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选民对“政治精英”的不满

 

按：本文译自胡佛研究所在线网站，作者维克托·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是该所资深研究员，专注于古典学与战争史。文章原标题是《谁是那些该死的“精英”？》。宋伟、万吉庆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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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无处不在的民粹主义怒火涌向那些所谓的精英。例如，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对中东移民所持的立场，让公众大为恼火。英国选民已经抛弃了后现代主义的欧盟。而美国的工人阶级则团结在政治素人唐纳德·川普周围，视其为最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这可不是希拉里的竞选团队或共和党建制派所曾料想到的。

但这些不受待见的精英都是谁？——他们究竟做了什么，以致惹恼了西方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选民？

自古以来，精英就有不同的定义方式，有时候根据出身（希腊语的hoi aristoi），有时根据资本（hoi plousioi），有时候则依据可以感知的阶级（hoi oligoi），有时依据公认的影响力（hoi gnorimoi），有时依靠高雅文化（hoi beltistoi）——有时候则是兼而有之。

今天，人们尤其讨厌“政治精英”——笼统地指在州和联邦层面进行统治的人。他们不仅包括民选议员、州长、总统，而且包括非民选（且不对选民责任的）的庞大政府部门成员——内阁官员、行政要员、高级军事官以及监管部门。除了这些政客，西方精英还包括跨国超级富豪（其受惠于全球化，尤其是国际金融、投资以及促进资本和信息跨国流动的技术）。

精英还可由教育（最好出自常春藤联盟或者与之相当的西海岸名校）、住宅（最好是东海岸的波士顿和华盛顿之间，或太平洋沿岸的圣地亚哥到伯克利一带）、职业（如政府行政岗、媒体、法律界、基金会、艺术圈、学术界）、名流（在电视上、好莱坞、网络新闻、金融领域等知名）或思想（例如那些进步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来定义。为了稍微了解下我们下一代的精英，最好阅读一下《纽约时报》的订婚启事，关注下高盛的实习生以及哈佛大学的青年学者。

这些精选出来的少数人阐释我们的文化，教育大学校园的年轻人，运作政府，制定大多数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取悦美国人，发布新闻。公众之所以对他们感到愤怒，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在中产阶级看来，这些精英是脱离民众的、不称职的。越来越多的选民认为，亮闪闪的学位和头衔并没有反映出他们的思想水平和教育程度，而仅仅是用以区分“他们”与其余人的标志。另外，这些精英有时会干蠢事，就像认为美国有57个州，士兵都是“特种兵”（corps-men），ISIS是某个“大学运动队二队组织”。这些统治阶层不像曾修建胡佛大坝、赢得中途岛战役、建造州际高速公路的那批人。相反，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伊朗协议谈判、加利福尼亚高铁项目停滞、《平价医疗法案》崩溃，以及8年间国家债务飙升两倍反映出这些人缺乏经验、平庸或者麻木无情。

移民法案推迟直接缘起于管理层允许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无需初审即可进入美国——这是蠢人和空想家的杰作，而非真正技术专家的。越来越多美国人认为电影已走向衰落，其类型要么是令人腻烦的烟火特效，要么是对经典的粗陋翻拍，或者是大谈公司、军队以及中央情报局邪恶的心理剧。可以预见，《纽约时报》一会儿将刊登修正事实或来源错误的文章。

第二，大众恼火于精英们的伪善和道貌岸然。进步主义精英屏蔽掉了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后果。“边境开放”的倡导者，诸如前洛杉矶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戈萨、facebook亿万富豪马克·扎克伯格，将墙和栅栏视为倒退和非人道——而他们自己住宅却得到院墙的牢牢保护，以有效阻挡那些“乌合之众”（hoi polloi）。

前副总统戈尔是个进步主义的环保先知。然而，他却把破产的有线电视频道以数百万美元卖给了半岛电视台，而这家电视台的幕后金主则是碳排放支持者、强烈反犹的君主制国家——卡塔尔。约翰·克里酷爱高赋税、大政府——当然除了为给百万美元的游艇逃税，而把其从高税的马萨诸塞州拖到低税的罗得岛的时候。

惺惺作态的事还没说完呢。飞机旅行被认为是非常糟糕的特大碳排放事例——环保主义者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或博诺的飞机旅行不算在内。学者们批评沃尔玛员工间工资不平等，然而却对校园内巨大的薪酬不平等保持沉默。学校里，虽然教授相同的课程，但研究生和兼职教师的工资却不到全职教师的一半。旧金山的环保主义者，要求河水直接流向大海——而非灌溉农田——以滋养三角洲里的小鱼，然而，他们却不愿牺牲哪怕一滴来自“宝贵的”内华达山脉的水。一次又一次，这些精英们推行着他们自己绝不赖以生存的政策。

第三，选民们厌倦了屈尊于那些斥责非精英落后性的所谓精英。这种鄙视尤其针对中产阶级——他们没有真正贫困所导致的脆弱性，同时据说也没有更高阶层的文化和品位。失业矿工绝享受不了“白人特权”；那些言不由衷说着陈词滥调的常春藤联盟精英倒是常常这么干——并且通过教养其子女远离理想化的“其他人”来践行“白人特权”。在效仿中世纪苦修中，一个人越是对所谓低等人的罪行表达强烈愤慨，他就越被当做是有德行的——并免于社会谴责。

关于这种鄙视，有一个绝佳的例子。贝拉克·奥巴马痛斥那些不买他的账的宾夕法尼亚的工人阶级：“他们或执迷于枪支，或笃信宗教，或憎恶与他们不像的人，或有反移民、反自由贸易的情绪（以此来解释自己的挫败），无怪乎，他们的日子越过越苦。”

当美军在伊拉克的前途未卜时，时任参议员后来的国务卿约翰·克里，做了类似的冷嘲热讽。他警告学生，“你们知道教育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想充分利用它，就老老实实学习，做好功课，尽量成为聪明人。否则，你就会在伊拉克战场上受罪。”在克里作出这番嘲讽一年后，很大程度上由工人子弟组成的美军士兵和军官，通过自身的勇气和专业水准，在2007～2008年，赢得了伊拉克的和平。

这种情况不止发生在美国。欧洲的精英们同样傲慢。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没有为德国接纳数百万中东难民（大多数是年轻且未经审查的男子）的政策辩护，而是傲慢地说，“国界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发明。”他还补充道，“我们必须与民族主义作斗争。”

容克对历史的无知和自大，格外需要关注：他显然认为，国与国的边界是“发明出来的”，而非反映了邻近部族的语言、文化以及种族之间的古老和有机的差异。精英们太聪明了以至于不相信“民族主义”：他们认为，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或伦敦金融城的对冲基金经理，理应与布鲁塞尔的官员或哈佛大学的教授——而非与住在数里之外的英国东南部的工人阶级的笨伯们或中产阶级中贪婪的企业家们——为伍。

同样是纡尊降贵，结果却不一样，这也是公众忍无可忍的原因。政治不正确的措辞，若是由白人中产阶级的“丑角人物”——如保拉·迪恩、萨拉·佩林、菲尔·罗宾逊——说出来，准会招致污名乃至被排斥。而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这样评价贝拉克·奥巴马时，则根本不是事儿：“我的意思是，你们得到了第一个口齿伶俐，阳光，整洁，长得不错的主流非裔美国人（总统）”。难道拜登是说先前的黑人总统候选人如雪莉·奇泽姆、杰西·杰克逊、阿尔·夏普顿，都是舌头打结、愚笨、粗野、相貌平平的人？照自由派精英悔罪的规则，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瑞德，同样以高人一等的姿态，称奥巴马是“浅肤色的、没有黑人的口音（除非他愿意）的非洲裔美国人”时，简直是大逆不道。

对公众而言，由进步主义者组成的精英，创造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文化，这种文化谴责普通大众缺少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敏感性。他们越是高声谴责中产阶级缺少教养，贝拉克·奥巴马就越有理由将自己的外祖母刻画成“典型白人”，或制片人迈克·摩尔可以哀叹，杀死数以千计美国同胞的911袭击，居然发生在蓝州（译注：选民倾向于投票给民主党的州）而非红州。

最后，民众感觉精英们不守法。庇护城市的存在使联邦移民法归于无效——但如果保守派主政的城市遵循这种先例，根据自己的司法解释，宣称联邦的手枪登记或动物保护规定无效，则一定会被谴责为“造反”。

规则不适用于统治阶级，克林顿夫妇不过是现实的缩影。希拉里曾操纵奶牛的期货投资——投资一千美元，盈利十万美元，无须承担任何后果——而且越描越黑的是，一开始她并没有为自己的收益缴税。作为国务卿，她违反了几十条国家安全协议，要是搁在其他政府雇员身上，早就进监狱或被解雇了。至于比尔·克林顿，早已跻身高等教育史上薪水最高的“总理”，五年来，通过出售其作为国务卿的配偶的影响力，赚了近一千七百万美元——更别提他搭乘了“洛丽塔航空”，这要是放在别人身上，至少也会受到“厌女症”的指控。

克林顿夫妇可能是最糟糕的规则破坏者，但他们并非例外。如法里德·扎卡利亚、多丽丝·科恩斯·古德温这类剽窃者，布莱恩·威廉姆斯这样的撒谎者，其他人犯同样的罪会面临开除或解雇，而他们却照常优哉游哉地享受假期。美国国税局从一家公正的征税机构变成了白宫的意识形态部门，没有任何人受到犯罪的指控。而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用公家的飞机携家人前往贝尔蒙特赛马会，同样也免受追究。

今天的西方精英，已经堕落成15世纪僵化的梵蒂冈教廷的翻版，旧制度垂危的路易十六时代颟顸的凡尔赛宫廷的变体，五一大游行时坐在检阅台上的傲慢的苏联高级干部的翻版。在这样一个经济不安全、恐怖主义扩散、中东政局动荡、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全球背景下，西方世界再度出现“宗教改革”、“革命”、“反叛”，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