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公正地对待历史》
中国战略论坛 → ≡ 战略茶室 ≡ → 『 探索争鸣 』 20070707
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本质体现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对马克思主义者们来说是一个共识。邓小平明确说过：“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然而，为什么又实行“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呢？按照当时的说法：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目的是为了“让先富带后富”，进而达到共同富裕。事物发展有时是“以退为进”，因而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望相信邓小平，盼望着共同富裕的实现。
然而，世纪之末过去了，20多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有少数人确实富起来了，而且富得很快，各地方都出现了一批大富翁、大富豪，但是，他们不但没有 带领大家共同富裕，而且同广大群众的差距越拉越大，形成“富的更富、穷的更难富”的现实。这究竟是正道还是邪路，是功绩还是罪过，孰予评说？
中国有无发生两极分化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反映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58，超过了国际的警戒线。据金融部门统计，2002年在我国拥有金融资产的居民中，20％的富裕 大户占整个金融资产的66％。如果再考虑到这些大户的经营资产和房产、汽车等，他们的财产比重肯定要占到整个居民财产的80％以上。这也就是说其他80％ 的居民仅占20％以下。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己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贫富差距很大，但那里却有很高的社会福利和救助加以弥补，而在中国，连 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也被视为“大锅饭”而取消了，代之而来的却是各种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在中国大陆富人排行榜上，有些大富翁的个 人资产已达几十亿，有的近百亿。有些人的阔绰和排场已达挥金如土、奢侈淫欲的程度。据2002年《新财富》杂志上公布的大陆400名富豪的财富的总和是 3031亿，这相当于贵州省2001年GDP的三倍，相当于全国2亿低收入的农民的全年收入。
按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的贫困人口约有5000万(农村3000万，城镇2000万)。这里应该看到，中国目前划定贫困人口的标准是年收入865元，即每 月 72元。这个标准如此之低已至不足维持人的生存条件。而国际上规定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的标准是每日生活费最低1美元，如果按此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在 2亿以上。①由于物价不断上涨，贫困的货币标准也应提高，总不能再用十几年之前的标准吧！根据国家统计，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是2600多元，这其 中如果扣除少数富裕大户所占的大多数份额，对于百分之六十的农民来说，他们的人均年收入不会超过2000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想而知。
中国的贫困家庭算得上是一种高度贫穷：很多人生病没有钱治，孩子因缴不起学费不能上学，有些家庭负债累累，有的全部家产加起来不值几百元钱，有些人靠卖血 维持生活。据有关医疗机构调查：我国大量艾滋病患者其中多数是由卖血感染的。近期一位刚从中国西部地区访问归来的美国教授说：他所去的地区比25年前中国 没有实行改革时他去过的北方农村还要穷。他称：“周围风景如画，而百姓一贫如洗。”
①吴忠民《中国有多少贫困人口》，2003年5月16日《中国经济时报》。
目前中国学者们在有无两极分化问题上争论不休，如果他们也到贫困地区的困难家庭去访问一下，这个问题就不难得出正确回答。如果说这样大的贫富差距还不算两极分化，那么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两极分化？
当然，仅以人们之间经济上的贫富差距还不能说明就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否认一定程度上的贫富差距。然而必须看到：在先富的群体中目前大多数人 已经变成了私企老板，而大批“后富”群众都成了打工仔，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完全是资本家与雇工的关系。目前中国私营老板都忌讳“新生资产阶级”这个称 谓，其实他们无论在规模、人数还是在社会联系和地位上都超过了解放前的资本家阶级，同当今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
鲜明的贫富差别不仅存在于经济生活中，而且更严重的是它已反映在社会各个方面。例如：在教育领域，富家子弟可上“贵族学校”、重点学校，而一般平民子弟则 只能在条件差的乡镇学校就读。有些贫穷家庭的孩子根本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在很多地区，大富翁只要钱多就可当乡镇长，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他们何止是 “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是各级政权的“依靠者”。相反，任何人只要沾上一个“穷字”，就只能到处遭受歧视！当今社会各个领域无不是以有钱没钱而把人分成 不同的等级。
“让少数人先富”的政策一方面培植了一批新生资产阶级，一方面造就了一个人数众多的打工族。在公共资源转移中有大量工人、农民失去了劳动致富的条件，如失 业、失地，他们的选择只有两条：或者失业或者给人打工。中国的打工族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大军，他们到处承担着开发建设的最艰苦、最繁重的任务，劳动时 间每天都在十个小时以上，然而他们的工资却是国际上公认的最低的。大多数每月只有数百元，没有任何保险。如果算上他们家庭赡养和受教育的费用，这种工资水 平都在劳动力价值以下。即使这样，他们的工资还大多被老板拖欠以至多年领不到手。可想而知，对于广大的打工族来说，他们有望实现富裕吗？何时打工的能与老 板共同进人富裕！
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特别强调关心困难群体的疾苦，克服各种侵害群众权益的问题。温家宝总理还说：“共产党人一定要关心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只 关心少数富人”。这深得民心。然而必须认清的是：究竟是哪些人在不断地侵害群众的权益？在各地搞开发强迫占地、拆房中，在变卖、兼并国有资产而使工人失业 等问题中，究竟是哪些人从中大受其益？这岂不正是开发商、私企老板、地方官员等这些先富起来的一族吗？大量事实说明：“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已经是剥夺 与被剥夺的关系，难道这还不是两极分化？企图掩盖这一事实只能是对人民的欺侮和犯罪。
否定让少数人先富的政策，就是平均主义吗
有人说：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在致富奔小康道路上大家不会齐头并进，总有先后、快慢区别。否定让少数人先富就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人们之间经济 发展不平衡，物质生活水平有差别，富裕有先后，这向来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承认的现象。由于这种差别主要是由客观条件和劳动的不同造成的，因此，它不会成为两 极分化。在民众性的致富竞争过程中，执政党和政府的责任始终应该代表和维护公众利益，坚持公正、平等原则，一视同仁地鼓励、支持全体公民劳动致富，以形成 自然而公平的竞争。对于出现的贫富差别，应积极加以协调和制约，使其不致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尤其是要坚决制止侵占公共资源和群众权益的现象。我们知道， 共产党向来是把关心和帮助贫困群众改善生活地位作为其首要责任的。
然而，必须指明：“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意思并不是说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而是政府提出的一个明确的方针、政策。这一政策实质是指政府鼓励、扶植和保护 少数人先富。这里既不提“让全体人民富起来”，也不提“让多数人富起来”，这样就必然使政府失去了公正、平等原则，离开了大众的立场，从而使少数人成为政 府寻租的最大受利者。本来政府鼓励、支持和保护致富应是对全体公民一律平等、一视同仁的，而不能单独对于少数人或一部分人而言。连资产阶级领导人孙中山都 懂得“节制资本”、“扶助工农”的道理。这样鲜明地把政策立足点移向少数富人一边，这在现代国家还绝无仅有，更不必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什么是寻租行为？按照寻租理论的鼻祖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的定义和阐述，寻租是指人们凭借政府保护而进行的寻求财富转移的活动。它包括“旨在通过引入政府干 预或者终止它的干预而获利的活动”。寻租的根源是政府，它的主要特征是不经过相应的生产劳动而将社会公众财富转移到一部分人手中。寻租从根本上是与劳动和 公平原则相违背的，也是对公共资源的一种侵害和浪费。
对照中国的新富阶层，正如他们自己所称：主要是凭借了“政府的好政策”。正是由于政府的“政策优惠”，才使他们有机会利用公共资源而自肥。因此说，它完全是一种寻租行为。
回顾中国改革过程中每一次体制变动和新政策出台，如：集体资产承包、租赁、土地批租、国有企业改制、资产重组、房地产开发以及工程发包等等，哪一次没有公 共资源被廉价出售或转让，从而使少数人占尽便宜？由于这种资源转移过程是在政府号召或者提供的机会下进行的，它具有某种合法的名义。近期的调查显示，在我 国目前的私企老板中有六成以上是官员和机关企事业干部出身，还有些官员直接入股企业，这更证明了寻租行为的存在。很多调查还说明：在中国的先富群体中，除 了个别情况外大多数具有不同程度的违法经营行为，诸如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偷税逃税、走私贩私、投机欺骗、克扣和拖欠雇员工资、私开矿产、从事地下经营、 行贿政府官员之类，而这些非法经营有大量是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进行的，一直是久治不愈的顽症。银行贷款的大量流失意味着有人还从国库管理的漏洞中发了财。 中国的富裕新贵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发展超常的快。他们大部分是只有几年、十几年时间就达到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资产，这种魔法般的速度决不是勤劳所能实现的， 也不是经济的自发性和市场规律所能够说明的。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没有过这样的奇迹。其诀窍就是寻租和违法经营相结合。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富裕 阶层的个人劳动等因素，但是正如体育比赛中的运动员，你服用了大量激素在里面，你取得的好成绩岂能被社会所承认！
尤其是自90年代以来，在各地房地产开发、国有企业出售和拍卖、农村圈地、民房拆迁中，少数开发商与政府官员联手套取国有资产的行径更是让国人触目惊心。 他们通常的运作方式是：少数有个人背景的开发商采用行贿和收买政府官员的办法取得对项目的开发权或接收权，通过一系列暗箱操作，上亿的国有资产仅被评估为 几千万元、而几千万的资产则被评估为几百万元就被卖掉。之后这些精明的“投资者”又将他收购的国有资产作为抵押从而取得银行的贷款和资金。这样少数人一分 钱不花，一夜之间就能成为一个暴发户。完全是用的银行贷款购买国有资源，而所有权却转移到个人名下，是一种道地的“空手倒”的把戏。例如：浙江省原建设厅 副厅长杨秀珠在任温州市副市长期间就将价值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一块土地以5000多万元批给一位开发商，自己从而也收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贿款。沈阳市黑老 大刘涌通过行贿副市长马向东，从而使马以行政划拨的方式将市中街商业区一块24万平方米、价值3.5亿元的用地无偿拨到自己名下，只此一项，刘涌一夜之间 就增加了3.5亿元的财富。诸如此类例子，各地多得不胜枚举，这也正是国有资源被大量流失的一个方面。据有关部门对1994年12.4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 资调查统计，资产损失及挂账就达4438亿元。2002年，国家审计署查出由于违规担保、投资和借款以及决策失误等原因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就达72.3亿 元。按经济学界一般的估计，近年来国有资产的流失平均每天约有一个亿人民币，即每年365亿。无疑，这么多的财产最终都流进了少数人的腰包。这也是为什么 少数人富得这样快的一个原因。例如，根据美国《福布斯》2001年公布的我国100家富豪中，某富豪1999年还只有5000万元，2000年就增至4亿 元，一年中增长了7倍多。而到2001年又增加到9亿元，即又翻了一番多。①又如北京市年仅26岁的女士刘某，1997年高中毕业，而只几年时间，到 2004 年就拥有财产51亿元，名列《新财富》杂志公布的中国富豪榜第8位。如此神奇的财富增长速度，在世界哪个国家可以找到？这难道能够用任何经济规律来说明 吗？而类似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它必须有一个重要条件，即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官员的参与，否则是不可能的。
①《经济研究资料》2004年第5期。
人们知道：资本的本质就是增殖和扩张，当少数先富的人占有了一定的资本之后，它就会象滚雪球似的迅速扩大，而使没有富起来的人望尘莫及，因而贫富差距越拉 越大。“富者更富，贫者更贫”这向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个客观规律。这种运动一旦加上了政府的干预(政策鼓励、优惠和保护)，必然如火势风助，越发不可 收拾。两极分化一旦产生它就决不可能是容易消除的。所谓“让先富带后富，进而达到共同富裕”，是永远不能兑现的谎言！
人们看到，有相当一部分贪官和暴富者当私囊装满后首先做的是将资产转移到国外，然后携眷外逃，到哪里去指望他们带领贫困百姓致富！
由此说明，否定“让少数人先富”与主张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是根本不同的问题。打着批判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旗号而搞两极分化，这正是有些人的一种精明。平均主 义和两极分化是两个错误极端，政府干预下的“不让少数人先富”与“让少数人先富”同样都是寻租行为，二者都是对劳动致富的违背，对公正、平等原则的否定。 改革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总之，是“让少数人先富”还是坚持共同富裕，这是两条背道而驰的方针、路线，二者在性质、方向上决不是相统一的关系。只有否定“让少数人先富”的政策，才 能维护和保障全体公民平等公正致富的权利，真正形成劳动合法致富和公平竞争的局面。只有否定“让少数人先富”的政策，才能克服寻租行为和少数人攫取公共资 源的弊端，恢复政府维护公众利益、主持公正平等的职能和形象，从而消除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只有让少数人富起来，才可以加快发展、提高效率 吗
有人说：鼓励少数人先富，尽管不符合公平原则，但却能够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这里不谈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但如何看待这个效率，却是必须争论清楚的。
由于公共资源向少数人转移，使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于经济发展之外。经济的高增长不能带来高就业和居民收入的高增长。众所周知，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幅在 大多年份都在8％以上，财政增幅在10％以上，很多地方财政增幅高达20％以上。与之相比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却慢得多。仅以近几年全国农民的收入为例，每 年增幅只有百分之三、四。当然这只是个平均数。如果除去农村极少数富裕家庭所占的份额，对于百分之七十的农民来说，他们的实际收入增长不会超过3％。城镇 居民平均收入虽然比农村高，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却更大，一些大富豪和权贵阶层都集中在这里。调查显示，占市民10％的最富阶层就占去了市民财富的45％之 多，其余的55％的份额在90％的市民中分配。如果再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对于广大工人阶层来说他们的收入增长比农民高不了多少。这里清楚说明，“让少数 人先富”的经济只是惠及少数人的经济，它绝不是民众性的经济、即“民生经济”，它永远不可能解决多数人共同富裕的问题。这样的经济发展其主要意义在于增强 少数富裕阶层的财富，使他们富上更富，而与大多数群众是无缘的。孰不知这种产生效率的机制不仅催生财富和富翁，而且还不断制造贫困和弱势群体，正是后者是 社会更难解决的大问题。从社会整体来看，站在最广大工农群众立场上，这是根本利益的损失，何谈什么公平和效率！
一些人公开主张中国改革“与世界接轨”、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榜样的。这就说明这种经济发展对广大工人农民来说并无相关意义。即使你达到了当今美国的经济水平，那也决不是工人农民的天堂，那里不还是有10％以上的贫困人口吗？
少数人抢先富裕，他们采取的经营方式除了对劳动力的廉价使用外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最粗暴的开发。因此使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遭到空前破坏。只不过十多年时间， 在广大国土上大面积的山林被砍光了，江河湖水被严重污染了，野生动植物品种加快灭绝和减少，地下矿藏被私开滥采。人们不仅再也见不到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河 水、物竞天华的自然界，而且早已绝迹的一些危害人类生命安全的寄生虫、传染病如血吸虫、瘟疫等重新滋生蔓延，艾滋病和吸毒现象日益传播，水中毒事件不断发 生等等。这一切不仅严重危害了当代人，而且殃及子孙后代。的确，在这种野蛮开发中少数人发了财，地方政府税收增加了，然而对自然界造成的破坏、对子孙后代 犯下的罪过却是无法抵偿的！尽管中央政府越来越加大了治理和整顿措施，然而这将是何其艰难而又代价高昂的事情！
由于新生资产阶级是在政府的号召和保护下产生的，因而它与官僚阶层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官员们“傍大款”、“捧大款”成为一种习性。这就形成一个官僚 与新富、权与钱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实体。由于社会建立在贫富对立基础上，它必然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目前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如贪污腐败盛行、犯罪增多、干 群关系紧张、诚信道德丧失、价值观扭曲、艾滋病蔓延等，可以说都是以贫富对立、社会不公为其深刻根源的。事实已经证明，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远比发展经济更 加困难得多、复杂得多，成本也更高。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只是条件之一，然而最艰巨最根本的还在于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解决社会不 公的问题。一个公平进步的社会能带来经济大发展，但经济增长却不能产生社会公平。贫穷当然不是社会主义，可是仅有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正如江泽民所说：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同的。”(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了换取经济增长和一部分人的富裕，不 惜出卖工人农民的根本利益、恢复私有制，使旧社会里的一切痼疾复发，使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果损失殆尽，试问：这是什么样的发展和效率呢？
难道没有大富翁带头，社会主义就不能发展，广大老百姓就不会富裕？
新生资产阶级总是说：“如果不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你们谁都富不了”。这完全是一派谎言。人们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是从1980年农村推行土地承包生产 责任制开始的，而当时城市和工业的改革尚未启动。而在此之前，正是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尽管有人大肆贬低那时的经济成就，但按国家统计 部门公布的数字，仍可说明一些真相。
事实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就出现了逐渐加快的发展势头。如1977年至1980年，连续四年的增长率分别是7.6％、11.7％、 7.6％、7.8％。这并不比改革之后的发展有什么缓慢。1978年和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分别比上年增长7.8％和9％，增幅超过历史纪录。1979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6642.3亿斤，全国人均占有粮食648斤，这比2003年的人均数量还高。从人民生活情况说，1977年全国60％的职工增加了工 资。1979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年)达到667元(全民所有制职工705元)。全国农民家庭人均收入179.84元，比上年增加19.4％，提高幅度是 比较大的。城乡市场上产品供应逐渐丰富，1979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6％。每百户社员家族拥有的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和钟表的数量分别达 到36辆、23台、26台和55只，比；上年增加分别是16.1％、15.0％、44.4％、5.8％。农村土地大部分实现了畦田灌溉。北方小麦亩产达 700多斤，南方水稻亩产达1000多斤，一些先进生产大队有了拖拉机、柴油机和电动机，社员住房盖上砖瓦房。已经出现了显著变化。
进人80年代之后，中国面临的外部、内部环境显然更加宽松有利，经济发展必然更加迅速。可以设想：如果继续坚持集体富裕的道路，如果公共资源不被少数人抢 先占有，广大工人农民本可以会更快、更普遍地共同富裕起来。然而一些官僚特权者和崇拜资本主义的人却不甘心与工农群众集体富裕，他们要抢先发展，并且是 “等不及”了。所谓“让少数人先富”正代表了这些人的要求。这一政策的提出，意味着党的集体富裕的道路被抛弃。历史就这样发生了翻转。
然而，中国确有不信这个邪的。有些人硬是不走你“让少数人先富”的道路。在我国一批率先实现小康的先进村中，如江苏省的华西村，河南省的刘庄、南街村等， 他们坚持集体富裕的道路，经济照样迅速发展，广大群众富得更快。所不同的是：那里没有暴发户，更没有贫穷，个人最低年收入都在数万元以上。谁说没有资本 家，老百姓不会致富、社会主义不能成功！
既得利益集团总是哄骗工人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是个漫长的过程，要慢慢来，稍安勿躁”。
目前改革开放已经25年，中国尚有几亿人口处于贫困和仅仅温饱的状态。如果一代人过去了，将来再实现小康这对他们来说还有什么意义？既然消灭贫困是个长期 的过程，既得利益者们有什么理由一贯责难上世纪50年代末发生的困难和六、七十年代的所谓“发展缓慢”？目前整个社会物质充足，产品供大于求，富贵们达到 挥金如土、奢侈糜烂的程度，到处可见“朱门酒肉臭”，仅官员们公款吃喝每年就花去2000亿元。这种情况下的贫穷与历史上的贫穷怎能相提并论呢？实际上， 中国目前已经变成了大富翁的天堂，社会主义已被缓慢地演变，穷富不公已成为制度性固疾，谁能相信“先富”们还会兑现使老百姓共同富裕的诺言！
忍耐吗，等待吗？这完全是欺骗老百姓。既得利益者们为什么不带头忍耐、等待？他们是从来不承受改革所造成的疼痛和损失的。实际上他们是最耐不住、等不及、 唯恐富得不快的一族。在金钱和权力面前他们向来是最不择手段、迫不及待的。“用足用活政策”、“快速高效”、“超常规发展”岂不是他们一贯的口号吗！然 而，对广大工人农民为什么不讲“快速高效”、“超常规发展”呢？——只要我富起来了，那管你们长期受穷。“慢慢来，耐心等待”吧！
中国民间有一句名言：“为富者不仁”。现代富裕新贵们在贪婪、虚伪、欺诈上是决不亚于他们的前辈的，对此中国老百姓再不可抱什么幻想，该是认清事非真相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