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发布于 2016-06-03 00:00 作者：editor3
第五章：积极准备开展武装斗争
第四节 在国内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一、保存势力，重整组织
二、重整砂拉越农民协会和建立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
三、关于国内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四、婆共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第四节 在国内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决定之后， 就进行积极的准备。而我们积极准备武装斗争要从两方面着手： 即在北加国内积极准备和在印尼境内积极准备， 从长远和根本上看， 武装斗争的重点应是北加国内， 首先是砂拉越， 而不是在印尼。即使一时把积极准备武装斗争重点放在印尼境内， 那也不过是暂时的，只是为了更好的利用印尼提供支援方便和有利条件,加速准备阶段转为正式发动武装斗争阶段。
一、 保存势力，重整组织
1 9 6 2年， 在还没有制订非法保干政策之前， 由于敌人连续不断的猖狂进攻与蛮横镇压下， 砂拉越各省分的领导干部力量和公开、非公开的革命力量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 就要进行及时有计划的退却， 特别是那些身份已经暴露、随时有可能被捕的干部成员，必须立即转入地下， 从城市退到农村， 藉以保存革命势力。只有做好保 存革命力量， 才能为将来发展革命创造条件。只有隐蔽精干， 保存实力，才能为将来准备武装斗争奠定基础。
由于我们的革命组织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机关都遭到了敌人的严重破坏， 有的濒於瓦解或半瘫痪的状态。为了重整队伍和更好的发展革命势力， 就必须把保留下来的领导干部和革命力量加以整顿， 并且再组织起来。
要整顿组织， 就首先从中央做起。基于文、黄、王和林（ 永伦）的被捕， 在国内只剩下林和贵一个人在坚持领导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提拔与任用一些干部， 重整核心组织， 但当时只能成立个过渡时期的领导核心， 负起分担盟中央部分领导工作。林和贵把一个原来由他设立的专门负责内部组织和地下工作的领导小组加以扩大而成立了组织部。组织部的成员除了原来的林和贵、谢嫣素、陈金美等人之外， 再增加了陈传淦、王慧英、陈金贞、赖錦玉、李玉兰、田云端、贝文对、叶存厚和杨柱中等人。这个过渡时期的领导机关发挥了它的应有作用， 在它的协助与分工合作下， 重整了部分地区的组织工作， 恢复与开展了工作。同时， 它也负起了组织内部和革命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与教育工作和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准备与动员。
在第二省方面，1 9 6 2年之前， 这个省份的工作原是由郭伟忠领导的。郭调离后， 就改由林和贵接替一段时间， 那时建立的省委领导机关是由陈宗明、范子香、李玉兰和蔡明娇等人组成。但汶莱事件后， 陈宗明被捕，李玉兰与范子香于1 9 6 3年中先后上印尼边区, 1 9 6 6年蔡明娇也被捕。而造成第二省的内部组织工作与地下工作的领导力量严重削弱， 也就无法有效开展该省分的工作。虽然在1 9 6 3年－1 9 6 4年期间， 在西加有成立边区民族工作委员会， 由印尼边区出发， 向第二省内方向前进开展工作， 范子香等也再回来， 但当时未有自己的部队， 未能正式开展武装斗争， 所以只能从事内部组织与地下工作而已， 只是在砂印边区和国内几个既狭小且孤立的华裔乡镇开展华伊群众工作。
在第三省（ 那时未划分为第三、六、七省） 方面， 1 9 6 2年和1 9 6 3年的大逮捕使我们的干部力量遭受相当大的损失， 特别是公开干部的损失， 使公开斗争受到很大的削弱， 也很大影响往后革命的巩固与发展。1 9 6 2年底， 黄冠俊与张公洪两位省委被捕， 只剩下洪楚廷一个人坚持领导工作。翌年， 在林和贵建议之下， 成立了以他本身为正书记、陈金美为副书记， 成员有洪楚廷、何君灿、陈文诗、郑勇生、卓春丰、吴新星和黄兴汉所组成的另一届的省委机关。当时， 在积极准备武装斗争政策的鼓舞下， 成批干部转入地下， 转到农村， 农运工作有了大的发展。不久， 陈金美出事， 组织面对破坏。负责下游华区工作的何君灿和上游民族工作的郑勇生、黄兴汉1 9 6 4年先后被捕。负责诗巫市工作的陈文诗稍后也被捕， 接着吴新兴也被捕只剩洪楚廷独撑重担， 坚持斗争。
之后， 革命内部经历了一个大分化大淘汰的困难时期， 直至1 9 6 7年才较稳定下来。到了1 9 6 8年， 第三省的省委机构又进行一次重建。除了洪楚廷之外， 又加入了王连贵、叶俊杰和黄理生三位。这一届新的省委是较稳定的。新届省委的重建， 是处在由低潮开始走向高潮之际， 也是积极准备在国内开展武装斗争之前夕。
在第四省方面，1 9 6 2年和1 9 6 3年的大逮捕， 公开干部力量损失较大， 地下除了个别省领导组成员秘密被捕外， 领导组的主要成员保存了下来。1 9 6 2年， 领导第四省工作的王馥英被捕后， 林和贵接过负起领导第四省的革命工作。但由于他于1 9 6 3年越界去印尼， 第四省革命就处在与中央领导失去联络的孤军作战之中。1 9 6 4年至1 9 6 5年， 陈李森与刘子金先后被捕后， 省领导组就不存在了。之后， 第四省的省级组织实际上是没有重整过。后期主要是在古春辉带领下坚持地下斗争。1 9 6 9年， 第四省跟第一省有联络上。1 9 7 0年， 随着古春辉的牺牲和六位坚持隐藏的同志的被捕，第四省革命被瓦解。
二、 重整砂拉越农民协会和建立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
我们革命组织向来强调，北加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克敌制胜的革命法宝。所谓“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首先是农民。各民族农民是占我国人口80%以上，并占据广大的地区，特别是开展游击斗争和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要地。同时，它又是革命领导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和进行武装斗争的革命主力军。要有效的保存革命力量，要开展胜利的革命武装斗争，不广泛的动员农民群众，依靠农民群众，和依据他们的地盘，就不能达致我们的革命目标，实现我们的革命理想。
我们革命组织很早就认识到，团结和组织农民的重要性，特别是团结和组织伊班等民族工作的重要性。早在1961年中，我们曾试图通过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申请成立砂拉越农民协会，但不获得英殖民当局的批准。於是，次年6月18日，我们成立秘密的砂拉越农民协会。我们认为，要有效的团结和组织农民群众，就必须成立他们自己的阶级群众组织。成立砂拉越农民协会，旨在团结全砂拉越的农民群众，开展农民运动，为争取与捍卫本阶级的权益而进行斗争。同时，通过组织教育农民群众，提高政治觉悟，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以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与配合在广大农村地区所进行的武装斗争。
1963年第一省农会重整之后， 农会又创办并定期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劳动报》，这对团结、教育华伊农民都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农民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为往后的武装斗争起了很好的支援与配合作用。
在第三省，农会也起积极的作用，大批干部下乡支援农运的工作，出版《农民报》，发展了很多的华族农会会员，民族的农会会员也收了一批，也有一批农村青年报名参军，也为往后的武装斗争提供有利条件。
在砂拉越农民协会成立与重整之后，1964年，在印尼我们又成立了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附录二）
在英殖民政府的蛮横镇压下，人民的合法和公开团体组织先后被取缔和限制，为了进一步广泛争取团结和组织广大群众，一个能代表砂、汶、沙三邦各民族、各阶层、各宗教信仰人民的政治联盟 ——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宣告诞生。在国内，我们要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最广泛的反帝、反殖、反大马统一战线。在国外，我们要争取世界各国社会主义阵营、民族主义者、和一切力量（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和民主开明人士）的同情与支持，组成最广泛的国际反帝反殖统一战线。
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成立於1 9 6 4年8月1 8日，大约是和马来亚爱国阵线、泰国爱国阵线同时成立。它和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 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和东南亚爱国力量保持联系。北盟的成立， 标志着砂拉越人民的斗争， 将目标扩大至整个北加里曼丹， 并自觉和汶莱人民以及印尼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组成最广泛的北加革命统一战线和北加同印尼的抗马结成一条战线。当时， 我们统一战线工作者以印尼的椰加达为基地，跟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拉的反帝反殖国家保持联系， 进行国际统战工作。当时， 在印尼后方开展工作时， 我们也是主要用北加民族解放同盟的名义把当地人民团结组织起来。
在国内，我们除了用农会去团结占人口8 0 %以上的农民之外，我们也用北加里曼丹民族解放同盟来扩大对全民的组织教育， 并出版《解放报》作为其机关报。当时仅在第三省地区就吸收盟员与会员约一万名之众。
三、 关于国内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第一省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在战略退却时期， 在保存革命力量的基础上， 进行重整组织工作。然后， 通过农会与北盟对广大群众进行组织工作， 大力宣传武装斗争思想， 并号召革命青年与革命群众踊跃参军。1 9 6 3年，第一省和第二省前后就派5 0 0多人越界到印尼去准备武装斗争。而在第一省国内， 由于主要领导干部多数去印尼准备武装斗争， 加上国内革命受内奸的控制和干扰等原因， 直到1 9 6 8年中才重新发动武装斗争。
在第三省拉让江地区, 1 9 6 3年在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号召下,广泛大力宣传武装斗争思想， 还出版《号角报》， 热烈的学习各种军事知识， 开展简单军事训练， 还从不同地区开路去印尼边界， 准备派大批人员去印尼受训， 各地募捐武装斗争基金， 囤积军事物质， 制造火药、武器， 等等， 以上号召都得到热烈的响应和支持。当时在拉让江地区， 约有二千人参加自学的简单的军事训练， 仅在加拿逸的宋溪达(Sg.Dap)和波依河(Sg.Poi)就有约百名伊班人参加军训。诗巫市也在黄仕光领导下，进行了对工（ 黄彩声负责） 、农（ 黄仕武负责） 、学（ 张延东负责） 三个单位的军事训练。单是张延东负责下的学运纵队， 就有四个分队： 公教中学分队； 圣心、周玉麟分队； 中华分队； 卫理、林子明、拉让分队。每个分队又各下辖4小队（每队1 2名队员），有的小队还再下辖赤卫队，总人数约2 0 0名。从1 9 6 3年中到1 9 6 5年头，先后坚持了近两年时间。
第四省方面， 也即时响应组织的号召。1 9 6 3年初， 古春辉、李旭同、钟吉祥、钟带友、黄进茂、林万森和李南春出发去印尼。他们7人走到B e r l u l u一带，钟带友与李南春俩去长屋补充粮食与了解情况，由于被群众出卖而遭捕， 其余五位同志只好倒回， 这样上边界参军的计划就落空。
1 9 6 3年初， 当时砂拉越的华族革命群众已经历过多年的革命斗争考验。同时， 我们也有了一定的领导力量。具备了这两个重要条件， 特别是加上当时印尼对抗大马的有利形势， 因此准备开展国内武装斗争是有一定的条件。
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但由于砂盟中央还没有下令在国内发动武装斗争， 不能及时满足革命青年与群众对武装斗争的要求。1 9 6 4年后， 武装斗争的热潮开始下降， 随着干部不断被捕和内部出现分化淘汰和叛变事件， 到了1 9 6 5年中， 组织内部出现了大分化大淘汰，约7 0 %的组织力量遭到了削弱。
由于我们没有及时在拉让江广泛开展武装斗争， 不仅使我们不能继续给敌人以打击， 反而使革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不能及时满足革命青年与群众的意愿， 使他们消沉， 丧失信心， 造成革命组织内部的严重分化淘汰； 也使边区的武装斗争不能得到国内武装斗争有力的支援配合而面临更大的困难。
当时我们不能及时在国内广泛开展武装斗争， 主要不是我们对武装斗争的决策问题， 是我们对武装斗争犯了右倾思想的错误。由于在和平合法斗争时期， 缺乏做必须和可能的武装斗争准备， 使我们在掌握武装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上落后於形势的发展； 也由于我们过于依靠外援而缺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搞武装斗争的思想， 因此， 主要的领导干部多集中到印尼， 而使国内武装斗争更缺乏有力及时的正确领导， 加上我们不够了解农村和农民， 就更无法解决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问题， 也受到如“ 华区地方小， 经不起镇压， 不能开展武装斗争” 等观点的束缚，而使我们贻误了有利时机与形势。
在此， 必须指出， 第三省同志不像第一、二省同志在1 9 6 3年就大批越界到印尼去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第三省仅於1 9 6 3年有派江先仿、吴宜云、余清勇与二位伊班人配合下从卡地巴斯(Sg. Katibas)河尾成功越界到印尼的山口洋与第一、二省来的同志及革命组织领导会合。直到1 9 6 7年/ 1 9 6 8年边区部队打通边区与第三省交通路线后，第三省才派两批同志到印尼边区与北加人民军第三支队会合。然后于1 9 6 8年底结合边区同志倒回在国内发动武装斗争。
四、 婆共积极准备武装斗争
在砂拉越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的还有一个革命组织叫做婆罗州共产党（BCP）。
在四,五十年代，砂拉越有一批人如黄声梓、黄增安、黄增霆等在中国上海大学念书， 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到砂拉越后， 他们开展革命运动， 吸引一些人参与， 但由于不能很好结合实际斗争和密切联系群众，影响力不是很大。
1960年8月，《婆罗州共产党宣言》从中国寄来诗巫刘斌的“中联”书店，当时作为砂拉越解放同盟盟员的傅子文，也是第一省《新闻报》驻诗巫记者兼派报员，他收到其女友给他的这一份文件，却被政治部搜查到，后被驱逐出境。
婆共的一些人员也有参加公开政党的活动，汶莱“12.8”事件后，他们也积极准备武装斗争。他们跟阿末再迪为首的砂拉越马来青年阵线有关系，阿末再迪的活动基地是在拉让江的马都、达佬一带,而婆共主要是以泗里街与民那丹为活动基地。婆共曾先后派几批人员越界去印尼积极准备武装斗争。第一批是跟阿末再迪等人先过境，跟印尼方面取得了联络，并得到对方的支持与配合。
1963年9月间，有7个印尼志愿军从印尼派到达佬跟阿末再迪的人沙礼取得联络，并由沙礼带上经过泗里街，再进到民那丹东来坡中谷路最后一家。那时，黄增安、刘斌、王广清、邱东化等都在此，他们在后山胡椒园开展活动。不巧，他们的活动暴露，坡里特务密报并带兵来包围。在1963年10月1日驳火中，王受勉牺牲，罗明杰、黄长兴和江德敏被捕。黄增安转到宋溪城（S. Sian），第8天又驳火，陈邦盛牺牲，陈必秀被捕。
在东来驳火事件的前一天，沙礼带了7个人从民那丹后山开路去第二省，想越界去印尼，但在第二省被伊班人密报后被捕。民那丹宋溪城的倪新强、曾同祥等越界也不成功，在三马丹一带被捕。泗里街沐鲁都的邹国香等人乘船越境也不成功返回被捕。
刘家模於东来事件后，成功与马都友族越界到印尼训练。1964年，苏海地、刘家模为首的一批20多人（多数为印尼国民革命军）从印尼回来到拉让江海口巴洛一带，再用渔船上泗里街，快靠近椰园（只要到椰园就有人接应）时就被军警截住，全部被捕。其中包括砂盟的盟员李瑞光、他被押上法庭（了），判入狱12年。
黄声梓是婆共的主要领导人，他於1950年代在诗巫办报，被殖民当局驱逐到中国去。1965年初，他回到北印边界参加了西部的砂拉越人民游击队，后离队留在山口洋一带。不幸被捕，他被怀疑是“国际间谍”而惨遭到痛苦折磨.出狱后，在印尼西加生活一段时间后去世了。
黄增安也是婆共领导人之一，他是上海圣约翰的大学生。早年，他在诗巫光安学校教书，也是诗巫反“白皮书”的带头人之一。在未搞政党时，他主张武装斗争，认为非武装斗争没有前途。初时，砂盟有争取他，但他不接受。他独自在下游工作，真心的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有钱有学问，享有荣华富贵，但他不稀罕这些，却离开妻子儿女，要全力为下层人民服务，他这种革命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婆共斗争遭到一系列打击和挫折后，黄增安依然坚持斗争。后期得到我们组织的保护，并跟我们同志在诗巫宋溪达山、英基罗、王士来地区活动。我们原想安排他到洪楚廷的身边，更好发挥他的作用。可惜，要调走他之前，却在74天戒严的反“围剿”斗争中英勇牺牲。
（本节资料来源：根据刘家模 、黄育兴口述与刘斌所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