三方研究机构对援助效果的评估远不像援助方说的那么优秀乐观。甚至就连西方国家自己的独立评估机构，很多时候都看不下去这种政治造假行为。
例如对英国国际发展部的独立调查研究发现，在2000年初，其25%以上的项目高估了援助项目成就，低估了失败程度；德国发展研究所在对11个国际援助机构的报告和自我评估进行了分析后认为，这些自问自答的数据“仅具有极其有限的信息价值，无法作为对援助机构及援助项目进行有效评估的依据，甚至会产生许多具有误导性的不利影响。”
另外，与1960~1970年代动机相对单纯，成效也比较明显的官方发展援助项目不同的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官方援助项目是赤裸裸地服务于援助国自身的政治利益。例如，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曾因巴基斯坦核开发而中断了20年之久，后因巴基斯坦支持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而恢复。
美国政府在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把对外援助与外交、国防并列为对外国家安全政策的三大主要支柱；美国政府当时还设立了著名的千年挑战公司（MCC），主持对外援助工作。
该公司设立专门的委员会对受援助国进行综合评估，只有符合美国标准的受援国才能获得美国政府的官方援助。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游说美国政府把援助资金从对非洲本地的农业发展中抽离出来，转而从美国本土的农业利益集团购买粮食，然后用美国的物流企业将粮食运至非洲，再以倾销的方式投放到非洲市场。
此举直接摧毁了接受援助的非洲国家本来已经初露曙光的本土农业，以谷贱伤农的方式导致非洲大量农民破产，摧毁了当地本已初步形成的粮食市场，乃至于当地的农民由于接受了西方资本的农业贷款购买农资投入生产，但又因为粮食市场被倾销的西方援助粮食摧毁而卖不出去，还不起贷款，进而只得把土地抵押出去，从而成为事实上的当代农奴。
他们在失去土地之后，不得不按照西方农业资本利益集团的要求，在土地上改种西方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进一步加深了本国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和对西方国家的依赖性，破坏了本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使本国经济进一步附庸化。
西方国家廉价到卖不出去就肆意倾倒的咖啡，吃不完就胡乱抛弃的巧克力就是这么来的；许多非洲国家粮食不够吃，但广袤的农田里依然看不到大米、小麦和木薯，只有一片片的咖啡豆就是这么来的；西方国家对非洲的官方援助年年增加，非洲部分地方还是年年饥荒就是这么来的。
地主大户丰年贱价收粮，欠年贱价收地的故事，依然在苦难的非洲大陆上一次次上演，并进一步加深了当地的苦难。那些倾销粮食摧毁了当地农业造血能力的西方农业资本利益集团，则在慈善晚宴上交杯换盏，为他们高声宣布又为非洲的饥荒地区提供了多少美元的粮食援助，为此又偷逃了多少税款，又从非洲吃下了一笔咖啡豆期货准备投入资本市场运作而满面红光。
世界银行还曾经把农村发展项目与金融项目一起，并列为ODA项目中成功率最高的门类。
对于那些拒绝按照援助附加条件进行政治结构变迁以符合西方国家要求的国家，西方国家动辄以援助断供和援助受援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作为要挟，逼迫受援国变成援助国希望的样子；对于“改革”积极性不高的受援国，则通过减少援助、推迟资金拨付等方式敲打威逼；另外，西方国家对于援助本身的资金使用方法，使用路径予以刚性规制。
结语
以CPIA和MCC为代表的受援助国评估体系，已经事实上成为了西方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维护世界霸权，管制贫弱国家的重要手段。
这种打着援助的旗号行殖民之实，用对援助资源的排他性垄断构筑话语霸权和标准霸权，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还当主考官的行为，远比早年靠着坚船利炮搞殖民更隐蔽，更精致，危害更大。要么按它们说的来，接受一口施舍，要么饿死，这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死局。
对于中国来说，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此类骗局，让它们只能拿出一点鸡零狗碎的残渣碎屑给“带路党”们发狗粮，只能证明中国真的强大了，无需依赖这些带有讹诈性质的施舍依然能让经济社会保持稳健发展。
另一方面也证明，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屡次以所谓援助为诱饵，企图在中国推行颜色革命的图谋，基本上已经彻底失败，它们放弃了在中国培养政治代理人的妄想，转而只能通过找几个阿猫阿狗来制造一点噪音，干扰一下中国前进的脚步，仅此而已。
但这只是第一步，对于提倡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来说，如何打破这种新殖民主义，如何消除这种构筑在对经济资源的排他性垄断基础之上的话语霸权，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