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泳冰
（内容提要）在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吸收借鉴包括中国古代政治文明、近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在内的政治话语，创造性地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内核的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为当代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对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贡献符合一个成功话语体系所应包含的所有要素，对构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争取意识形态博弈的主动权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在现代中国革命过程中从纷繁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潮中脱颖而出，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博弈、较量和斗争中逐步取得相对优势地位，并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成为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主流。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以其丰富的革命和建设经验、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和充分接近人民群众的作风，为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和传播作出了独特而杰出的贡献。
一、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突出特征
1．真理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在构建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真理性、价值性和实践性的高度统一。首先是尊重真理、信仰真理。毛泽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国情、发展趋势、社会阶级关系等中国政治生态。毛泽东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全部渗透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因此，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成功，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成功。
其次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一切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出发构建符合中国社会变革需要的政治话语系统。“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话语体系的基础，是因为其符合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需要，符合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需要。
再次，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成功，其决定性因素在于其实践性，做到了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不是抽象概念的集合，而是始终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为基本前提，并要求理论研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实践。“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我们究有多少人创造了可以称为理论的理论，算得科学形态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叶的理论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但是还没有产生一本合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书。像在中国经济问题方面，能不能说理论水平已经高了呢？能不能说我党已经有了像样的经济理论家呢？实在不能说。”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义，也是党的基本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在这样的政治话语体系下，毛泽东思想中的每一个具体理论都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动和领导下得到了较为充分的贯彻落实，并且根据贯彻落实的实际结果得到不断的检验和修正，从而使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在实践中不断得到验证、调整和提高。
2．政治思维、理论思维和文化思维的高度统一
作为特定的政治话语体系，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政治性语言符号和语言传播平台，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作为政治语言符号体系，在毛泽东思想中所有的概念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作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话语，始终占据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的主题地位，“无论是官方政策文本、宣传文字，还是街头巷尾的闲谈杂议，都离不开‘革命’话语。在第一个历史决议中，‘革命’二字频繁出现239次，以其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成为‘决议’中的关键词”。围绕“革命”这个主题，形成了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相匹配的政治概念，从而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政治话语系统，这些政治概念和理论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博弈中具有旗帜鲜明的立场、排他性的语言表达方式和与其他政治话语体系之间明确的原则界限，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政治话语体系的政治性思维特征。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一方面将反映自身利益的理论、思潮、伦理价值上升为全社会的普遍价值，并且用政权力量加以推广和维护，另一方面对不符合自身统治利益的话语体系加以压制和打击，而在被压制的那些理论和思想中很有可能蕴含着真理的光辉，这就是政治思维和理论思维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不同话语体系在政治生活中有条件地允许其存在，对不符合统治者利益的话语体系给予有限的宽容，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政治利益需要而压制真理性认知的悲剧性后果，因而在这一点上是巨大的历史进步。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也呼吁这种民主，甚至在特定历史时期也主张“新民主主义宪政”，但是，这种民主主义在中国现代史上并没有成为一种持久的现实，民国初期的中国西式民主政治实践残酷地证明，西式民主在中国缺少相应的政治伦理基础，即便是勉强实施也必然会被中国几千年历史积淀的政治文化所异化和消解，话语体系上的多元化现象仅仅在中央政府和执政党失去对全局控制能力的情形下才有可能存在。面对这样的现实，有人认为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大于对真理性的追求，从而回归专制传统；有人开始“民主启蒙”，从现实政治转向教育和文化建设，试图通过教育和文化建设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政治文化传统，从对其进行国民性的改造入手建构中国西式民主的政治伦理基础；还有人从现实政治转向实业建设，试图通过民族资本的强大，从而最终形成支撑实现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而中国共产党人则另辟蹊径，努力追求政治性和真理性相统一的政治话语体系，并以此为指导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毛泽东正是这个努力方向的佼佼者，在他的主导下所构建的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主张的宣示工具，而是与理论思维高度统一的政治话语系统，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严密的逻辑性、突出的辩证性及惊人的前瞻性。也正是这种政治思维和理论思维之间的高度统一，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在一个并不算长的时间内获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拥护和支持，首先在党内、继而在全国不可抑制地成为主流政治话语形式。
政治话语因为需要传递较为明确、清晰的信号，所以经常表现出一种抽象和刚性，这种抽象和刚性曾经有利于统治者垄断政治话语权，人民群众沦为政治话语体系的被动接受者和盲目遵从者。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提倡为人民大众所能理解的新文化、新理念、新思想，而毛泽东本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政治的大众性、文化性，他不仅表现出较为明确的政治思维、较为缜密的理论思维，也表现出较为突出的文化思维。他充分发挥其个人文学素养较高的特长来抒发革命的激情，形成了大量反映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脍炙人口的诗词文章，“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气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他灵活运用中国的历史典故、小说散文、寓言故事表达其深邃的哲学思想和政治理念，使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所熟悉；他反对“党八股”和“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做派，倡导清新朴实、简洁明了的文风；他提出“文艺要为大众服务”的思想理念，努力使文艺成为传播党的政治话语、沟通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使人民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批判性、借鉴性和原创性的统一
批判性是政治话语体系意识形态特征的必然表现。任何一个政治话语体系，哪怕是把自己标榜为最民主、最自由、最宽容的当代资本主义政治话语体系，也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批判性和排他性。马克思主义从来不隐瞒自己作为无产阶级思想武器的属性，毛泽东主导构建的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当然也继承了这种批判性，这个话语体系本身就是在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思潮的批判中诞生、成长和成熟的，又在各个不同时期针对革命的主要对象和党内外的一些错误理论、糊涂观念展开了猛烈的讨伐和批评。与当时的执政党相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话语体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当时的执政党因为政治话语体系的贫乏和无力，不得不动用军、警、特等专政工具来应对政治舆论，压制各种不同的声音，导致其不仅失去了人民大众，也失去了原来的盟友，最终丧失执政地位。而毛泽东主导的政治话语体系因为坚持真理和拥有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毫不妥协，在批判性方面理直气壮，气势磅礴，成为与政治较量、军事斗争相配合的有力武器。
由毛泽东主导的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在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同时，也充分学习、借鉴、吸收一切有助于表达党的政治主张、有利于传播党的理论、有利于同中国社会各阶层进行政治沟通的政治话语，并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一是挖掘中国古代优秀政治语言，并赋予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思想内涵，最典型的如对“实事求是”的新界定。其二是吸收西方政治话语的精华，赋予其党的政治新主张，如吸收借鉴“民主”、“自由”、“人权”等典型的西式语言，提出“人民民主”、“人民解放”、“人民幸福”等新范畴。其三是继承中国民主主义的政治道统，并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创新，特别是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革命“三民主义”的认同、诠释和突破，一方面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上升到其所能达到的最高阶段，使“旧三民主义”上升为接近于党的最低纲领的“新三民主义”，并在“新三民主义”被国民党放弃后，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系统理论。吸收借鉴其他政治文明成果，使之成为党的政治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不仅使党的政治话语体系更加丰满，而且强化了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与其他话语体系之间的兼容性，为其与一切推动社会进步、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对话提供了足够的话语空间，为其在具体政策执行时实现求同存异的灵活性提供了话语基础。
不管是古代中国政治文明还是现代西方政治话语系统，都不足以诠释现代中国复杂的政治生态，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因此，原创性必然是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诸如“群众路线”、“作风建设”这些党内话语都是在过去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正是这些原创性话语，有效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独创性的理论成果，并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群众路线”表明中国共产党在缺少政权资源、经济资源的情形下最终找到了克敌制胜的法宝，“作风建设”则表明中国共产党以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行为习惯而区别于其他一切政治派别，具有其独特的政党形象。而“统一战线”、“人民民主专政”等理论则不仅成为党内话语，而且成为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熟悉的国内政治话语，前者表明中国共产党联合一切可以合作的政治力量的诚意和方针政策，后者则成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本。而类似“纸老虎”（paper tiger）这样形象地表述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力量的政治话语，还以原创性的形式迅速传播到全世界，成为鼓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信心的重要话语载体，甚至成为被西方英语体系吸收的由中国人创造的少数几个英文词汇之一。
二、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成功经验的当代启示
1．坚持政治话语体系的主体性
毛泽东在主导构建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主体性原则，表现出中国人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构建自己的政治话语体系的高度自信。他曾经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大声疾呼：“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并且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持这样的基本原则，使“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邓小平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时也明确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在此基础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既然中国的事情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由中国人自己来办的，那么中国的事情当然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说，而且应当用中国自己的话语体系来说，这就是从毛泽东主导构建的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成功经验中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
在坚持政治话语体系主体性原则的问题上，在当代中国，一方面是党领导人民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在学习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过程中逐渐迷失自己的现象。一些人不是努力构建中国自己的政治话语体系，而是将中国改革开放的宏伟实践纳入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之中，用西式的语言、西式的价值观念、西式的研究方法诠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这在局部地区和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对于吸收借鉴包括西方优秀文化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是有益的，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和思想僵化的作用，但是将西式语言绝对化、标准化、普适化、信仰化，用是不是符合西方价值理念来衡量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甚至人为地割裂改革开放前后30年的内在继承关系和发展关系，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原则，本质上和曾经出现的教条主义没什么区别，只不过历史上的教条主义者要构建的是“俄式话语体系”，而当今的教条主义者试图构建的是“西式”甚至是“美式”话语体系而已。
尽管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但就国内政治话语体系的构建主体而言，今天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拥有较为充分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虽然像毛泽东这样的集政治家、理论家和文学艺术家于一身的一代伟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我们仍然拥有具有高超政治艺术和理论思维的中央领导集体，拥有比过去多得多的庞大理论工作者队伍和众多深谙中国古代政治文明与当代世界政治文明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构建当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条件比民主革命时期的条件要优越得多。只要坚持毛泽东倡导的独立自主的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树立并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信，我们就一定能走出盲目崇拜西式话语的理论误区，形成推动构建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体系的强大主体性力量。
2．把握政治话语博弈的主动权
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从而天然地具有排他性。在革命战争时期，这种排他性表现为意识形态的直接对抗，失去政治话语的主动权，就意味着失去了政党存在的正当性，直接关系到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基于此，毛泽东在主导构建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过程中，始终强调政治话语斗争的主动权问题。在党内确立了“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党建原则．并通过干部教育培训、整风运动等多种方式确保政治话语为广大党员干部所熟知，在党外也利用一切可能的舆论阵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同时遵循政治话语博弈的规律，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对象分别采取对抗、论战、对话等不同的策略，使党在政治话语权的较量中始终争取和保持一种较为主动的状态，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确立。始终争取和把握政治话语博弈的主动权是毛泽东主导构建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又一个基本经验。
与民主革命时期相比，当代政治话语的博弈呈现许多新的特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内容的执政党政治话语体系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出现了强烈的非意识形态化现象，“作为意识形态内核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纲领，不断受到商业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消解。……远离政治甚至奉行政治虚无成为很多人的处世法则。一些人认为，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不问姓社姓资’。在这种背景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被削弱，马克思主义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的迅速推进，使我国学习、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我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文化交往途径的日益通畅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迅猛发展，又为实现这种愿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就在人们如饥似渴地吸收包括西方政治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西方政治话语在中国的影响力也不断得到强化，用西方话语诠释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象在学术界和理论界较为盛行，个别社会科学学科自觉地将学术研究目标纳入西方话语体系的框架范畴。尤为严重的是，这种学术追求已经开始呈现超越学科界限、学术界限和理论界限的趋势，出现了理论话语被狭隘的学科利益所左右、被自身经济利益所左右、被国际政治势力所左右的苗头，出现了由争取学术话语权向谋求政治话语权转化的苗头，出现了从理论争鸣向政治行动转化的苗头。这些现象汇集在一起，不断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底线、理论底线和制度底线。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博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还没有发展到全面对抗的阶段。虽然我们的政治话语体系在国际上还不是很强大，在国内局部领域、某些平台的主导权和主动权也还较弱。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仍然在与时俱进，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话语博弈上的传统优势和宣传平台仍然存在，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度和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只要充分发挥党在构建政治话语体系方面的传统优势，及时跟进国际政治话语体系发展前沿，不断探索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构建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体系正能量的方法和途径，正确引导学术研究和构建政治话语体系之间的互动，努力把握理论探索和构建政治话语体系之间的节奏，我们党就一定能牢牢掌控在国内政治话语博弈中的主导权，在国际政治话语博弈中也能够争取局部领域的主动权。
3．提升政治话语体系的行动力
在诸多影响政治话语体系的因素中，行动力是话语体系能否为人们所认可和信任的最终决定性因素。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政治话语体系的核心，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其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表现出强大的政治动员力，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真心诚意地这样做的，而且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么做的结果也是成功的、胜利的、有效的，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幸福是可以期待的。反之，一个政治话语体系仅仅停留在话语的范围而得不到执行，或者在行动中与政治话语体系所表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就必然导致政治话语力量的消解，是对政治话语体系的根本性颠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本身经历了一个从实践到理论，从简单到复杂，从不成体系到形成体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尚处于反思、探索和重构阶段，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各种教条主义、僵化思想还没有从政治话语体系中根本退出，不时地干扰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央的话语体系还有待于各个地方、各个领域的局部实践和创新来加以提炼和升华，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其局部概念、判断和理论还存在着模糊空间，还未能整合成为一个在概念与概念之间、判断与判断之间、推理与推理之间实现无缝对接的严密逻辑体系，这种逻辑上的空白和断链，直接干扰和影响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执行力，给冲击、挑战甚至是诋毁、否定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话语体系留下一定的空间和市场，给肆意曲解中央意图、按照自己的想象和利益需要解读中央精神留下极大的空间，也给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本身的信誉度带来极大的损害。
党的十八大报告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道路和基本经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界定为包括“道路、理论和制度”三位一体的旗帜，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八项要求，这标志着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已经从总体上走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进入全面完善、重点突破的新时期，而西式政治话语体系因资本主义世界不能彻底摆脱经济危机和在摆脱经济危机中损人利己的行为而日益陷入话语困境，构建充满自信的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正逢较为有利的时机。在这个有利的时机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行动力决定着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能否真正建立起来，并在同其他政治话语体系的对话和博弈中取得较为有利的态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上，全党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新一届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升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行动力。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宣示的各种重大决策部署都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现实价值，当代中国政治话语体系在党内、国内的主导性地位才能得到确立，在国际政治话语博弈过程中也就可以更加主动，中国就会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心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阔步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47期，摘自2013年第12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