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韩国财阀的罪与罚

来源:中华必亮剑天天时事       2017-03-03 07:45:27

围绕李在镕的入狱和被诉,韩国财阀问题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多年来,财阀控制韩国经济,对政治乃至社会高度渗透,早已引发韩国民众的高度不满。这一次作为韩国首席财阀的三星李氏家族蒙难,更是将外界对韩国财阀的关注推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为什么韩国会出现财阀?财阀的存在,对韩国究竟是利是弊?此次李在镕案,是否意味着韩国财阀体制将由盛转衰?云石君在此做个简单的分析:

首先要解释的,是韩国财阀的崛起。韩国之所以会出现财阀,与韩国的特殊国情密不可分。

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达成,历史3年的朝鲜战争落下帷幕。

战后,韩国在国家重建和复兴问题上,面临着发展方向的战略选择。

通常来说,鉴于三年的战争几乎将韩国夷为平地,接下来的韩国政府,在内政方面工作重点应该是努力发展民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相对应的,对民生发展有直接推动作用的传统轻工业,理应成为韩国政府的重点培育对象。

一开始时,韩国政府也的确是这么做的,在50年代,韩国的制糖、面粉产业得到了高速发展,摆脱了国家在食品方面对进口的过度依赖。

但在基本的“吃饭”问题上解决后,韩国的产业结构发生改变,并未在传统轻工业方面继续深耕,而是转而向建筑、汽车、电子、制铁、炼油、造船等重工业方向转移。

韩国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与当时的冷战大环境,以及韩国极其糟糕的国家安全形势有关。虽然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但冷战仍在持续。韩国地处东西方阵营地缘博弈的中心,旁边又有朝鲜这个死对头,其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潜在风险可想而知!

这种格局下,韩国最紧要的任务,并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而是为国家安全谋求更多保障。基于这种逻辑,与军事工业高度相关,更能体现国家“硬实力”的重工业,就自然而然的受到韩国政府的青睐。而且,与传统轻工业相比,重工业的财富创造能力也更强,对韩国综合国力的拉升作用也更明显。

所以,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经济开始向重工业倾斜。

而与传统轻工业不同,重工业的更加讲究规模聚集效应,资金和技术的密集程度也更高。

而后者,正是韩国的一大软肋。

韩国是个小国,总面积不过十万平方公里,也没有什么矿产资源,地缘区位方面,也不是什么国际贸易的枢纽(反倒是东西方地缘博弈的焦点),再加上之前的朝鲜战争,将韩国几乎夷为平地,这种种劣势决定了:韩国想发展重工业,没有任何有利条件可以依持。

这可咋办?对此,北方朝鲜兄弟的办法是,直接化危为机,积极向中苏等社会主义盟国要钱要物,用来自外部的经援,来充实自己的国力。

不得不说,朝鲜的这种做法,还是很有效果的。鉴于朝鲜身处冷战前沿,是东西方博弈焦点,所以社会主义阵营对它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朝鲜也因此在冷战期间得了个“乞丐社会主义”的绰号),这帮助朝鲜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在国家综合实力上都力压韩国。

但朝鲜可以这么干,韩国不行。毕竟与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流行的政治挂帅不同;西方国家一直是典型的资本权力主导;既然是资本主导,那对经济利益的看重程度自然要高的多。所以朝鲜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大哥们要钱,但韩国如果效法,受个小恩小惠可以,想靠经援养活一个国家,西方国家不会答应。

靠不了人,那就只有靠己。而国家贫弱的现实决定了,韩国只能将国家现有的财富和资源高度集中,举全国之力,来发展重工业!

这听起来,有点“举国体制”的意思。不过韩国的“举国体制”,与中苏又大不相同。作为西方阵营的一员,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韩国没有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所以重工业的发展,不能通过打造国有企业来实现。

这就让财阀得以崛起。财阀利用自己的既有资金、人脉以及工商业经验优势,大举转向重工业,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政府的大量支持。

相对于轻工业,重工业更加讲究规模优势;而韩国作为一个小国,国内市场有限,所以必须开拓海外市场,而在此过程中,又会面临西方大型企业的强势竞争。而这种残酷的市场搏杀,又反过来倒逼韩国必须要将企业做大,通过规模优势,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这样一来,财阀们的实力越来越强,在国家经济重的权重占比也越来越高。

而到了上世纪890年代,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效应逐渐显现,技术研发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持续增加;而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需要持续不断的大量投资,创新成果也需要大型生产制造平台来消化,所以韩国财阀在这波革新浪潮又占尽优势,最终发展成今日的庞然大物。

说完了财阀的发迹,再来说财阀对政治的影响。

最开始时,韩国财阀对政治权力,还是颇为敬畏,高度依赖的。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财阀当时实力尚弱,需要政策的培育;二来,韩国曾长期处于威权政治时代,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总统之手,政治权力的集中,使得掌权者有足够的实力,对财阀进行压制、甚至摧毁。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情况逐渐起了变化。一来,财阀实力已经壮大到一定层级,垄断大量国家资源,干涉政治的资本增加;二来,80年代后,韩国开始民主化转型,大权独揽的政治强人退出舞台,国家政治权力也被拆解,这意味着政治权力的内耗增加,对资本权力的约束力下降,政商关系逐渐逆转。

在现行西式民主框架下,政客要打选战,就必须要财阀提供资金,必须要财阀控制的媒体提供舆论支持;而政客当选后,要维持国家经济正常运转,要践行自己的经济政策,同样离不开财阀的配合和支持。

而在民主机制下,政客的权力边界被大幅压缩,政坛反对派势力长期虎视眈眈,这使得政客的政治抗打击能力严重下降,所以要更加对财阀加以讨好,否则惹闹了他们,用经济手段挑起些社会风波,用不了多久就会民怨沸腾,让政客如坐针毡。

再加上韩国民族成分单一(这意味着韩国人的思维模式趋同度较高),民族性格又相对偏激极端,这意味着很容易出现“举国皆反”的局面,政治斗争失败后的下场也因此不会太好(韩国历任总统除了李明博,就没一个有好下场——眼瞅着朴槿惠也迟早得蹲大牢),这更削弱了政客的抗压能力,使他们在跟财阀叫板时底气不足。

资本权力不断增强,政治权力却不断走弱,财阀由经入政的趋势自然难以扭转。

但话又说回来,放眼这个星球上的主要工业国,除了中国,其他基本上都是资本权力主导(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权力强大,且经济上公有制也占主导地位),可为什么其他国家的财阀(或者财团)都没有这么嚣张,唯独韩国财阀,对政治的影响如此明显呢?

这还是跟韩国的特殊国情相关。

韩国为了发展经济,充实国家实力,就必须培育优势产业。但韩国终究只是个小国,国家潜力有限,所以不可能像中国这种大国一样,铺开各种工业门类,而只能挑选少数几项重点产业经营;同时,由于韩国国内市场过于狭小,螺蛳壳里做道场似的内部竞争,因为格局有限,对企业的发展起不到太大促进作用,还不如整合做大,以更好的应对海外市场的搏杀。

这就意味着,韩国的资本权力,高度集中在极少部分人手中。由于圈子太小,他们通过利益交换,妥协以及家族联姻等方式,很容易形成利益共同体,在国家经济政策上齐心向政坛施压,逼得本就四分五裂、底气不足的政治权利不得不妥协退让。

最后,再谈谈韩国财阀对社会的影响。

众所周知,财阀对韩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首先,由于前文所列到的原因,韩国财阀对韩国经济高度控制,所以民众也不可避免的被财阀绑架——要更好的生存,就只能为财阀服务。

其次,由于韩国本身土地贫瘠,资源有限,再加上庞大的军事投入,以及长期对轻工及民生产业的相对忽视,这造成了两项严重的后果:一方面,物价腾贵——财富和人力资源都高度集中到与民生直接关联较小的重工、电子科技行业;另一方面,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财阀控制程度相对较浅的民生产业,由于发展受限,所以普通人很难通过其发家致富。(财阀企业过分强大后,不受节制的横向扩张,而国内市场的狭小和财阀的过分强大,使得这种扩张可谓如入无人之境,也使得普通人在这些产业的创业成功概率更加渺小)

这既堵死了民众自由上升的空间;也使得民众如果不能进入财阀企业,并在其中获得相应地位,那么将很难在社会上体面立足——高昂的物价以及民生行业创富能力的有限,将把这些民众逼入生活的困境。

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除了考公务员(韩国公务员职位也很吃香),否则只能挤破脑袋进入财阀企业,并试图在其体系内部获得上升。但大型家族企业的僵化模式,以及垄断地位带来的强势做派,使得普通人很难在财阀企业内部出头,反倒不得不忍受严苛甚至带有侮辱性的的管理,以及过度的盘剥(韩国人劳动强度全球闻名)。所以韩国民众对财阀的愤怒,也就在情理之中

而从国家层面来说。韩国这种财阀经济模式,也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由于财阀数量稀少,主要分布行业的集中,以及其内部权力架构的高度集权化,这使得韩国经济,乃至国运,都承担了很大的风险。

对单一行业、单一商业集团的倚重,意味着一旦该集团,或者该集团所主攻行业在市场上受到冲击,甚至失败,那么韩国就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严重影响(所谓三星感冒,韩国打喷嚏,其逻辑便在于此)

而财阀掌门人作为私人资本的掌控者,作为商业主体,他又天然不像公权力拥有者那样,必须接受各方各面的监督、掣肘,进而更加注重妥协、平衡以追求稳定;相反,相对不受约束的权力,以及商业竞争的残酷性,决定了他有权力,也有必要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一些激进措施。这使得韩国在政治民主化后,经济上,却依然不得不被少数寡头所捆绑——这意味着不确定因素的增加。一旦经济寡头主观判断失误,对韩国的伤害就立竿见影!

那么,这种局面能否改变呢?老实说,不大可能。作为一个地域狭窄、资源匮乏、区位边缘的地缘小国,韩国本身并不具备成为准中等强国的天然资本。它今日能做到,全靠后天努力——直白点说,正是这种集中国家资源培育少数规模化商业集团,培育少数尖端优势产业的做法,才造就韩国今日之地位。

这种情况下,韩国如果想削弱财阀对国家的影响,办法有两种:

第一,扩充工业门类,多点并进,培育更多的规模化商业集团——也就是更多的财阀,进而摊薄单一财阀对国家的影响;然后利用财阀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彼此间掣肘,来增加政治权力的相对话语权。

这是最好的办法,但对韩国并不实用。韩国作为一个地缘小国,先天条件有限,能做到如今这份上,已经是把后天的主观努力发挥到了极致。所以不管韩国再怎么努力,但它的有限地缘实力,决定了它只能做到小而美,而不可能像中美这种大国一样,天然具备大而全的潜力。

除此之外,第二种办法,就是煽动民粹,民众与政治权力联手,压制以财阀为代表的资本权力,然后将其大幅拆解。

这个也不是做不到。但如果这样做,意味着韩国企业将丧失规模化优势;而在重工、电子科技这些资金、技术高度密集的行业,支离破碎的小型企业,是无法跟大型外国同业竞争的。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韩国如果在海外市场失势,就算狠下心关起门来搞贸易保护,如此狭小的市场,也根本无法支撑起现有的二流发达国家地位。

综上所述,尽管财阀绑架了韩国政治,绑架了韩国社会,绑架了韩国国民,但现实决定了,韩国人依然不能摆脱财阀的控制。也许,他们可以齐心协力,对财阀集团中的某一个人施以惩罚(比如李在镕),但对财阀这个整体,对财阀这个扭曲的机制,不管他们多么憎恨,但终究不能从根本上,将其铲除。

这就是小马拉大车的附带品,这就是作为三流地缘小国的韩国,要想维持自己二流发达国家和准中等强国地位,所必须承受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