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 · 2021-06-28 · 来源：乌有之乡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毛泽东?
——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
郝贵生
（编者注：此文为2015年1月25日，乌有之乡参与主办的“遵义会议永放光芒——纪念遵义会议80周年”大会上作者的发言稿。）
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最伟大的意义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生死攸关和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遵义会议的选择实质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革命实践的选择。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因果联系。历史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其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探讨这种原因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当今究竟有什么重要指导意义呢?
一、毛泽东独特的个人素质、能力和人格魅力是其主观原因
历史选择毛泽东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的独特的个人素质、能力和人格魅力。他和当时中国党内其他领导人相比，其个人特征可概括为四个“最”：
1、毛泽东最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
是否能够承担中国革命领袖大任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是否真正熟悉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占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状况。在这方面，毛泽东比较那个时期的所有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是最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状况的人。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少年时期和青年前期在农村读书、生活和劳动。他在少年时期就不满不平等的剥削压迫制度，同情贫苦的农民。《盛世危言》等书激发了他决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心。在长沙求学时，他特别关注农民。他和他的同学萧子升的“游学”经历就说明他特别注重对中国最基层的状况，特别是农民状况的了解。1920年，许多新民学会的会员准备到法国留学。毛泽东支持并帮助许多同学留学，但他自己并不打算留学，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很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33页)毛泽东后来的一系列著作证明了他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其它领导人比较，是最为熟悉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状况。
2、毛泽东有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杰出的军事和领导才能
毛泽东最重视读书，但他绝不是读死书，死读书。他在读书生活中，就开始自觉投身到反对剥削压迫制度的斗争实践中。他在长沙参加革命军、驱张运动;组织新民学会、并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1922年赴上海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1924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中央局工作的同时，兼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委员;1925年在湖南组织20多个农民协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后又在上海主持共产党农民部，到湖南担任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在蒋介石发动4.12大屠杀前夕，他极力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1927年9月又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攻打长沙失败后，毅然决然地把起义队伍带到井冈山，亲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和10万多人的中央红军队伍，粉碎了国民党多次大规模围剿，展现出杰出的军事和领导才能。在这种复杂的实践斗争中，毛泽东不仅在同反动军阀和国民党斗争实践中，也在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人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斗争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这种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是当时党内其他任何领导人都无法相比的。
3、毛泽东最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这种指导思想不是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是紧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极其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书本的学习。他在北京大学期间，就接触并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思想对他的影响。但他认为，《宣言》中只是讲欧洲的阶级斗争，而没有讲中国的阶级斗争。中国的阶级斗争与欧洲的阶级斗争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从事中国革命就必须研究中国的阶级斗争的特殊性。因此他极其重视对中国国情和中国农民状况的研究。他在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和革命实践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具体分析了中国特殊的阶级和阶级矛盾，分析了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特点。他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一系列文章都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早期典范的文章。这些文章充分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熟知和掌握，说明其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总结、提炼实践问题的极其高超的能力和水平。这也是当时党内任何其他领导人根本无法做到的，同时也是对王明等人污蔑毛泽东“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有力的批判。
4、毛泽东最善于团结大多数人
《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实际是强调无产阶级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社会的斗争实践中团结、联合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就受到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思想的影响。他在革命实践中不仅善于发动群众，更善于团结绝大多数人。例如毛泽东初上井冈山时，就面临如何对待袁文才、王佐等山大王问题。党内有些人把袁、王二人看作土匪竭力排斥打击之，毛泽东却力排这些错误观念，最后把二人改造为红军的优秀指挥员。没有这种团结、改造政策，就没有红军最终立足和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再如面临井冈山复杂的斗争局面，毛泽东同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人也曾经发生过多次争论、分歧，也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排挤，但毛泽东都较好地处理了这种关系，赢得了朱、陈、彭等人的信任。当党中央被迫撤离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之后，毛泽东更是受到李德、博古等人的排斥和打击，特别是被剥夺了对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根据地丧失。毛泽东尽管当时已经不是党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但面临着红军的如此危难状况，他在长征途中经常到各军团看看，多次找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同志促膝谈心，耐心分析失败的教训，最大程度地团结这些同志同李德、博古的错误的军事路线做斗争。时隔40多年后，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毛泽东这种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最大程度地团结大多数人的工作作风也是高于当时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
列宁说过，阶级通常由政党来领导，而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以上四个“最”正是毛泽东个人素质、能力和人格魅力的高超之处，这是历史选择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领袖的首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