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日报》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晚上八时四十六分

报道：郭有杰 摄影：黄金友

本期嘉宾：朱进佳•专访：曹观友

还记得那位因号召人民参与709大集会而连同其他5名社会主义党被捕的青年吗？他是谁？他是朱进佳。他虽然化学专业毕业，但投入薪水微薄的社会改革工作。同时，为了推动社会改革而被警方引援紧急法令扣留，在扣留营度过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加上大学时期因反对内安法活动遭校方对付，这个年轻人注定一生不凡。

本期《友情人》，曹观友邀请了朱进佳做为这次的专访对象，他在专访中，透露了他对信念的坚持，当谈起社会主义的概念，其清晰的思维，令人折服。

当抛开政治话题，他却表现得与一般人无异，当问起私事时还会显得有点腼腆，他喜欢陈奕迅的广东歌。以为主张社会主义的左翼者，都喜欢一些非主流东西，或许他的社会主义概念也可以令读者对左翼人士的印象改观。

面对曹观友要求他对现任州政府给予评论时，他也直言不讳当面给曹观友评价，参政参到如此坦荡荡，30出头的小伙子确实值得混了20年乃至30年的政治人物们学习。

曹：曹观友 朱：朱进佳

好东西应续保持

曹：从社会主义角度来看，你觉得目前国家政策是否有效或可行？在哪一个领域必须获得优先关注？

朱：自民联执政槟州以来，可以看到好的东西是比较清廉、透明，这种行政方式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虽然是执政党，但也会遇到一些约束，比如槟城主要经济体非常依赖外资，导致无法实行最低工资政策，只能在盈余中，发100令吉给市民，对穷苦人而言这可以解一时之困，但长远来看是无法解决问题。这不是州政府能做到，必须以国家政策去改变，当然也要视国际环境，不然就会被孤立，实行起来也不见效果。

曹：地方选举是我们的承诺，但因为法律约束，至今我们都无法实现。你认为地方选举在改革过程中有多重要？

朱：民主非5年选一次国州议会，民主是市民每一天参与，地方选举只是代表一个层次，所以不能诠释有了地方选举就代表民主，但这至少让选民去参与一个政策的决定，一种行政的过程。当然有了地方选举，我相信市议员会更积极解决民生问题，因为那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国会议员不用再去看水沟问题，而是着重在国家大事上。

曹：我们这届不能落实地方选举，个人有什么话对州政府或是我说吗？

朱：一定要去落实，不然一定会很多人批评民联政府只会讲不会做，我觉得应该敢勇去推行，至于说受法律约束，我觉得这些都是借口，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

最低薪金制应设定

曹：从全球趋势看来，经济危机和多国政府面临财务危机，为将来带来不稳定性影响。社会主义如何看待及应对？哪一些事需我们去克服？

朱：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的问题很简单，我们处在一个生产过剩，但消费不足的环境。归根究底是因为工资低，大家消费不起。生产过剩同时意味大财团获得庞大盈利，但基于产品没人购买，大财团不再投资在生产线，转而将资本金融化，大笔资金投入金融业。

但金融业存在泡沫危机，当泡沫发生时，金融业就会面临危机。多国政府应对危机方式却是不断动用资金救市，没钱了就印钞票，加上如欧洲的紧缩政策，减少福利的同时又冻结薪金，人民更没多余钱消费，导致恶性循环，危机越来越严重。

其实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只要设定最低薪金制度，或全国劳工集体提升20%薪金，消费不足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但这同时可能吓跑外资，一旦外资撤离，就会造成失业，那就得不偿失。全球性提高薪金制度是最好，但以实际而言，区域性提高薪金最低标准较可行，如在东盟内，大马联合印尼等国家，一起调高员工薪水，外企则不会因在大马开厂增加开销，而转移到其他东盟的发展中国家。

当然如果中国愿意配合，这问题可以说基本上解决。在现在看来，政府没有解决这问题的意愿，因为政策问题，政府被大财团牵引着！

小市民支持社会主义

曹：你认为社会主义在马来西亚行得通吗？会不会继续壮大？是什么操控左派运动？

朱：追溯大马50年代，左翼运动发展蓬勃，但遭遇当时的联盟政府强力镇压，如果当时左翼自由发展，相信今日不会差到哪去。社会主义其实是很简单的东西，一般上小市民都会支持社会主义，因为它保障人民的权益。没有一个政府可以照顾每一类群体，而现今社会则面对扭曲问题，政府在资本主义下照顾大财团利益，减少税收，小市民则因政府减少税收的同时缩减拨款，而利益受损，这是一个吊诡的东西。

市民通常在经济好的时期没意识到社会主义，只有在经济差的时候才能获得关注，但福利政策却必须在国家经济连好的情况下才有实行的可能。

曹：对于有些人指社会主义党或我们这种（指行动党）有社会主义背景的政党为共产主义，你有什么看法？

朱：马共是马来亚当时反殖民或反政府的标签，一直以来被当局沿用着，但社会主义与马共是毫无关系的。我也不完全认同马共主义，其中一点是透过武力斗争。大马历史也被当局扭曲，其实马共当时是反殖民一股强大力量，但却被剔除在独立史门外。

曹：中产阶级或中低收入者，如何认同社会主义斗争？是否多数支持者都是社会低下层人士为主？

朱：其实都有，早期确实多数支持者是来自园丘的工作者，但目前也获得一些专业人士的支持。社会主义主张照顾每一个小市民的利益，非只是一小撮人，基本上与其他政党无异。2003、2004年开始推动一些活动，如反对当时医疗情况，人民购买不起医疗保险，医生护士或一些非政府组织都有参与，从中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提倡的主义，非局限在一小部分人能接受而已。另中产阶级在经济情况良好的时候，基本上都不会怎么支持，一旦爆发经济危机，他们的收入将会变成工人阶级一样，那时他们才会支持社会主席的主张。

年轻人是改革新动力

曹：你认为学生或年轻人在推动改革计划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目前是否还有与学运人士联络或一起办活动？

朱：一直都有和学运合作一起办活动。我觉得年轻人是改革的新动力，基于老一辈人可能经历一些改革失败而面对挫折感，但年轻人没经历过，所以特别有干劲，从 709大集会就可从中看到端倪。我觉得就算年轻人面对挫折也好，但因为年轻，所以很快就会恢复动力，年轻人在改革中的角色不容忽视。

曹：纵观大马政坛，有蛮多参政者都是学运活动出身。早期本来想聘请你为政治助理，但因为比社会主义党慢了一步，打消了这个念头。

曹：因为你被捕，女朋友也随之曝光，近期内有没有结婚的计划呢？她对你的工作内容了解吗？支持吗?

朱：哈哈哈，我觉得时间对了，我就会做对的东西。她目前在工厂工作，平时也会和我参与一些活动，对我的活动都了解及支持。

曹：听说你的歌喉不错，喜欢哪一些歌曲？除了唱歌，平常都会参与有什么活动？

朱：其实还好啦，我不常去K歌，但我喜欢陈奕迅的广东歌，早期他未红时，我已非常喜欢，其他的譬如Beyond我都很喜欢。基于我是广东人所以特别喜欢广东歌。我与一般年轻人无异，上网、听歌或到电影院都是平日生活的活动之一。

政治观念源自读新闻

曹：在槟土生土长，钟灵中学毕业后在理大完成大学，你就开始加入社会主义党，投入推动社会主义工作，而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先为自己的事业及未来打拼。是什么推动力让你选择投入改革社会工作？

朱：大学时期热衷学校活动，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从中也开始关心社会议题，也开始看到社会不公的一面，当时非常希望自己可以为社会做点事。在大学最后一年更因参与反对《内安法令》活动，被校方对付，加深欲加入社会主义党信念，推动改革的意愿。

曹：你的家庭背景是否影响你加入社会主义党，如你父母是否活跃于社会或政治活动？

朱：我的父母只是一般的打工族，我不是从小被政治意识熏陶长大，政治观念源自于阅读新闻及书本累计而来。

曹：在你看来，在这时代欲成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有多困难？

朱：我不觉得自己是革命者，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去改变这社会不公现象。当社会出现一些不公现象，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反对，虽然这些都是零散的力量，缺乏凝聚力，很难去推动，但是我认为只要有改变的意愿，再大的困难都不是问题。其实在我加入社会主义党后，看到很多对不公现象的批判性声音，他们都想找个出路改变，我觉得社会主义是一个不错选择。可能在马来西亚人对社会主义不甚了解，但在外国已有很多人在讨论。

曹：如何看待与反对党的合作？

朱：一直以来都有与民联三党合作推动一些社会改革活动，如废除内安法及汽油课题，合作得不错。值得一提的是，和丰国席下的州议席是公正党选区，当时社会主义党就是以公正党的旗帜赢得大选，这是最好的证明，当然有时候双方也会有分歧，但我觉得这很正常，不是大问题。

当权者害怕人民崛起

曹：你和社会主义政党领袖在净选盟大集会前被捕，甚至被指向国家元首做出挑战和不敬的运动。我相信这是你一个难忘的经历，从这次事件中，你学到什么？

朱：很明显的，在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到当权者害怕人民崛起而制造一些不实的谎言，镇压有关人士。如果当权者以合理的罪名扣留你，那应该会搜查有关涉及人士的家里或办公室，但他们没有， 很明显这是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套在你身上，纯粹为了阻吓人民参与大集会。

为了让扣押行动得到14天的天数，当权者才不惜动用严重的罪名，不然一般非法集会最多只能扣留7天。被扣留中，面对不间断的长时间审问，非常考验我的意志，但值得欣慰的是，我没遭受任何肉体上的折磨，这些都是因为前辈们不畏强权，据理力争民主而来的成果。

释放后我很欣慰，我看到有希望的马来西亚，因为709大集会的成功，我才能在短时间内被释放。当时我还担忧这是一个镇压行动的序幕，以达到阻止市民参与大集会。

曹：你母亲如何面对你被捕？记得媒体曾经访问过，她非常支持你。在你被释放后，他有对你说过什么吗？

朱：母亲确实很支持我，在我被释放后，只提醒我以后必须谨慎一些。我事后从报章上阅读媒体对母亲的专访，我确实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