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文】宋鲁郑：我在泰国政变现场

宋鲁郑

受泰国一家民间学术机构邀请，5月19日，我赴泰国参加学术会议。刚下飞机，看到设计新颖、结构宏大的曼谷素万那普机场——这个机场是2006年启用的，还以为自己来到了发达国家。然而，一出机场，便立即意识到这毕竟还是一个第三世界，一个二流社会。

在宾馆休息了一晚，5月20日，一早睁开眼发现军方已经宣布戒严了；22日，军方宣布接管政权。接下来，戒严、清场，电视成了蓝屏，当地报纸开始头版头条大幅报道。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赶上了泰国历史上的第20次政变。

一派辉煌的曼谷素万那普机场

5月20日早晨，军方代表宣布政变

5月20日早晨，军方代表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宣布政变

5月23日的泰国电视台

5月23日的泰国电视台已经成了蓝屏

论人口和面积，泰国均与欧洲大国——法国不相上下，却因屡屡发生的政治动荡引起世人关注。所以当初接到赴泰国的邀请时，我就十分纠结。甚至订机票都想选择国航而不是泰航。只是由于国航一票难求——看来和我持同样想法的人还是颇多，最终还是登上了泰航。

不过事后证明，泰国航空展现出来的素质和服务水准竟然还在国航之上。其发自内心的微笑、温柔自然的服务令人感觉颇为受用。后来和众多泰国民众的接触也再次令人感到一个佛教国家与基督教国家、伊斯兰国家、儒家文化国家的不同。

如果说以个人主义为文化特征的基督教国家给人的感觉是冷漠，以家庭和集体主义为特征的儒家文明是小圈子中的热情，佛教文明无疑是宽容、爱人、和平的。从这个角度讲，泰国确实是一个拥有一流宗教的国家。如果一个人曾在各种文明体验过的话，这种感叹往往油然而生。

然而，虽然长期浸润在佛教中，但泰国社会本身依旧充满了世俗气息。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先生曾经踏足过上百个国家，他提出衡量一个国家管理水平的“出租车”指标。即看一个国家出租车的规范程度，即可知晓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个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指数显然要胜过西方很多艰深、眩目的理论。在泰国一周，我也深切体会了一把“出租车”指标。

在泰国，似乎感觉这里没有黑出租，不过这是因为几乎所有的挂牌出租车都是介于黑车与白车之间。在机场，没有一个出租车会打表，问清地址就给你一个两倍以上的报价——我在北京打过黑车，正常五十元的路程会报价八十，与泰国挂牌出租车相比，还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泰国王宫里的塑像

卧佛寺的佛像

泰王像

去泰国前曾读过这样的攻略：遇到不打表的车一定拒绝，然后再找下一辆。然而所有的车都一样——从不打表！在炎热的亚热带地区，显然没有多少外来游客能够坚持多久，最后往往妥协了事。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即使如此，司机往往并非强买强卖，面目狰狞，出语不逊，而是带着佛教文化中惯有的温和——只会令你不满和无奈，但不会令你感到恐惧。

虽然从人均GDP的角度讲，泰国和中国基本在同一个水平，但放眼望去，泰国落后中国起码不下二十年。杂乱的城市规划，混乱的基础设施，各种上不了台面的交通工具——这往往是在中国西部落后地区县一级城市才能看到的情况，却在首都曼谷上演。

我曾刻意体验过泰国的公共交通——这也是观察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窗口。整个曼谷总共只有一条地铁和一条轻轨。地铁的起步价是16泰铢，约合3.2元人民币。每乘一站价格就会上升。我一个来回竟然花了100泰铢，相当于20元人民币。要知道在北京，所有的线路全程下来也只有2元人民币。

泰国民众的工资也普遍不高，私企工人的工资也就1500元人民币，公务员也仅3000元人民币左右。据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局报告，2013年泰国全年经济增长率仅为2.9%，远低于2012年的6.5%。

所有这一切，都与政府的管理水平低下有关。

泰国民主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化解矛盾和冲突，往往在你死我活的对抗之后由军事政变收场。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泰国是三流政治制度。

在来泰国之前，往往会把国王和军队当作反民主的因素，并把泰国民主的问题归因于他们。但身处现场时，你才会发现这种解读过于简单。在泰国，国王和军队拥有崇高威望，人人敬仰。所以政变也好，国王干政也好，都有强大的民意支持。个中原因，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除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外，还由于国王与军队往往会考虑整个国家的利益，而各政党关注的仅仅是一党之私，甚至政党高层的个人之私。

以这次政治危机为例，总理英拉迫不及待地推出特赦法，试图为流亡国外的哥哥解套。结果反对党借机发难，连代议制民主制度也一同否定。在军事政变前，这场危机已经持续半年有余，军方邀请各大政党进行圆桌会议，试图迫使各方妥协让步，甚至表示如果商谈无果，将发动政变。然而，在这样的压力下，在国家动荡半年之久的严峻形势面前，各政党依然选择同归于尽。对国家、对民族丝毫无任何责任和担当。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政变就成了解决僵局的唯一之道。

泰国的交通车

解读泰国军事政变，还要和埃及做一个对比。埃及军事政变的后果是血流成河，大规模的反抗和镇压，国家成本极高。但在泰国，军事政变对社会的影响几乎感觉不到，交通照样拥挤，街头依旧人流如潮，股票也仅仅下跌1%。示威者也极为配合地从抗议场所清场，民众和游客争相和政变士兵合影而不是抗议。其国家成本远远低于代议制民主制度运行的成本，这恐怕也是泰国频频发生政变，以及民众并不过分排斥，甚至在危机长期得不到解决而支持军事政变的原因。

客观而言，泰国确实选择错了政治制度：1932年，一批在法国培训的中下级军官，通过军事政变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由于这种外来的制度和泰国国情的排异效应，八十多年过去，竟然连政治稳定都无法做到。

这几天近身观察“泰式民主”，有两点感受最为深刻：一是一个制度优劣并不在于有没有皇帝。在欧洲，君主制国家还是相当普遍的，它之所以能够在人类历史上存活至今，并不是平白无故。我们评价中华民国所谓的主要历史贡献是终结了帝制。如果以欧洲为标准，显然这算不上什么贡献。关键是它没有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的、能够有效运作的制度。

第二，一般认为一个国家的民主要想良好运作，需要有一个公民社会。但以泰国为例，恐怕不仅要有民众的转型，也需要有政治阶层的转型。当然政党恶斗、日益无法妥协形成的民主僵局并非泰国孤案，今天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同样日益突出。

泰国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