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2015年12月29日 | 作者：孙和声 | 专栏：狂生噪语
2015年，华社年度汉字是「苦」字当头。何以大马人活得那么苦？表面因素是中央政府出台了消费税，及取消或削减多种补贴，外加上马幣大幅贬值，进口型通膨严重，都综合致成了生活苦。
为何政府要出台消费税与合理化补贴？按官方的说法是为了要多元化政府收入，扩大税收基础，及要省下的补贴用到刀口上。
只是，最该做的反腐倡廉却没有去做，这就使人质疑这些政策的正当性。政府本身没有以身作则，人民自然也质疑，增加的收入，或节省的补贴，是否真的用到正途上。这也突显出，这个政府面对权威危机与信用赤字危机。
此外，2014年9月起，油价大跌，也成了政府正当化节流开源政策的理由。其实，油价大跌，固然冲击到联邦政府收入，可並没想像中那么严重。
主因在于，过去几年，国家石油公司均贡献了600多亿令吉给中央政府。这每年的600多亿，占了政府总收入的约1/3。可也別忘了，在2015年前，政府也每年花约400亿于补贴中；其中，每年燃料补贴便占了约200亿令吉。
易言之，尽管2015年，国油的年度贡献额从600多亿跌到约400亿，可取消燃料补贴如汽油、柴油等，也省了200亿。故不宜夸大油气收入减少的作用。
油价大跌，確是对大马经济有颇大打击，这主要是在整体经济面，如减少了出口盈余，对油棕价格起负面作用，减少了国內投资额（油气领域是工业中的最大项），导致马幣大幅贬值与引发通膨等；但是，大马人生活得这么苦的根本原因是，低收入与高生活费。
大马是个「四低国」
到了2015年的今天，大马人的收入与1990年代初期差別不大，但生活费却涨了又涨，这才是问题的根源。薪资大体上停滯，且工资在国內生產总值的占比也偏低，只占了33%（2013年）。在发达国，薪资通常可占到GDP的约60%，显见大马的占比偏低。
虽然，大马的人均收入在2014年已达到约1万美元，家庭月均收入也高达5千令吉；只是，这只是平均数，並不能反映真实的收入分配状况。按僱员公积金局提供的资料，75%的会员，月均收入是在2千令吉以下，这才是实况。也难怪有超过一半的大马家户，得申请一马援助金！这些数据，也確认了大马是个低收入与高生活费的中等收入国。
纳吉政权虽提出高收入国的目標，希望大马能在2020年实现人均收入达到1万5千美元的目標，可高收入未实现，高通膨已到！它显示出，大马是个「四低国」：低技能、低生產力、低增值与低收入。
若不能从「四低」转入「四高」：即高技能、高生產力、高增值与高收入，这种生活苦楚將是个长期现象，这是结构问题，不是开流的消费税或节流的合理化补贴所能解决的。实则，在未能把「四低」转为「四高」之前，出台消费税与合理化补贴，只会加重普罗的生活压力，而不能治本。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蓝图大，雨点小
大马的低技能表现在，在1300万工作人口中，只有约28%是高技能工，其他约62%是半熟练工，12%是无技能工。如果不能提高人民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就无法提高其收入，也难提高生產力与效率。过去几年，大马的年均生產力的增速太慢，只有约2.6%，而中国则是约7%。同理，缺乏高技能工，当然也难使產业与经济活动，从低增值转入高增值，其结果当然就是低收入。这就是生活苦的真正原因。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个低技能现象不仅见之于老一辈工作人口，也见之于年轻人。如在2015年上半年，在42万多的失业人口中，有57%是13-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年轻化是个大后患。会出现这个现象，也与大马的中学生輟学率高直接相关。做为中高收入国，中学輟学率高达25%是个后患无穷的现象。
这个不良现象也突显出，大马是个「口號治国」的务虚而非务实的国家。歷届政府均出台了不少宏伟的远大理想，宏愿、產业大蓝图、教育大蓝图或什么的，可就是雷声大、雨点小，且有重量不重质的倾向。之所以，也与我国的种族主义、宗教主义、政治掛帅、金钱政治、权力寻租有因果关係。
要突破这个经济困境，首先要摆脱经济受政治绑架的怪圈，脚踏实地去认清大马已被全球化所边缘化的现实。
在政策上，首先得充实普罗的与时並进的知识与技能，搞党政分家、对外开放、对內改革、使改革与开放相互强化、加强国內的经济竞爭、下放经济决策权以调动地方积极性、多吸引国內外专才以利发展高增值產业、定下让能者出头的务实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