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毛泽东名著《论持久战》背后的故事

刘继兴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抗战时期撰写的军事理论名著,不仅有力地指导了中共抗战,而且也影响过国民党抗战策略的形成,白崇禧后来的“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就是从《论持久战》中归纳提炼出来的。国民党军委会曾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指导思想。

窑洞里写出光辉名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尤其是淞沪抗战之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在上海、南京一带步步进逼,国内“亡国论”一度甚嚣尘上。可是,不到半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本精锐板垣师团,歼敌千余人,徐州会战,李宗仁率部击毙敌人1万多人。捷报传来,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反过去的悲观情绪,唱起“速胜论”的高调。在我们党内,也有人受机会主义的影响,说“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彻底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摆脱错误抗战路线的干扰,把全国军民思想统一到“持久抗战、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轨道上来,并为持久抗战提供科学的理论根据,毛泽东决定写一部论持久抗战的理论专著。

为了写好这部专著,毛泽东查阅了大量资料,拟定下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集中精力写作。从1938年5月上旬开始,仅仅用了不到十天的时间,5万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就一气呵成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四个基本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作出了中国不会灭亡,也不能速胜,只要经过艰苦、持久的抗战,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的正确结论。

翟作军那时给毛泽东当警卫员,他回忆:“主席写《论持久战》,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躺在躺椅上闭上眼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

一天,轮到翟作军值班。傍晚,他照例走进毛泽东的房间,给毛泽东点燃两支蜡烛。他故意把点蜡的动作放慢一些,打算趁机劝说主席休息。可毛泽东的眼睛一下都没有离开过纸和笔,他只好一声不响地退了出来。半夜光景,他把热气腾腾的饭菜端给毛泽东,提醒主席趁热吃下,然后睡会儿觉。翟作军考虑到不便多打搅主席,便走了出来。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他估计主席该吃完饭了,谁知推开门一看,主席还在聚精会神地写着,放在桌子上的饭菜一动没动。直到天快亮的时分,翟作军见主席还在写,饭菜仍然一动没动。

翟作军说:“大概写到第八九天的半夜,主席把我叫去,交给我一卷用报纸卷好的卷卷,叫我过延河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过了两三天,解放社送来了校样,主席拿到手以后,就又手不释卷,不分昼夜,反反复复地修改起来。又过了些日子,解放社给主席送来了一摞书,书皮上写着《论持久战》几个字。主席吩咐我立即把这些书分送给中央几位首长看,请大家提提意见,准备再作进一步的修改。”

就这样,经过许多个不眠之夜绞尽脑汁地奋笔疾书后,这部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著名文稿《论持久战》问世了。5月底6月初,毛泽东在延安正式作了《论持久战》的报告,有力地批驳了当时党内外在抗日战争问题上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日的意志。

丘吉尔、罗斯福都看过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用了近十天的时间,讲演了自己写好的《论持久战》的基本内容。

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于是,他提出建议,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分别到抗大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可是这样做,一是自己非常忙,抽不出来那么多的时间;二是只由自己去讲,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这样,《论持久战》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

延安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尽管大家争相传看,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得到油印的《论持久战》更难。于是,毛泽东又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
刚刚印出的《论持久战》封面上,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书名,同时还印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句话:“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论持久战》一面世,就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庆龄收到这部书后,认真地读了两遍,她深为毛泽东的深刻分析和高远眼光所折服,立即找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

《论持久战》的英文版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版,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

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在国民党高层引发震动

白崇禧当时系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副总参谋长。他认为《论持久战》是一部军事巨著,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因而积极向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推荐。在蒋介石的认可下,向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同时,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后,以国民党军委会的名义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指导思想。

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看了一遍《论持久战》,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到来。

周恩来向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送给他一本《论持久战》单行本。

陈诚一开始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炒作的,因而不屑一顾。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继而长沙沦陷,抗战形势的发展确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陈诚这才意识到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于是,重新捧起《论持久战》仔细研读。他为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所折服,并结合战例,在该书的书眉上写了许多批注,并特地请周恩来到湖南衡山给军官训练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有陈诚批注的《论持久战》,至今仍存放在台北陈诚私人图书馆里。

中共地下党员余致浚,抗战初期在赣南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余致浚逝世后,他的家人发现一份材料,里面提到:蒋经国非常佩服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仔细反复阅读过七八次之多。余致浚遗留的手稿中,记载了蒋经国与他的一次谈话:

“1940年年初的一个傍晚,从抗日前线传来胜利大捷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一个晚饭后,我正在办公室赶写社论,政工大队队长张腾龙来找我,我们就兴高采烈地谈起了近日从前线不断传来的捷报。这时,蒋经国突然闯进来了,问我们什么事这么高兴……”

“我们正继续谈到前线喜讯时,蒋经国突然把谈锋转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了。平时我们谈话从来不涉及有关中共领导方面的问题,而蒋现在却主动提出来,我们自然是仔细聆听。他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他还说,他已阅读过七八遍了,有时间还要下功夫去钻研。同时,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论持久战》的单行本,全书已翻阅得很旧了,书上红蓝铅笔画的道道、圈圈密密麻麻,书边周围写满了中文和俄文,看来,他对这本小册子非常喜爱,是认真阅读过的。”

附录:王明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938年6月,毛泽东将《论持久战》文稿送到武汉《新华日报》发表时,王明却扣下文稿,并暗中密告共产国际的负责人,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观点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企图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告倒毛泽东,以取代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时任共产党国际总书记是季米特洛夫,他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后,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论断拍案叫绝。他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向中共代表团表示:“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他还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链接:《论持久战》的高明,连日方也为之折服

原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

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公开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86期,摘自《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