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一则由印度陆军确认的消息震惊了中印两国。
印方称，在6月15日晚，中印两军在此前对垒的加勒万河谷（Galwan Valley）地区发生“暴力对峙”（a violent face-off）。中印双方未发一枪，用“木棒与石块”，造成了人员伤亡。其中印军有一名上校和两名士兵被打死。至17日，印方确认死亡印军或已达20人。
解放军西部战区已在6月16日确认印军违背承诺，越过实控线，蓄意发动挑衅攻击，引发双方激烈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
解放军将据点设置在1962年控制线的加勒万河谷河口地区，并在河谷内设置据点和集结点，至此，印方沿什约克河谷的调动均一览无余，中方也打通了进入河谷的渠道。（谷歌地图截图）
环顾近期中印外交接触，北京与新德里之间本有密切接触。首先，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Ajit Doval）6月8日已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就双方部队边境对峙问题进行沟通；其次，印度驻北京大使唐勇胜（Vikram Misri）亦在北京参加了解决中印部队边境对峙问题的讨论；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 Jaishankar）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计划在22日展开视频会议，讨论对峙问题。本次风波造成的边境局部升温就显得极为突兀。
不过，根据《今日印度》等媒体披露，印方在6月15日的行动中出动了“一个步兵营”的兵力，在印军建制中，营级兵力的指挥官是上校衔军官，其兵力员额在千人上下，约为普通边境巡逻兵力的八至十倍，印方这一偷袭可算有备而来。
由于中印两军在6月12日前后已于加勒万河谷对峙前沿“分段撤离”，印度陆军参谋长亦确认前沿局势在6月上旬“已获控制”。印方此次的目的就很明显：印军试图在解放军于加勒万河谷前沿兵力减少时，一举夺取前沿工事，改变控制线现状，但从嗣后印方与中方继续联络、对话的局面来看，此次行动恐未获成功：在击倒其指挥官后，解放军前沿驻守兵力或已将其击退。
事实上，新德里一侧已经在6月后不断于中印西段边境遭遇惊吓。中国“中央电视台”在6月6日披露了一则大规模军事调动的信息。在报道中，解放军空降兵军的一支旅级作战部队的全部人员、装备在5月仅用数小时就从湖北驻地投送到了“西北高原”。它不仅显示解放军的投送能力较之2017年洞朗危机时有了较大提升。也展示了中方正在逐渐具备改变中印西段边境现状的能力。
解放军在中印西段边境遭遇的对手是曾在1999年卡吉尔冲突中打退巴基斯坦渗透突袭的印度精锐部队。图为印军在卡吉尔冲突取胜后，向媒体展示战利品。（美联社）
解放军投送兵力的能力正在飞速超过印军在西部边境部署的效率。虽然印军在拉达克地区布置了第14集团军两个师下辖六个旅的兵力，但印军的机动展开极不方便。自印度独立并夺取拉达克地区以来，印军工程兵在近50年间，在高山冰川地带很难有更多发挥。
多年来，印军只打通了两条由斯利那加方向前往列城的公路，它们不能全年通行，且需要沿什约克河（Shyok River）谷地绕行。尽管印军在斗拉特别里奥地（Daulat Beg Oldie，简称DBO）军事基地附近修建了机场，可起降C-130J等大型运输机，一次投送100名士兵、两到三辆轻型装甲车辆，但这并不能改变印军在局部地区投入不足的劣势。
的确，解放军跨过什约克河，发动全面战争的可能性极低。印度军方也称“这种场合似乎可算牵强”。但印方也发现，解放军和当地边民正一同行动，从西藏阿里地方出发，在中印西段边境地区对印方形成局部围困的态势，一俟印军无法维持，中方就能以“切香肠”的态势展开反蚕食并将其驱逐。
面对这种局面，新德里可能一直都想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改变现状”。发生在5月上旬的班公湖对峙与暴力事件就变成了某种预演。
此前，印度前国安委员会顾问卡纳德（Bharat Karnad）曾在5月18日和28日先后发表文章，此公鼓吹对华强硬，强调印方要在中印边界“拒止中方蚕食”、“袭击中方设施”，他还先于印度军方和该国主流媒体披露了班公湖北岸对峙后印军“一名上校”和“一名少校”带领的“小巡逻队”遭重创的局面。
在卡纳德继续批评莫迪（Naredra Modi）当局在国防领域的投入“不足以实现印度的自卫”，认为莫迪政府和印度军方的缄默助长了“中国的侵略行为”时，印度军方甚至也有在局部地区，激于鹰派热忱，发动短促突击的可能。
但遗憾的是，新德里终究需要面对现实。虽然中印对峙六周之后，前方势头渐弱。可印方也要直面中方建立永备工事，在山脊线设置据点，沿边界布置重型火力以及布置快反部队等行动的现实。在印度主流媒体开始有声音认定“中国现时握有改变领土现状的武力”时，印军在加勒万河谷偷袭的遭遇可能也只是个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