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政治：中国秘密输送囚犯到非洲做劳工？

从2000年开始，全球都在流传一个谣言，就是”中国将囚犯送到发展中国家做劳工”。2010年，五大洲的报纸通过披露一些耸人听闻但未经证实的关于中国输出囚犯的指控，将这些传闻升级为”事实”。战略研究专家、印度政府顾问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在一篇文章里发表了一系列指责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为有问题的断言。而他恰恰是把这个幽灵召唤出来的最著名的巫师(即他是这个谣言最著名的制造者–译者注)。他的指责也含有”阴谋论”，认为中国政府、中国国有企业(SOEs)甚至包括某些华人群体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互相勾结，将大量”中国囚犯”秘密送到国外去做劳工。

本文首先来调查谣言所描述的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囚犯劳工的形象，其次对这些谣言形成背后的政治机制进行分析。

魅影重重：中国囚犯在国外的形象

所谓“中国囚犯”在海外做劳工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20世纪70年代，2.5万名中国工人和5万名本地工人就一起建设了坦赞铁路。当最早的几千个中国工人到达坦桑尼亚时，“所有人都身穿统一的灰色棉质套装，背一个蓝色小箱子在他们肩上……引来许多好奇的旁观者，一些人猜想这些陌生人是军人或被判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犯人”（Monson，2004）。那种印象基本上仅存在于修建铁路的两个国家。

“中国囚犯”在非洲的传闻最早获得少量国际传播是在1991年，主要人物是负责人权问题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罗伯塔·科恩(Roberta Cohen)。科恩在《纽约时报》上呼吁美国应该拒绝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说她几年前曾经“获悉”：受雇于中国江苏建设公司去贝宁修建公路的工人中，有75%是囚犯(Cohen，1991)。她没有详细说明消息的来源，而中国政府则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21世纪初，这样的文章可以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2008年一份英国小报的一篇题为“中国正在如何接管非洲以及为什么我们西方人需要非常警惕”的文章，宣称“中国官方不仅诱骗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去非洲定居，甚至将中国的犯人运到非洲去当廉价劳动力搞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其他商品”（Malone，1991）。很快，这则消息被其他报纸转载并在全球传播，且出现在几千个网站上。

切拉尼(Chellaney)的文章也出现在超过一万个网站上。文章对早前的一些传闻进行学者式的确认，形成了一种“视窗层叠”(cascading)的效应(Sunstein，2009)。一个著名的加纳网站转载了这篇文章，加了一个醒目的疑问句大标题“中国在向加纳出口囚犯吗?”，紧接着写道：“是的，根据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的说法……”而切拉尼根本从来没有提到过加纳。一家监测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拉姆(Ramu)矿区行为的非政府组织也将切拉尼的文章放在他们的网站上，标题是“中国在向巴布亚新几内亚输送囚犯吗?毋庸置疑”。但没有证据显示有“中国囚犯”在巴国，切拉尼也没有提到过。

纸质和网络媒体登载的关于“中国囚犯”的传闻出现在至少过半的非洲国家，以及南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中亚(塔吉克斯坦)、加勒比海地区(安提瓜、巴巴多斯、格林纳达、特立尼达和多米尼加)和中东地区(迪拜)。

据说在非洲的中国囚犯要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他们与叛乱分子作战，修建输油管道，守卫在苏丹的石油设施，给马拉维和加蓬建议会大楼，在赞比亚采矿和建发电站，在津巴布韦的公路和种植园做苦工，在莱索托的中国台湾人开的私人工厂里做纺织服装工人，在卢旺达的水泥厂做奴工，在尼日利亚做建筑工人甚至是“外国专家”，在埃塞俄比亚建高架桥，在毛里塔尼亚和刚果建医院、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在肯尼亚修高速公路、建国防部大楼，在阿尔及利亚、莫桑比克、马里、塞内加尔和多哥、赤道几内亚这些国家的建筑公司工作，在加纳、坦桑尼亚、摩洛哥、利比里亚修建体育馆，在安哥拉和尼日尔修建炼油厂，甚至还有的在喀麦隆卖甜甜圈。

媒体和网络中有关“中国囚犯”在发展中国家的消息大多是来自在这些国家的西方游客和外派人员，少数媒体称消息来源于这些国家的永久居民，还有少部分称消息来自传说中的囚犯工作或居住地方附近的人。

这些“见证人”大多都是从所谓的目击（passive sightings）来进行推断的，他们目击中国人具有某些所谓囚犯特征，如长时间从事重体力劳动。举个例子，苏丹要在18个月之内修建一条1500公里的输油管，一个中国工人要在酷热环境中一天工作14小时，那么就推论出他们可能是囚犯劳工。安哥拉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这样说(这篇文章在全球广为转载)：

【一部分运送到安哥拉的劳力是由普通囚犯组成……那些中国囚犯不拿一分钱薪水，只是提供食物……据Courrier International (《国际邮报》)的消息，并无证据证明中国政府输送囚犯来安哥拉，但中国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和囚犯差不多。(Dos Santos，2006)】

这些谣言设定了“中国囚犯”来到发展中国家的三种方式：有的说犯人们可选择在海外度过刑期;有的说一些前科犯被假释来到发展中国家;而大多数说法是说犯人们被强制送来做劳工。一位人类学家在纳米比亚则听说犯人们选择在那里服刑：

【中国人……既是新来的又是外国人，任何一个身份都使本地人对他们抱怀疑态度。这一点在广泛传播的谣言上最能体现出来。许多纳米比亚人，包括记者、政客、商人和学者，都相信中国囚犯可以选择在纳米比亚的建筑工地上服刑。这些传闻显然没什么根据，但却大有市场。(Dobler，2008)】

一个强烈批评中国宗教政策的网站也援引了切拉尼的话，说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有“中国囚犯”被“有条件地释放”。更多的说法是假定中国囚犯是被判驱逐出境做一定年数的劳动力，即切拉尼所称的“强制发配”。无论什么方式，这些假想出来的囚犯都是受害者的形象，受害于残酷的中国政府和一些受惠于中国而顺从的接收国政府。发展中国家的统治精英们因此也就吻合了西方媒体所设定的“亲中”形象，与劳苦大众对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殖民”的反抗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被调查的非洲民众基本上对中国和中国人都很有好感，反对的声音往往都是这些国家的反对党搞出来的(Sautman and Yan，2009)。

中国和非洲国家政府的所谓从属和合谋的关系，是被那些散布关于“中国囚犯”谣言的人臆测出来的。例如，一家与赞比亚有关的短信站(SMS site)的帖子称，赞比亚政府同意偿还170万美元的贷款，而中国负责提供由囚犯在卢萨卡(Lusaka)建造一个住宅项目(Marlecy，2007)，暗示说当地政府官员是知道那些中国工人是囚犯的。有时，例如一家法国网站报道有中国囚犯在非洲，推测非洲国家对此噤声是因为这是“获得中国贷款的条件之一”(Trueslash，2007)。

谣言也包括指责接纳国官员中的腐败问题。一家由一个在澳大利亚的赞比亚人办的赞比亚报纸网站，讲到中国公司修建体育场时，称“合同里大多数被雇用的人都是中国的囚犯”，肯定涉及给官员回扣的问题(Banda，2009)。中国政府被传安排了囚犯到发展中国家工作，而接收国政府由于政治和金钱的原因允许他们流入。如何理解这些谣言在全球传播政治机制?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政治

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对”中国囚犯”谣言的传播有影响。西方媒体经常引用赞比亚反对党爱国阵线（PF）领袖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的话。在他领导的一次反华运动中，他声称”赞比亚已经变成一个劳动力集中营了。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良心犯”（Saluseki，2007）。一些学者依据媒体的报道，也附和萨塔的观点。如两个在台湾的学者称，”在过去十年，超过3万名中国人涌入了赞比亚，而他们的低工资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让人觉得中国把这儿当罪犯流放地了”(Thornton & Thornton，2008)。弗兰克·布瓦利亚(Frank Bwalya)，一位因批评赞比亚政府而著名的牧师，在2010年的一次集会中说：”赞比亚已经变成中国的海外监狱了。从中国来的罪犯被带来赞比亚工作。而政府应该给赞比亚人提供工作。”

在赞比亚，谣言也使人们指责赞比亚当时的执政党MMD(Multi-Party Democracy)。一位在以色列的赞比亚人在赞比亚报纸网站上发帖说：

【奇利拉邦布韦市Kamenza 镇充斥着中国人。仅仅在奇利拉邦布韦就有约500名中国人……他们并不是像MMD所说的那么有素质和技术。事实上，有人说他们其实在中国是囚犯。他们来赞比亚是为了服刑。而现在，又有印度人成群地出现在Kamenza镇了……萨塔先生是对的。(Ndhlovu，2007)】

我们去奇利拉邦布韦市采访了驻在当地的中国工人，他们来自安徽一家矿业公司，给赞比亚的两个铜矿公司(一家中资、一家是英国/印度公司)提供专业打井服务。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与传说中的情况相似：他们成群地上下班，七八个人共住一个民房(有几个房间)。但是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迹象表明他们是囚犯。

不仅上文所提到的帖子，还有一个在加拿大的赞比亚人也声称有”中国囚犯”在赞比亚矿区工作。他们大概不知道，2007年，在赞比亚议会里曾有一个部长被质问是否有中国囚犯在中国有色金属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的谦比希(Chambishi)铜矿工作。2010年，议会同样有关于中国送犯人来赞比亚服刑的质疑。两次质疑都是由戚辛巴·卡姆威利(Chishimba Kambwili)提出的，他是卢安夏(Luanshya)的一名爱国阵线议员，卢安夏镇现在也是另一个中资铜矿的所在地。任何关心赞比亚政治的人都知道，提出”中国向赞比亚输送囚犯”的议题，都是想要使执政党难堪，而执政党既是”亲中”的，又是”亲西方”的。

2007年，卡姆威利问有多少”中国囚犯”为NFCA工作。矿业部部长回答说，工作许可要移民局签发，并证实不存在”中国囚犯”。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卡姆威利又说他”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相信中国政府确派遣了囚犯在NFCA工作，问矿业部是否”去过谦比希亲自去调查一下是否有中国囚犯在矿上工作”。这位部长说已经做了”十分详尽的调研”，官方和非官方的资料都证实没有囚犯。部长提到，国内法律和国际法都有”严格的措施”来规范监狱劳工，赞比亚法律也要求监狱劳工必须获得监狱总警监的批准才能工作，而这种情况是极少见的。这位部长又说，联合国也有一条这方面的公约需要遵守。因此任何政府进行这类活动都是非法的。他说赞比亚没有与中国的双边协议允许输送囚犯来工作，并要求卡姆威利提供证据。另一位议员问到政府有没有什么机制，可以”筛查这些来赞比亚的中国人是否是囚犯”。部长回答说在签发工作许可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某个人是囚犯，我们很可能不会允许他在这儿工作，因为我们没有那种制度安排”。

在非洲的中国生意人

2010年，反对党议员在议会的提问变成”2008年和2009年，共有多少外国罪犯在赞比亚服刑?”这等于是用另一种方式提出与2007年相同的议题，而没有仅限于问谦比希铜矿的事。内政部副部长回应说，有761名来自31个国家的罪犯在赞比亚服刑，并且分国籍列出了罪犯的人数。爱国阵线议员接着只查问了一个国家：中国。他们问为什么名单上没有中国，然后被告知–因为确实没有中国人在赞比亚服刑。

关于”中国囚犯”的问题也成了斯里兰卡的一个政治议题。主要的反对党–新自由主义的联合国家党(UNP)声称，2009年，在马欣达·拉贾帕克塞(Mahinda Rajapaksa)总统的家乡汉班托塔(Hambantota)–南亚最大的港口建设工程中，有400名无技术或半技术的中国囚犯。这项耗资上十亿美元的工程，是2008年由中国海湾建设公司和中国水利水电集团公司承建的，85%的资金都是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优惠贷款。UNP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使斯里兰卡变成一个殖民地，斯里兰卡有2.5万名中国囚犯(其中2042名在汉班托塔)，而之所以有中国工程的存在则是因为官员的腐败。一位UNP的议员说有”超过十万”在斯里兰卡工作的中国人是囚犯，他们再也不会回中国了。这个传言也被一个在印度的泰米尔民族党派进一步传播，他们抱怨斯里兰卡政府将在斯里兰卡内战中被损毁的泰米尔地区的重建合同给了中国人，而不是泰米尔人自己。他们也宣称囚犯只是中国情报单位的一个幌子。当地媒体登载了一篇报道，说”中国囚犯”将会一直留在斯里兰卡，可能是为了在印度边界建立中国军事基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中国囚犯”的存在，但是批评政府的斯里兰卡记者却说得好像是事实一样：

【大量的中国囚犯出现在各地，在中国投资的基建项目中从事体力劳动，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种史无前例的情况将给国家和地区都带来深远的影响。(Guansekara，2010)】

早在切拉尼称有”中国囚犯”在斯里兰卡之前一个多月，该国政府就已澄清没有”中国囚犯”在斯里兰卡受雇工作(Sharmila，2010)。但是切拉尼在他的文章里还是置政府的这项否认于不顾。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关于”中国囚犯”的谣言也带有处心积虑的经济目的，这和本地建筑公司与中国建筑公司之间的竞争有关。斯里兰卡一家著名的本地建筑商，以及肯尼亚建筑行业龙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提出了对中国公司的指控。纳米比亚一家本地建筑公司的老板说：”我们很难从政府那里接到活，而中国却用集装箱运来一船一船的囚犯到公共工程工作。”(Van den Bosch，2009)一位爱尔兰游客回忆说，在塔吉克斯坦看到有一条路从中国边境修到首都杜尚别，”我听说这条路是由中国囚犯修建的，以便向该国倾销便宜货”(Clowes，2008)。他将这种谣言归结于中亚地区普遍的反华的种族主义，但谣言起源可能在塔吉克商人，因为他们的货要和中国的产品竞争。

国际政治

下面我们来谈谈国际政治。像切拉尼这样的”中国威胁论”的倡导者还要对中国有什么新的指控才能使这样的头条标题在一家泰国报纸出现呢？–“中国全球人权声誉再创新低”（Chellaney，2010）。还有什么比控告中国输出囚犯劳工更能够打击中国软实力呢？囚犯既带来安全威胁，又减少当地就业机会。一份关于中国-斯里兰卡关系的分析注意到，这些谣言”可能会引发反华公众情绪，损害中斯关系的良好基调”(Ramachandran，2010)。

1990年代美国出了一个事件，是关于中国出口监狱制造的货品到美国。美国要求中国禁止此类出口，但美国自己也出口监狱制造的物品，也允许私人使用监狱劳力，这同样违反了国际法关于防止强迫劳役的规定（Kang，2009）。例如，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BP)使用大批的无薪监狱劳工(主要是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墨西哥湾进行泄漏石油的清理，让这些罪犯在危险条件下每周工作72小时，许多人被安置在集装箱里住。然而，中国出口监狱制品的事件从没有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成为议题，也淡出人们的视线，但现在又出现了中国监狱劳工在海外的谣言。

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tzenegger)州长曾计划把加利福尼亚的罪犯输出到墨西哥监狱，墨西哥的回应是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义务接收未在自己境内犯罪的罪犯。事实上，输出的罪犯基本上很难秘密地入境，因为很少有政府愿意担上政治和安全的风险。早期殖民地时期的英国哲学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明确地表达了一种共识：输出罪犯–“人中败类、被判刑的恶人”–是可耻的（Bacon，1597）。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美国使进口罪犯成为非法（Stumpf，2008），因为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国务卿威廉·苏华德（William Seward）在公开演说中所讲的，如果欧洲送罪犯来美国，”将会给美国人民的品格、繁荣和美德带来致命的伤害”。当英属印度当局想要把在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中俘获的叛乱分子送到现在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时，那些殖民地都拒绝接收他们（Yang，2003）。切拉尼的文章出来以后，一家印度报纸报道说：

【一些有中国公司在建重大项目的国家的外交官，否认广泛使用监狱劳工的可能性，说是出于安全考虑，以及有关海外中国公司已经十分敏感的事态……”中国海外劳工已经是个敏感的议题，只是因为有大量的中国劳工在海外的工程中工作，”一位非洲国家的外交官说，”中国怎么还会输出罪犯，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呢?这个说法是非常不可信的。”】

然而，美国政府却散布了关于中国输出囚犯劳工的谣言。2010年，美国国务院关于人口贩卖的一份报告指出：

【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和印度人在赞比亚铜带省地区的中国或印度所有的矿井里工作，他们被矿业公司剥削，被强制劳役。工作时间之外，一些中国矿工被限制在有守卫的居住区(compounds)里，四面混凝土高墙围绕，墙顶上还布满了通电的带刺铁丝网。】

我们曾采访过赞比亚矿区的中国人。他们是有薪水的、有技术的工人、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他们住处的高墙和电网的功能同非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为了防止入侵者。

对谣言的反驳

传播中国输出囚犯劳工谣言的人，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如囚犯逃跑的报告、囚犯避难申请、有中国人对外部承认或华人社区内部有承认这个事实，或中国工人受到中国监工的体罚和严格监视等。没有这样的证据存在。然而，面对持久、广泛流传的谣言，只有少数观察者还保持着少少怀疑。一位在莫桑比克的西方外派人员在博客上讥讽地说：

【我经常看到一辆中国车里面全是困倦的、满身泥污的工人，大清早的就从城镇这一端被运送到那一端，猜想这些就是所说的囚犯。但，很可能不是……这些人看起来很悲惨，但也不是那么悲惨!我倒想知道这些囚犯到底在哪，他们穿条纹制服吗?他们会戴枷锁吗?有任何人逃到非洲的丛林里吗?!(Dom，2010)】

这位观察者的最后一个反问句是很关键的：为什么没有任何囚犯逃跑的报告?从1717年到1787年，英国当局将2万名囚犯送到他们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的殖民地，其中送到马里兰的囚犯中16%在到地后逃跑了(Langbein，1976; Grubb，2000)。现在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非洲，虽然其中有些人因为没有签证或签证过期，所以黑着。如果在发展中国家确有”中国囚犯”，那些视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国家完全可以有一条宣传攻势，欢迎囚犯们去到他们的大使馆里寻求政治庇护。

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工人中，可能有人以前是有犯罪前科的，现有的中非关系的研究完全不支持中国囚犯劳工的谣言。在我们到访过的10个非洲国家里，没有一个我们访谈的人支持这些谣言。中国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不仅否定这些谣言，而且觉得很可笑：

【建筑公司的代表听说有大批中国囚犯被送到纳米比亚做建筑工人，在此过程中剥夺了纳米比亚人的工作机会时，他们都笑了，说这几年他们还经受了其他谣言的诽谤。】

我们在非洲采访过的中国管理人员都觉得进口囚犯的事情很可笑，因为非洲国家政府发放签证和工作许可都要经过详细的筛查和冗长的申请过程。这些管理人员抱怨说，拿到签证和工作许可都要用上许多个月甚至以年计算的时间，从中国带任何人来都要花很多钱。2010年，中国工人去安哥拉的签证费用、行程的花费和福利支出，就高达2万美元。

其他中非关系的研究者也没有找到有中国囚犯的证据。黛博拉·布罗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曾表示：”我在研究中经常地问这方面的问题，但没有遇到任何证据表示有中国囚犯在非洲工作。”(Brautigam，2010)南非研究和战略咨询公司”前沿咨询”(Frontier Advisory)的负责人马丁·戴维斯(Martyn Davies)，形容这些指责”完全是垃圾”。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的一位副研究员指出：”谣言说中国公司用关在集中营里的囚犯做工来节省成本，这简直是十足的误解。”(Chen，2009)克里斯·伯克(Chris Burke)和露西·科金(Lucy Corkin)在一份关于在非洲国家的中国建筑公司的报告里写道：”尽管谣言广传，说在调查的国家里都有中国建筑公司在使用监狱劳工，但我们没有发现证据支持这些谣言。”(Burke and Corkin，2008)瑞士记者斯吉·米歇尔(Serge Michel)和米歇尔·伯雷(Michel Beuret)为写一本中国人在非洲的书，到访了许多非洲国家，他们说：”在所有行程中，我们没有见到过一个(中国囚犯)，这些全都是反华宣传。”(Michel and Beuret，2009)非洲劳工研究网络(African Labor Research Network)立项调查了中国在非洲国家投资的劳工情况，2009年发布了一份长篇的批判性研究报告，包括有10个国家的案例。但是报告中没有提及中国囚犯的存在(Baah and Jauch，2009; Vines，2007; Chege，2008)。

谣言的传播者也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会不顾信誉的风险和代价送罪犯出国。毕竟，很少有罪犯有工程所需的相关技术。在安哥拉万博(Huambo)建啤酒厂的德国人散布谣言说有中国犯人在那儿修铁路，一个安哥拉人就回应：”这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对安哥拉的公司来说有好工人很重要，如果工人队伍里有罪犯的话，老板就会麻烦不断，这是适得其反。”更不用说，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相对便宜(因此根本没有必要使用囚犯)。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观察到：

【广传于苏丹的石油业的谣言，说中国计划送囚犯来修建输油管道，依其所言，中国出低价压倒其他竞争对手得到输油管道的合同。但仍然很难想象，苏丹的中国劳工如何可以用比南部苏丹工人更低的工资来生活和工作，即使是中国囚犯，因为交通费确实很高……】

关于中国海外囚犯的谣言还常常建立在一种观点上，就是中国的囚犯太多了。事实上，中国的囚犯数量–包括被行政拘留的–和美国差不多(约200万)，尽管中国的人口数比美国多4倍(Walmsley，2008)。另外，在美国，”联邦的监狱关押了比设计多60%的人数。而州政府的监狱也仅仅是稍微宽松一点”。美国每年监禁的花费在密西西比州是每囚犯1.8万美元，在加利福尼亚则是每囚犯5万美元。施瓦辛格曾提出要把美国的囚犯输出到墨西哥，他给出的两个理由，一个是监狱太过拥挤，另一个就是节省开支，但中国监狱没有输出囚犯的经济动因。1999年，在中国关押一个囚犯的年均花销是1万人民币(约1200美元)，而中国囚犯又可以生产一些可以出售的物品，来抵消部分的监禁花销。即使现在的监禁成本比那时上涨1倍，运送他们去遥远的国家也绝不能节省什么开支。

【严海蓉：察网专栏作家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沙伯力 /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本文摘编自《中国在非洲：话语与现实》第二部分第一章的第一和第三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文字略有调整，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