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平民百姓，很喜歡用一句“國情不同”來詮釋很多課題。
但是，甚麼國情不同，大家似乎又各說各的，有說宗教，有說種族，到最後就是沒有一個說法。
曾經領教過政府體制內的“國情不同”。
某個年輕政府官員，接獲上司指示，處理非法屋搬遷，讓路給政府交通發展計劃的問題。根據一般慣例，政府會給予“搬遷費”，限定居民在特定期限內搬走，否則政府就會強硬拆除這些非法屋。
這是“紙上談兵”。實際上，年輕官員在與非法居民交涉後，複雜的問題是難以想像的。
“我家自60年代居住在此地，現在一家三代住在這裡，我們沒有其他家了，你要我們搬等於要我們全家死給你看！”
“要我們走，可以。我要政府賠償一間房子給我們。”
“神廟的這棵大樹下，依附著我們的大神，而大神告訴我，我們不能搬走，會危害整個社區的安全。”
年輕官員又發現，某些群體的居民後來獲得了某些“大人物”的插手撐腰，並向居民許下承諾會向政府要求提高賠償金。其他沒有獲得撐腰的群體紛紛覺得不公平，鼓噪要求更多，更多的官員需要被派下場安撫及磋商，到最後政府承諾要賠償現金或/及房屋，鬧得轟轟烈烈的事件才告一段落。
遇到這種“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國情下，你會怎麼做？
年輕的官員有次出差鄰國新加坡，有機會請教該國的一名年輕部長，如果是新加坡遇到這個問題，他們會怎麼做？
新加坡年輕部長很詫異我國如此的處理方式。他舉例新加坡在60/70年代處理大批非法屋的經驗，在短期內就成功完成艱巨的非法居民及工業發展問題。
“一開始，你們的方向就有誤了。搬遷費根本無法起到作用，每個人都會要求不同，要多少才算合理？新加坡的做法就不一樣，我們跟非法居民的商討方式是，如果你不搬遷，是可以的。”
“你說你祖宗住在這裡多年了，是嗎？你拖欠政府的門牌稅、地稅就從那個時候算起。60年代計算起的話，政府寬容不計較通貨膨脹，每年拖欠的一千幾百塊就會演變成幾萬甚至是幾十萬塊。你還了，然後再重新用市價來買回這塊土地，這就是你的了！”
兩個國家，一海之隔，國情相差十萬八千里，效率及結果當然也是一樣。那項所謂的政府交通發展計劃，從當初鬧了個風風雨雨，至今過了6年連個牌匾的影子都沒有。
所以，你能想像，為何新加坡在調查瑞意銀行涉及1MDB洗黑錢案件上，可以在短期內採取風行雷厲的行動，先後提控涉案人士，有史以來再查封整家銀行。該集團銀行事後並沒有嚎啕大哭指新加坡政府不公平、濫權、獨裁、有鬼（或其他更多你可以加之罪的修辭），大批管理層紛紛落馬，等候司法審判的來臨。
新加坡以實際行動，證明他們是不容許非法資金利用該國金融體系來“洗黑錢”。試問，如果你是正大光明做生意，國際公司及機構還可以不對這個國家產生信心？
一馬發展公司在馬來西亞就很不一樣了，劇情發展就像肥皂劇般高潮迭起，從成立特工隊調查，到自動解散，調查人變被調查人、被調查人變失蹤人，事後公佈出來有人要負責，法庭檔案至今仍然看不到任何一馬公司的蹤影，連接手的總檢察署長也驚訝自己可以生存至今。
我要再次強調，這是國情不一樣。（星洲日報／夜雨對床‧作者：龍耀福‧私立大學講師）
點看全文:http://opinions.sinchew.com.my/node/40139#ixzz49kfxxV1l
Follow us:@SinChewPress on Twitter|SinChewDaily on Faceb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