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禄德安•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主义思想在欧洲发展成熟并对工人运动产生影响,此一时期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存在改良的社会土壤。20世纪上 半期,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兴起并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中国内忧外患严重,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依靠武装革命获得民族独立。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 社会主义在欧洲陷入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则取得巨大成就。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今世界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是一种在全球尤其是在欧洲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改良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成熟时期,多种改良思想涌现并对工人运动产生影响;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上半期,欧洲多个国家社会 党上台执政,民主社会主义迎来黄金时期;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民主社会主义陷入困境。在与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前两个阶段相对应的历史时期,中国 内忧外患严重,不存在社会改良的可能性,最终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通过武装革命,取得了民族解放的胜利。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 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

一、19世纪末至二战后初期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发展、上台及其原因

民主社会主义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上半期一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激进民主主义者和一些工人领袖的社会改良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人运动的高涨, 改良主义思想不断发展,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联主义、费边主义、拉萨尔主义、蒲鲁东主义、伯恩施坦主义等大批改良主义或机会主义思想纷纷出现,并在 工人运动中产生影响。这一时期改良主义的发展和成熟,其原因主要如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改良主义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 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经济快速增长。在此基础上,欧洲各国先后通过了女工和童工保护、监督工资、卫生安全等劳动立法,工人的工作环境 有所改善。例如,1891年德国议会通过了有关《工商管理条例》的补充条例,规定星期天为休息日,限制妇女和青少年每天劳动时间最长不得超过10—11小 时,禁止夜工,禁止13岁以下的儿童劳动。经济的发展也使各国工人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例如在英国,20世纪初自由党政府初步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基础,主 要内容包括:为70岁以上老者发放养老金,建立全国劳动介绍制度为工人介绍工作,通过《国民保险法》为患病、伤残、分娩女工和那些失业率较高的行业提供保 险。

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致水涨船高的结果,也是工人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资本家为了延续生产、储备劳动力而不得不为 之的结果。这一结果对工人运动产生了影响,它“使受益的产业工人群体在心理上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对现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存在价值的认同”。资本主义政治发展 对改良主义的影响。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资产阶级加强了其政治统治,但在工人运动等因素推动下,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有所发展,代议制基本确立,普选制基本 实现,公民权利逐渐扩大。如1881年7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通过一项新闻自由法律,规定“印刷业与出版业皆是自由的”。1901年7月该议会又通过 结社法,规定“人们可以不经批准、不事先申报而组织协会(结社)”。资本主义政治的发展,使工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增多,合法斗争逐渐成为工人斗争常见的方 式,并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一,越来越多的工人政党开始获得合法地位,到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都有了合法的工人政党。其二,社会党在议会中议席增 多,如英国工党1900年有2个席位,1906年增加到30个,1923年增加到191个。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在1903年到1912年期间从300 万发展到425万,所得的总票数是其他任何政党的两倍。

形势的发展变化和议会斗争的成就,使一些工人领袖对议会斗争产生幻想,他们竭力宣传改良主义思想,致使改良主义在欧洲的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在二战结束前后 的几年里,英国工党、法国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荷兰工党、奥地利社会党、芬兰社民党上台,或单独执政,或参加联合政府,加上二战前已上台的瑞典社民党和 挪威工党,战后欧洲政坛刮起强劲的民主社会主义之风。而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在战后初期的欧洲大行其道,主要是因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和欧洲政治、 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为其提供了表演的舞台。

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显示了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危害,促使人们寻找自由主义经济的替代方案,以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的凯恩斯 主义逐渐成为公认的良方。社会党则因主张计划化、公有制等与凯恩斯主义理论接近的政策而获得政治资本。在应对经济危机过程中,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也在实践中 证明了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就增加了社会党上台的筹码。

随后而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证明了政府的作用。战争需要充分调动国家的人力、物力等资源,没有政府对社会资源的统一调配,想打赢一场 战争是不可能的。战争中,各国政府的职能得到加强,一些集中管理、计划分配的措施显示出的高效率得到认可。此背景之下,各国社会党关于计划化、公有制的政 策主张得到青睐。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社会党、英国工党都曾经短暂上台执政,并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尽管有着像法国社会党那样的先降后战 的情况,但总体上欧洲社会党的反法西斯立场及其在战争中的英勇抵抗也为社会党赢得选举加分。各国社会党上台后,大力推动福利国家建设,取得了一些成就,使 民主社会主义迎来了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改革、改良运动及其失败原因

1840年的鸦片战争,欧洲列强以其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国难当头,中国不同阶级展开各种救国尝试。农民阶级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沉重打 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但最终失败了。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的半个世纪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了三次自我救赎运动,但都没有成功。

19世纪60—90年代,以奕䜣、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发起了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兴办近代工业,整顿水师并 建立现代海军,设立总理衙门开展现代外交,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取经,洋务派希望藉此改变清政府在科技、经济、军事等领域的落后局面,但甲午一战,中国一败涂 地,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之后,在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推动下,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开始实行“戊戌变法”。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教育等多方面内容,目的在于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但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戊戌变法失败。20世纪初, 清政府实施“清末新政”,开展自我救赎运动。新政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超过了戊戌变法。无奈,病入膏肓的清政府这株枯朽封建老树,已不可能长出现代化之新 芽!

可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清末三场自救运动,是中国封建阶级不同阶层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外力压迫下而开展的改革和改良运动。而在强大 的帝国主义高压下和腐朽的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社会任何阶级的改革和改良都是没有出路的,武装革命是扫除中国大地上妖魔鬼魅的唯一手段。由上可知,19 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与欧洲相比,存在较大差异。欧洲已历经数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两大阶级之间矛盾更尖锐,斗争更激烈。资产阶级在加 强统治的同时,采取怀柔政策,给予工人阶级以参政议政的机会,试图把工人运动纳入资产阶级主导的合法轨道,而一些工人政党也把议会斗争作为一种方式。双方 斗争方式的改变使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具备了可能性。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有苟延残喘的腐朽封建势力,外有虎视眈眈的帝国主义列 强,任何形式救亡图存的改良都会危及列强和清政府的利益,同时也为帝国主义所不容,因而也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革命成为救亡图存的唯一选择!辛亥革命推翻了 腐朽的清政府,但脆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没有带领中国走得更远。

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的中国,先有军阀割据与混战之内忧,后有日寇侵略蹂躏之外患,改革和改良依然没有可能,革命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良方。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三、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的困境

民主社会主义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高潮后,至20世纪70年代后陷入困境。

政策困境。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石油危机的到来,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胀”阶段,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经济发展失去活力,财政负担加重,曾经为社会党增光添 彩的福利国家政策背上“滋养懒汉”、“劫富济贫”的骂名。为寻求突破,社会党于1990年代提出“第三条道路”,主张超越传统的左与右,在政府干预与市场 调节之间寻找平衡,其做法明显地吸纳了右翼政党关于市场作用的主张,但同时社会党在“超越传统的左与右”的过程中也左右为难!

身份困境。

二战之前,西欧各国社会党在理论上坚持社会主义理想,在实践中奉行国有化、公有制、计划化等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征的政策,并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二战结 束后,西方阶级结构发生变化,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成为传统左右翼政党的获胜法宝。在此背景下,社会党和保守党力争向中间靠拢,成为“全民党”,右翼政党凭 其政治传统和对资本主义基本价值的秉承,更易受到追求稳定和繁荣而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中产阶级的青睐。这样,远离产业工人使社会党失去传统左派代言人身 份,趋向中间又不如右翼政党顺风顺水,社会党在政治光谱中陷入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

理想困境。

二战之前,改良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是各国社会党党纲中追求的理想。二战结束后,社会党逐渐放弃社会主义理想。其一,社会党对资本主义制度逐渐认同,如 德国社民党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称“遵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承认保卫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其二,与马克思主义拉开距离。哥德斯堡纲领宣称德 国社民党“是一个思想自由的党,它是由来自不同信仰和思想流派的人组成的一个共同体”,“民主社会主义根植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第 三,改变传统政策,彻底放弃社会主义理想。1990年代英国工党等放弃公有制等具有社会主义标识的传统政策,社会党人把民主社会主义改称为社会民主主义, 试图与社会主义划清界限。由此,民主社会主义由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伙伴,由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改造者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和维护者。

民主社会主义陷入困境,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一,西欧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最为完善的地区之一,私有制、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基本价值深入 人心,若非社会发生巨大动荡或灾难,最能秉承并实现这些价值的保守党无疑是人们心目中的最佳选择。其二,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势,总体上是朝着对民主社 会主义不利的方向而行。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民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最为癫狂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显示出其生命力,但在为资本主义注入管理和干预这 些新因素之后,民主社会主义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换句话讲,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在资本主义发展最为狂乱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但民主社会主义价值发挥得越完 美,把资本主义改造得越好,资本主义就越不需要它。可以有一个基本判断,由于资本主义自身调理能力大大加强,发生大危机、大灾难的几率已相当小,尽管社会 党还会随着政治钟摆效应而上台,但已不可能再现战后初期那样全面的辉煌。而到了资本主义总危机到来之日,以改良主义为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又不可能成为最终 的替代者。

四、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的成就及意义

与民主社会主义陷入困境相比较,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则进入发展的快车道,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经济总量跃至 世界第二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取得进步,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不断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综 合国力和国际影响也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中国的巨大成就引起世人瞩目。国际社会关于中国快速发展的“中国之谜”、“中国模式”等研究越来越多。如果说中国的快速发展真的存在着“中国之谜”,那么 谜底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独立自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地讲,中国成功的经验主要是: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革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胜利,实现民 族独立。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中国共产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制定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激发了社会主义活力,中国的社会发展取得巨大进步, 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展现。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证了中国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独立自主。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国虽然学习苏联,但最终依据自己的国情,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社会 主义建设阶段,中国经过摸索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善于学习、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但绝不机械照搬,而是根据中国 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制定出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成就,具有多重意义。首先,中国成就的取得,使世界1/4的人口享受现代化文明成果,不仅 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是巨大贡献。其次,中国的成就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落后国家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依靠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政党的正确领导,通过 全民族的艰苦努力,独立自主地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取得告诉人们,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可以在落后国家取得成功,社 会主义建设也能够在落后国家取得成功。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在国际共运总体上处于低潮时期取得的,这就昭示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和优越性,社会主义制 度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前景光明。

在欧洲改良主义发展成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不具备改良的社会土壤。二战结束后,基于不同的社会背景,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兴起,科学社会主义在中 国取得胜利。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陷入困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和科学社会主义在 中国各自发展轨迹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89期,摘自2012年第2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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