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群、 高长武•
[摘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了新生政权；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及时把党的工作重心向建设社会主义上转移，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面取得初步成果；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其间出现了重大挫折，但总能不断发现并尝试纠正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得以在曲折中前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了我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十八大报告的这一论断凝练地评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值得理论界进一步阐发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战略。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又踏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征途。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胜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有效结合起来。同理，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寻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辛探索，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本文对此作些探讨。
一、新中国成立后，在不停顿地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开展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巩固了新生政权，为向社会主义全面过渡准备了条件。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即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个伟大的任务，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就可以立即在全国一切方面着手施行了”（《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5页。），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任务尚未完全解决。为此，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有条不紊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军事领域，一方面，指挥解放军向全国进军，剿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势力。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完全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状态。另一方面，面对不期爆发的朝鲜战争和美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威胁，果断决定抗美援朝，并最终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空前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帝国主义从此不敢轻易作侵犯新中国的尝试。
社会领域，在广大新解放区陆续开展土地改革，消灭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根基；开展针对旧的工矿企业管理制度、婚姻制度、教育制度等各个社会领域的民主改革运动及扫除旧社会痼疾的斗争；镇压反革命，基本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经济领域，没收官僚资本，组建国营经济，掌握了国民经济命脉；颁布并实施《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打击投机商人捣乱市场的不法行为，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采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努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
经过三年努力，新民主主义革命遗留的任务顺利完成，国民经济也得到基本恢复，从而为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政权，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表明，要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必须彻底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深刻总结国内外近代政治发展历程和党在革命根据地建立新型人民民主政权的实践经验，提出我国革命胜利后只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新中国便是根据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学说建立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等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阶级状况和工作任务，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作了进一步阐述，强调把对人民内部的民主与对反动派的专政相结合，特别是采取把民族资产阶级留在国家政权内部，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和平地改造民族资产阶级，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一个创举。在此基础上，其他各项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也逐步确立起来。
首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新中国成立时，由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筹建新中国、选举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职责，是由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的。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实践证明，这是人民民主政权最好的组织形式。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1948年4月，中共中央在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就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欢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建立。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前，它负有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历史使命。在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以后，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依然存在并发挥着重要作用。1956年4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确立。
还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国是单一体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毛泽东等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般原理与我国民族关系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从1947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开始，新疆、广西、宁夏、西藏四个民族自治区也先后成立，此外还建立了一大批自治州、自治县或民族乡，使各少数民族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对上述各项政治制度作了明确规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保证。
三、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开展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确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伟大社会变革。
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1953年，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由此，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
总路线首先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工业化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建立物质基础。早在1949年3月，毛泽东就指出：“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1955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95页。)
这里毛泽东提到的“工业国”是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目标的。在当时我国经济基础极其薄弱、资金极度匮乏，又面临帝国主义战争威胁和经济封锁、禁运的情况下，这也是不得不作出的战略决策。诚如周恩来所说：“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整个工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才能保证现代化国防力量的发展，并且归根结底，也只有依靠重工业，才能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不断提高。”(《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3页。)
总路线规定的另一项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结束时，虽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已基本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但私有制经济形式在国民经济中仍占相当大比重。要完成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必须对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形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陆续开展起来，在此过程中，党中央创造性的开辟了一条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的和平改造道路。具体来说，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逐步把小农经济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手工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从供销入手，引导手工业者走手工业供销合作的道路，把手工业者的个体私有制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创造了从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多种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对资产阶级企业进行和平赎买的设想。
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超过80%。这标志着我国几千年来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阶级制度已基本上被消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此外，与社会主义改造同期开展的“一五”计划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批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甚至空白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
四、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的基础上，及时把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转移，以苏为鉴，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和提出了一系列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取得初步成果。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我国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国内条件已经具备。同时，国际形势总体上趋向缓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引发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思想混乱的同时，也客观上推动了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破除对苏联经验的迷信、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进程。这些变化为我们党思考和探索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党中央审时度势，1956年，果断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然而，当时还存在不少阻碍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
这里所说的“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指，当时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知识分子匮乏，束缚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因此，1956年新年伊始，党中央就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专题报告，不仅明确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而且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问题，认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因此，必须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确定正确的科技发展方针，提高我国科技水平。这表明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为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1956年4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方针一经提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和积极拥护。“双百”方针有利于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也有利于团结广大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如果“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工业（经济）问题上“没有主动”的状况怎样改变呢？1956年2月至4月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分别约集多个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在系统调查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对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十个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并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苏联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方针。对此，毛泽东曾总结说：“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比较系统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所有这些党在科学文化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新方针，都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会议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会议明确提出党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41—342页。）。
为完成这个任务，会议提出了许多新的具体方针政策。经济建设方面，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经济体制方面，肯定了陈云在发言中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思想，即：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政治建设方面，提出进一步扩大人民民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法制，等等。科学文化方面，再次强调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确立文化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党的建设方面，通过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提出了党在成为全国执政党后加强党的建设的必要性及主要方针；强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决定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尝试和探索。祖国统一方面，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页。）
八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提出了许多富于创造精神的新方针和设想。这是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的初步成果，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沿着八大确定的路线，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继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其间遭受了严重挫折，甚至犯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总能不断发现并尝试纠正错误，使社会主义建设得以在曲折中前进，也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根据八大确定的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开展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当时对我们党来说，还是一个新课题，没有多少经验。因此，着手研究和解决这一课题，是从分析和思考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开始的。
当时国际共运界接连发生了几件重大事件，前有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有波匈事件。这些事件引起了国际共运界的思想混乱，同时也暴露出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在此背景下，1956年下半年，我国一些地方也出现了由于生产、生活资料供应紧张而诱发社会不安定的情况。国内外出现的这些新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深入思考。毛泽东认识到，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创作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名篇，创造性地提出了正确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不同性质矛盾及如何处理这些矛盾的理论。其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只有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思想的提出和宣传，为统一全党认识、解决当时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精力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为随后展开的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准备。
在分析波匈事件及国内出现不安定情况时，毛泽东等认为，共产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等不良风气，是一个重要原因。基于此，1957年4月，中央发出指示，旨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关于整风运动要达到的目标，毛泽东作了这样的构想：“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
整风运动开始后，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响应，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应该说，这些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有利于改进党的工作。但是，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攻击，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与共产党“轮流坐庄”。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始料不及的，引起了他们的高度警觉。1957年6月上旬，中央发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本来，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潮，反击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揭露和粉碎他们的不良企图，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复杂情况的出现使毛泽东等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特别是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随后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重新强调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成为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屡犯错误以致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理论根源。
与此同时，毛泽东等在把握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上也出现失误，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两个运动使国民经济遭受了严重挫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这完全出乎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意料。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初衷，主要是为了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富民强和社会公平。毛泽东当时的一句话最能说明这种心态：“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0页。）陈云1962年在谈及当时的困难时也说：“一般说是好人好心做了错事所造成的。人是好人，心是好心，就是做错了事。”（《陈云文选》第3卷，第199页。）
面对事与愿违的困难局面，毛泽东等进行了反思，先后召开多次会议，尝试纠正“左”的错误，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好转，同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形成了若干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比如，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要经过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搞好综合平衡；发展商品生产，实行按劳分配，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系统正确的调查研究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前提，等等。
从八大召开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的十年。期间虽然遭受过严重挫折，却依然取得了很大成就。后来的现代化建设所依赖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业务骨干及其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这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段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主导方面。
由于“左”的错误长期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尽管这是一场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此间的探索也不是漆黑一片，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建设还在进行，并取得了诸如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籼型水稻育成推广等成就。作为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毛泽东，虽然一直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干部和党外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在一定时段内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这些都对后来顺利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6页。)。从辩证的角度看，曲折和失误并非一点积极意义也没有。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
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先后提出和实施不同侧重点的外交战略，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粉碎了一些国家的战争威胁和战略包围，维护了我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了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谋划新中国外交战略时，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采取这一战略，有其历史必然性。在美苏矛盾逐步加剧，两大阵营冷战对峙的形势下，中国不可能完全置身其外，就像毛泽东所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2—1473页。)从民族情感上说，新中国是不可能倒向长期欺凌我们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而且，在当时情况下，苏联是世界上唯一能够真正尊重新中国并真诚为新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实行“一边倒”，并非放弃原则投靠苏联，中国在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交往中依然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
在“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大框架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对外关系上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步骤。一是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派志愿军入朝鲜作战。二是派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积极斡旋，推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的紧张局势趋于缓和。三是首先提出并和印度、缅甸等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努力与周边一些国家解决边界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实现睦邻友好。四是组团参加亚非会议，提出“求同存异”原则，得到许多国家的理解和尊重。五是着手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与之发展贸易和文化往来。这一系列外交决策，为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国际局势动荡，世界各种力量分化重组，中国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压力和威胁。在这期间，美国依然采取与中国为敌的外交政策，加强对台军事援助，随后又发动侵越战争；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陈兵百万威胁中国。
毛泽东和党中央适时把外交战略调整为“两面出击”，同时反对美苏霸权主义。针对美国插足台湾问题、国民党部队袭扰大陆的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随后两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申明和平解决台湾的方针，揭露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针对美国发动侵越战争，中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援助。毛泽东还敏锐地看到了美国搞“和平演变”的另一手：“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0—1141页。)同时，针对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行径，毛泽东和党中央也作出了针对性部署和还击。“两面出击”的战略，虽使中国陷入与美苏同时抗衡的不利局面，但也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向世界表明了新中国不畏强权、反对霸权的信心和决心，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针对美苏两国争霸的局面，毛泽东再次重申并完善了“中间地带”理论。在他看来，中间地带有两个，一是亚非拉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二是欧洲、加拿大、日本、大洋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依靠第一中间地带国家，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国家，共同反对美苏霸权主义。据此，中国一方面明确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并与其中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加强互助合作。另一方面，努力加强同西欧、大洋洲和日本的关系，特别是与法国的正式建交，开启了与西方大国正式建交的进程。这些举措不仅有利于打破美国封锁和苏联包围，而且也为赢得更多国家的尊重和支持、为日后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变化。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并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欧共体的成立，欧洲各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始联合起来表达自己的声音；日本自1968年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美苏争霸格局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
1969年初，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并利用中苏珍宝岛冲突的机会向中方陆续作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姿态。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变化，果断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不利局面。1970年底，毛泽东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转告美方：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8页。)经过接触和准备，1972年2月，尼克松正式访华，毛泽东、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会谈。随后，中美双方发表《中美联合公报》。这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尽管不少问题还有待此后逐步解决，但中美关系的突破是新中国打开全新外交格局的必要前提。毛泽东曾形象地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1640页。）
果然，中美关系的缓和在国际上引起了连锁反应。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与日本等一大批国家建交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而且在此期间，通过不懈努力，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在新中国外交新局面初现的时候，毛泽东对外交战略作了进一步思考，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4年2月，他在会见外宾时，第一次提出了这一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1—442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中央对外交方针作了一系列调整，确立了以反对霸权主义为核心，维护世界和平为目的，积极改善同第二世界关系，联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实践证明，“三个世界”战略思想的提出意义重大。恰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0页。）
纵观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外交领域的探索历程，虽然在一些阶段上对国际局势和战争危险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文革”期间外交领域受到“左”的错误的冲击，但是任凭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取得了外交战线的诸多成就，既维护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提高了国际地位，又为国内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保障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些成就为改革开放后外交工作新局面的开创打下了重要基础，提供了宝贵经验。
总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能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道路，是以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经验教训为基础的；今天我们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也是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此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为基础的。抹杀和否定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后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丧失了本源和基础，也就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否定。诚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个历史时期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05期，摘自2013年第6期《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