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料到，和香港骚乱、七十年大庆、十九届四中全会一起登上媒体头条和中国政治大雅之堂的竟然是一块不起眼的猪肉！这个中国人肉食蛋白的最主要来源，被网民借用《西游记》中猪八戒原型戏谑称为“二师兄”的家伙，这几个月居然人气高涨，不仅高居经济与社会类新闻榜首位置，甚至还穿透“两制”的海关边界，影响到了香港的食材价格。
中国的生猪价格大幅飙升，已成为近十年来涨幅最大的一次，在一些地方，猪肉价格甚至翻倍疯涨，出现了要凭票才能限量购买特价猪肉的新闻。
中国“二师兄”的身价看涨。（VCG）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为了稳定猪肉价格、保障居民家庭生活，中国政府迅速采取解决措施。 6月5日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抓好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和生猪生产恢复工作，鼓励补栏增养”。
8月21日国常会重点谈及稳定生猪生产问题，将猪肉价格稳定上升为“事关‘三农’发展、群众生活和物价稳定”的高度，对地方层面的“一刀切”行为进行拨乱反正，明确要求“地方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对依法划定的禁养区内关停搬迁的养殖场（户），要安排用地支持异地重建”，“取消生猪生产附属设施用地15亩上限”。
8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全国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电视电话会议，采取限价、补贴、投放储备冻猪肉等多种方式，以控制猪肉价格的暴涨。随即，农业农村部会同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相继印发文件促进生猪生产。截至目前，江西、广东、江苏、四川、广西、海南等近十个省，已经出台猪肉相关物价调控政策，甚至将其列为“政治任务”。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动员机制再次派上用场，有些人甚至调侃，猪肉对中国的影响已经超过了香港骚乱。
从六月延续至今的香港骚乱，尽管闹得满城风雨，成为世界热门新闻，但是迄今为止，除了中央治港系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与默克尔会面时回应之外，连一个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官员都没有公开发表过评论，但是“猪肉危机”一爆发，不仅各省市与部委立即发起动员，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解决对策，副总理还亲自挂帅督阵。 应该说，面对猪肉价格飙升，中国政府反应十分迅速，也显示出为民负责的责任心，因为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所掌握的经济资源与强大社会动员能力，预料随着一段时间的价格震荡和波动后，猪肉市场应该会渐趋稳定。
但与此同时，又一个担心又开始产生，就是今天这样大范围的动员，会不会在明年或之后又造成一场“肉贱伤农”的危机？这不是杞人之忧，因为担心其来有自。
8月20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在黑龙江省内考察时专门询问猪肉价格变动情况。（新华社） 导致本轮猪肉价格疯涨的是多方面因素叠加的原因。首先是中国猪肉市场自身重复出现的供需周期。此前十几年，由于生猪产业的特性，猪肉价格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每3到5年都会出现一轮剧烈的价格波动，这次也符合这个规律。
其次，因恰值非洲猪瘟爆发，为防疫需要的大量捕杀，使不少地方生猪数量锐减，造成市场紧缺。再者，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猪肉进口、饲料生产等产业带来冲击，饲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上升等，也对猪肉价格上涨起到推升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近几年来，政府以环保等原因强化监管养猪业，不少地方 运动式“一刀切”地禁养措施，在供给端给该产业链条形成巨大冲击，使得供需之间出现了结构性失衡。 2014年中国国务院出台行政法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开始推动生猪养殖的规模化生产，从严管理生猪散养户，并在南方水网133县、京津冀等区域划定禁止养殖区。
一些地方在执行过程，不考虑政策的前瞻性和协调性，片面将“养猪”作为低端产业进行清理。据统计，截止目前全国划定禁养区4.9 万个，面积63.6 万平方公里，关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场21.3 万个。从2015到2017年，累计清退猪产能约6000万头。而在清退的主体大部分是小型的家庭养猪户，据调查已有三分之一的农户退出了养猪产业。
一些基层政府为应对环保检查，甚至直接把农民家里的猪圈、鸡舍、羊棚拆掉。结果，在上述因素的叠加影响下，猪肉价格开始疯狂上涨，不仅影响到民众生活，还需要仰赖于国家发起政治动员才能缓解。 猪肉上涨折射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VCG）这是在中国社会治理中经常发生的问题，折射出了这次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第五个现代化”设定为会议主题的必要性。
从国家政策顶层设计的角度，政策制定者基于环境保护和推动生猪养殖规模化生产的考虑，强化管理生猪散养户，不能不说用心良善，但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却忽视了或者说未能充分认识到威权体制下各级官僚系统层层加码的固有弊病，以至于强化管理生猪散养户政令一出，各地执行官员层层加码，让政策在向下传导过程中不断被扭曲和异化，最终“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造成生猪数量锐减。
一些具体的执行官员不懂得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罔顾生猪产业的养殖和市场规律，片面地“一刀切”执法，更是火上浇油。
生猪生产是个高度周期化的过程，在环境保护和推动生猪养殖规模化生产的过程中，先是非洲猪瘟发生造成全国范围内大范围捕杀，后是中美贸易战造成的进口收紧和饲料价格上扬，作为管理部门本应及时预见到多种因素叠加的影响，在政策上进行灵活调整，避免因大范围“一刀切”的运动式整治影响到周期供应，但这些决策或执行的应有本能，都因官员们“治理能力”的现代性缺失和中共政治文化中“宁左勿右”的劣根性而被抑制。
事实上，猪肉价格暴涨并非个例，类似的事情不在少数。近几年来，政府出台了多项具有良善初衷的政策，不论是宏观层面的协调问题，还是微观执行层面的形式主义偏差问题，最终都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比如，一些核心城市在整治过程中由于短时间内“一刀切”地大规模清理所谓 “低端人口”，导致不少人露宿冬日街头；在防范金融风险过程中因为执行过头等反而造成了新的金融风险；一些地方为环保达标粗暴关停合法合规的经营性餐饮，造成市民用餐困难，而且还片面采用“停供蒸汽”的方式，导致下游板材企业被迫停产停业，严重影响到企业合法经营。
就在不久之前，针对国内每逢大庆就无处不在的过度安检，《环球时报》的胡锡进都在网络发出抱怨，呼吁中共关注并调整。 相关阅读 缓解猪肉慌 除投放储备外中国还采取另一招数 8月中国天津口岸进口猪肉激增 过半出自欧盟 猪肉价格 透视中国政策运行盲区 万吨战略储备猪肉投放市场 中共无意间暴露战备实力 这类事件都有共同特性，既反映了威权体制下层层加码的弊病，更暴露出许多官员治理能力的短板和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需要，中共日益重视提升执政能力，但这个能力的提升速度和人民需求还有太大差距。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被多维新闻称作“第五个现代化”，今次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将此设定为会议主题。
从本轮猪肉价格飙涨和这些年频繁发生的过度行政可以看出，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巩固可谓找准了中共治国理政短板的总病根。 国家治理是一项具有高度智慧、精细、以人为中心的工作，既要有宏大的目标蓝图，又要能落在具体而微日常才有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猪肉危机对于国家来说，或许只是发展过程中的小事，但它足以以小见大，提醒中国在实现“第五个现代化”过程中，不仅要完善治理体系，更要关注提升官员们的治理能力，要真正让全面深化改革在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中产生化学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