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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回顾——
拉让江地区革命武装斗争
前言
记述和总结砂拉(北加)革命斗争的书籍已出版好多本了，虽然彼此间存有不同的观点和争论性的问题，但都是付出许多精力后得到的宝贵“财富”。后人可以从中看到当年斗争的历程与事迹，也是了解砂拉越(北加)革命历史的一份资料。
我是长期参与拉让江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一员，比较熟悉第三省(现在诗巫省、加帛省、泗里街省和木胶省)武装斗争情况，本文提供点个人的经历、看法和意见——虽然探史(洪楚廷)对第三省的武装斗争已作了“总结”。我想，就将本文当作对他的“总结”提出的意见和补充资料。
由于受认识水平所限，文中难免存在有偏差之处，望大家纠正、指点。
第一章 拉让江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始于1968年末。
林和贵于1962年12月下旬决定进行武装斗争而颁布的“决议”，于1963年1月初旬就传达到第三省。接到指示后，就积极开展思想教育、理论学习、物资和经济方面的准备工作。还号召参加训练和越界参军。当时拉让江地区约近千人(包括少许伊班族)参加自学的简单军训。然而当时的国内领导人不知如何建军和掌握开展武装斗争的战略战术，而只是消极等待边区武装活动的引导。因此，拉让江地区在1968年之前并没有建立一支武装部队(包括正式军事训练)，从未有过营地生活和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敌人(没有一支军用枪)。同时，参加简单军训的人在一阵激情过后也纷纷分化而去。到了1965年底，至少70%(有的地方达90%)的革命力量遭到削弱，武装斗争准备工作几乎停顿。
1968年8月边区部队打通进入第三省的路线后，成功带领第三省坚持下来的同志(包括洪楚庭，两批约60名)到印尼边区基地参军。同年11月，第三省参军的部分同志结合边区部分同志(包括边区支队指导员，中队长，小队长)在洪楚庭带领下，返回拉让江地区，之后便先后成立三支武工队，才真正逐渐展开武装斗争。它比第一、二省人员在63年越界到印尼进行武装斗争整整慢了5年。
第二章 从1968年底到1973年10月底的武裝斗争概况
一、下游武工队与OMT武工队，皆于1969年先后在拥有广阔华族农村成立。
黄理生和王连贵均以砂盟第三省省委的身份担当武工队的宣委，成为武工队的核心领导。下游武工队成立时，武工队长是边区支队的指导员沈耀斌(部队名沈新民)。O河武工队，即OMT(乌也、木胶、达斗)武工队前身队长是边区小队长蔡家布(部队名纪平)，他们都在武工队成立之后不久，便去开展深入区的民族工作(伊班族)便牺牲了。他们的牺牲给本来就缺乏军事干部和新兵占多数的武工队不小的损失，这是当年过左的民族工作政策的结果，也是对沈耀斌干部使用不当的体现。
下游武工队和OMT武工队所属的两个军区，拥有较多的华族群众的农村，群众很早就参加公开政党(人民联合党)活动，政治觉悟较高，基础较好。拉让江地区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这两个武工队和华族农村。除了派少部分人员去开展民族区工作外，主要工作就是华族群众工作。尽力吸收华族青年参军，发动群众在经济和物资方面支援革命，帮助部队购买粮食和军需物品，了解敌情和掌握外界各种讯息等等。到1973年和谈时，拉让江地区武装力量(人数)发展到约400余名(包括在活动中牺牲者)。
由于有较好的群众条件，拉让江地区的主要领导人，洪楚庭的指挥中心，都设在下游华区。在此指挥拉让江三支武工队及和与第二省的黄纪作联系工作。而总部的贝坤副政委则长期在拉让江中游武工队(深入民族区)，从未到过下游武工队和OMT武工队工作，变成不是负责领导第三省三支武工队的副政委。
(1)下游武工队成立后，派出两个组去展开民族工作。
分别由沈耀斌武工队长和刘扬彬带领到Ulu Julau(如楼河尾)的Sungai Wauk一带活动。由于这里较深入地区的民族群众基础差，很快被坏蛋出卖和敌兵围剿，造成沈耀斌和他的爱人不幸牺牲，其余同志撤回休整和重组。一年多以后，再由刘明耀与何可兰带队重返这一带活动。另一组由卢春新与武辉带领，活动在Nelong河尾，沙里及Pakan(巴干)一带较靠近华区的地方。总的来说，他们主要是流动宣传，没有建立固定的点进行更深入的教育和组织工作。1973年和谈以后，下游武工队的民族工作便停顿下来。
下游武工队也成立战斗队，但由于武器差(多数是自制水管枪)，指挥能力方面也不足，在伏击敌人战斗中，除了首仗缴获外，其余的战斗皆只是杀伤敌人，没有缴获，但还付出两个指挥员和多位战士牺牲代价。多年的杀敌夺武战斗方面，多是麻雀战，地雷战(自制的地雷)和骚扰战，仅给敌人一些打击而已。
1973年下半年，拉让江战斗队中队(称王仰仁战斗队)在下游军区的泗里街成立，其是一支转战拉让江各军区的省战斗队，所以不是下游武工队的战斗队，有关详情后面再叙述。
(2)OMT武工队的前身是O河武工队。
在首次到较深入民族区活动就面对很大的挫折。武工队长蔡家布(纪平队长)和其他多位同志先后牺牲或被捕。重整后的OMT武工队总结经验后，继续出发到靠近拉让江北岸，远至甲帛(Kapit)进行流动宣传，广泛接触群众，得到部分群众的同情支持。
1972年由吴松美(部队名三明)带领的一支“战斗宣传队”，再次深入到Oya河尾，他们首先处决陷害纪平武工队长的伊班坏蛋和摧毁政府工务局的机械设施。他们总结过去的活动经验，努力提高开路跑山的本领，和采取突击群众之后，立即转移的灵活机动的策略，有效避免了事故。1973年和谈前，他们已经活动到万年烟，达岛和第四省的格米纳河，拉让江上游的加帛等大片地区。
1984年成立东北突击队，就在这个基础上活动到第五省和邻国汶莱边界，可说是跑遍砂拉越东北部最远和最大片的民族区，广泛流动宣传我军的斗争目标，人民军的纪律与形象，某种程度的消除民族群众对我们的恐惧与误解。
OMT武工队成立不久便成立战斗队，负责杀敌夺武的任务。可是，由于指挥上缺乏战斗经验，成员几乎都是新兵，没经过较好的训练，武器差(自制水管猎枪)，大部分新兵都不曾打过枪，对枪支弹药的缺乏认识，更没有实战经验，活动能力差，所以，虽然多年打过多次仗，多属于麻雀战，骚扰战，地雷战，杀特之类小型战斗。伏击战虽也打过几次，也都是杀伤敌人而无缴获。
1972年，集中几十位同志到Oya路30哩工务局，摧毁几十辆工务局的车辆机械，除特和打麻雀战，缴获一批民防队的猎枪，给敌人造成较大的损失，对外界影响亦大。
三明善于总结经验，大胆尝试，在多年的实践锻炼下，对开路跑山，野外求生的本领已成熟掌握，能自由地游走在祖国大地的森林边疆。
OMT武工队新兵多，但他们敢于斗争。由于领导“抓思改”，“斗私批修”，“狠斗私心一闪念”等等“思想教育”过左，造成过多的斗争和过多的精神负担，尤其是对个别在工作上有失误的干部批斗过激变成思想包袱。同时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下，太偏重于学习毛泽东思想，夸大精神和主观的能动作用，不够实事求是，对敌斗争易犯过左的错误。例如收缴群众的猎枪，反黄运动时打碎群众的唱片，明知活动已经暴露，敌兵已在河里巡逻，还强渡格米纳河，结果被袭击，牺牲多位同志。
二、中游武工队
甲.中游武工队成立于1968年底，是拉让江地区三支武工队中最早成立的，
成立时蔡铁军(丘亚陶)以砂盟(1968年成立)省委会委员身份担任武工队宣委。温贤定(部队名杨会强)任武工队队长。1969年1月8日铁军宣委中伏牺牲，组织调来杨祖华(部队名学军)接任宣委，但祖华与贤定都不是第三省省委，所以中游武工队一直没有省委干部。
中游武工队(或中游军区)是活动在99.9%伊班族群众地区，只有拉让江边经商和附近个别户华族。中游是指从拉让江逆流而上右岸中段，即Sungai Kanowit(加拿逸河)，S. Poi(贝河)，S.Ngemah(牛麻河)和S.Katibas(加迪拔河)四条支流向南直到印尼边界，居住着数万伊班族群众。一支以华族组成的武装部队，要在这里生存，开展民族工作，反“围剿”斗争等等，是要面对的艰难和危险是巨大的。对活动能力与斗争的要求，无疑是比其他两支武工队(即DR武工队和OMT武工队)不同。因此，中游武工队的老兵(参加过志愿军连队的指战员，边区干部同志)军用枪都比较多，军事能力较强，否则就不能解决长期的艰苦生活，物资短缺，开路跑山，长距离运粮，应付猖狂的民防队(伊班族)的进攻和伊班坏蛋的陷害以及反“围剿”斗争的挑战。
中游武工队的活动方式(工作方式)与下游及OMT武工队不同，不像他们那样流动宣传后可返回华区那样“家”(营地)。中游武工队必须在此建立据点，先做好据点周围工作，再向四周流动宣传。就因为这样，因驻点被坏蛋发现而密报，被攻击造成牺牲也比较多。中游长期面对粮食物资的困难和驻点条件差，所以始终没有成立如下游及OMT武工队那样的警卫工作队，可以集中较多的干部力量策划工作，学习和政训。中游长期都由武工队长带着三、两位同志跑遍整个武工队的各个据点，了解工作情况和安排工作，传达组织指示文件，审查据点的安全和发生意外时的联络事项等。武工队长常常配合各组同志上长屋宣传，开展医药福利工作。
中游民族工作首先是在三处(即Ulu Dap红旗山，Chemanong卡迪巴斯，Ulu Machan马占)是早期民族工作(1959年开始)活动过，较有群众基础的地方向周围扩大建立新据点，1969年，我们派出两个工作组到S.Kajah和S.Kanowit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顺利的在S. Kajah和Ulu Machan，S. Bat,及S. Sipan建立新的工作点，特别是S. Kajah 和Ulu Machan两处，群众表现非常积极，基础较稳。不久，我们又在S. Poi河尾再建立工作点。这样，S. Machan河尾，Poi河尾及S.Ngemah河尾就连成一片，加上这三条河尾又拥有广阔的原始森林与印尼边界相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中游武工队多年依靠的重要地方，贝副政委的驻点就在这里。屡次敌军的“大围剿”，不知多少炮弹和空中扫射都对准这里。1977年9月19日北共中央第二分局的重要会议在这里召开，重上印尼边区建基地的突击队也在这里出发……
1971年中游的民族工作，提出流动宣传与深根细作相结合的策略，在重点地区成立长屋工作委员会，部队同志与群众合作种稻和木薯。由于种种原因，实践的结果均无明显的成绩。流动宣传方面，到1972年时，中游四条支流的大部分长屋的群众都宣传过，他们亲眼看到他们崇敬的本民族的Ubong副总司令，他们得到盼望已久我军的医生为他们治疗病痛的福利工作，亲耳听到一个全副整装的负责人用伊班语讲我军的纪律与革命目标，又看到一个年轻华族人民军战士能翩翩跳伊班族英雄舞(Ngajat)，而我们也从他们的眼神看到先前对我们的猜疑，恐惧不安与防备的心情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笑脸，慢慢靠近过来交谈，个个体弱多病的“公公、婆婆”争先恐后的去尝试小小银针的刺激，和拿那被誉为神丹的止痛片……
1972年和1973年中是中游武工队民族工作最好的时期，中游范围内的四条大河的群众都几乎宣传过，同时也都建立过驻点。从华区来的同志已完全适应民族区的艰苦生活，掌握民族语言和跑山的能力，成为很好的民族干部。这四年来，我们也吸收整十位伊班群众参军，其中也包括对其本民族最具影响力的Ubong副总司令全家，李风全家。这支特殊的武工队经过四年付出重大牺牲的奋战后，已取得明显成绩和立下脚跟。
我们在不断加强武装斗争和民族工作的同时，敌人也不断加强对我们的进攻。装备精良的伊班民防队不断搜索和攻击我们。1972年政府在S.Ngemah, S. Poi建立“新村”，把积极支持我军的数座长屋千多名群众迫进“新村”，以隔断同我军队联系和使我们的粮食更难解决。在敌人不断的诱骗和镇压下，群众也不断分化，有的反与敌人一起对付我军。
1973年中，中游武工队调走一批指战员，包括中游武工队长温贤定，到下游成立省的战斗中队(即王仰仁战斗队)，中游武工队的力量明显削弱，加上许多群众被迫进“新村”，紧接着，我方最强最优秀的民族干部吴宜云同志，李风夫妇等四位不幸牺牲;余清勇(安西)受伤离队，到1973年中以后，中游的民族工作便逐渐走向衰落。和谈以后，虽然依旧坚持，但群众看到我们的武装力量已如此衰弱，看不出斗争前途，除个别地区(如Ulu Machan)长屋群众保持往日支持我们的态度外，其余的群众对我们已淡淡而去。到了1987年，我们更因主观原因，便完全停止中游工作。一支几乎完全是华族的武装部队，在全是伊班族的地区整整坚持(活动)19年，创下历史先例。
(乙)中游武工队的杀敌夺武，战斗并不多，主要是3次集中优势兵力伏击敌人：
(1)为了狠狠打击当地一股猖狂活动和多次造成多位同志牺牲的民防队。
1970年8月29日，集中20多位战斗员(多是参加志愿军连队的)和绝大多数军用枪(中型机关枪，汤姆枪，史登枪，LE来福枪)的优势兵力，在S. Ngemah(牛麻河)中段挂标语诱敌。果然，这股为数15人的民防队乘着一艘舷外摩多船由河口逆流而上。他们动身前还是那样目空一切地向群众说“到河尾打那些山猪”。半个小时后，当他们进入伏击圈时，我们的射击手一枪就将摩多(机器)打掉，同时所有的人对准敌人扫射，一阵猛烈的火力下，敌人毫无反击已几乎完全被歼灭，只有一个落水逃走(注1)。我们缴获枪支一把，各种子弹200多发及一些装备，其余枪支皆掉落水中，无法打捞。战斗在极短时间内结束，我方无伤亡。
蒙受重大死伤教训后，民防队在一段时间里，几乎静了下来，我们开展工作也更加顺利。
(2)中游每年都会面对正规军的大规模“围剿”
，领导也再三强调落实杀敌夺武的“指示”。1972年1月20日，我们集中20多人的战斗队伍(老兵和军用枪集中)，在S. Katibas(加地巴斯河)的中段伏击巡逻兵。Katibas河是一条比较大的河流，战斗打响的时候正处于河水高涨，河面阔百米，水流急且深。20日下午大约三点左右，两艘满载敌兵的挂尾摩多从河口沿对岸急速而上，当进入我方埋伏圈时，我方射击手温尤金一枪把前面一条船的引擎打掉。由于方向失控，敌兵的船便急速向我方冲来，我们以猛烈的火力向冲来的敌人射击，最后这条船停在伏击同志面前岸下，成为我方视线的盲点。我们的两位战士尤金与李安急于要消灭敌人，便起身走到岸边向躲在船上已作好准备的敌人射击时，船上的敌兵也同时向我们同志开枪，两位同志应声跌入水中，献出宝贵的生命。我们这次面对是马政府的正规军，又是营长的警卫队，战斗力较强，他们镇定反应快，射击准且火力猛。所以，当第一条船被打坏时，第二条船便迅速靠岸，马上用机枪反击，打得准又低，造成另一组原本伏着的两位战士(子荣和学之)因看不清目标，大意起身而被击中牺牲。双方激战持续一段时间，那条冲过来的敌船也随着急流渐渐远去，而停在对岸的敌人不停的以猛烈的火力向我方扫射，我们也无法转移火力越过百米的大河去消灭敌人，我们也只好撤退。这次战斗，我们共打死敌兵9名，可惜营长没死。我们共牺牲4位老同志，其中温尤金，李安更是63年时就参加和印尼军组建的志愿军连队(TNKU即北加国民军)，经历过许多战斗考验的老兵，尤金更是一名精准的射击手，是一直跟随我成长起来的优秀战斗员，他们的牺牲让我深感悲痛自责，无限思念!
经过这次战斗，前来中游围剿的正规军在行动上，明显地更加谨慎小心，也许他们明白知己知彼的道理，这样我们就更难找到战机了。
(3)被我们严重打击的民防队，
沉静一段时间后，又一股民防队(S,Entabai伊班民防队)开始活跃起来，威胁我们流动宣传的安全，更伏击我方去接粮的同志，造成两位同志牺牲。1971年中，我们集中一个加强小队(约15人)在S,Kanowit河尾的木銮(Muluan)一带伏击他们。结果打死5人，其余三几个一枪未发就逃走。由于敌船沿着对岸顺水而下，射程也远，没有缴获。
麻雀战，骚扰战也开展过几次，杀敌不多。处决一个血债累累的民防队员。
中游武工队伏击敌人都是水路，因为1.中游地区没有一条公路，民防队对外联络和购物都是靠水路，他们在在森林搜索与袭击我们的行踪难以捉摸，没有固定的路线;而来围剿的正规军靠直升机运兵运粮，他们的驻扎地也在长屋附近，依靠群众保护。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去长屋，更不会因攻打他们而连累群众。他们也非常谨慎小心，巡逻也不敢远离营地，他们对付我们在森林的驻点，几乎不敢深入搜索，而以迫击炮狂轰乱炸。他们有时也以水路来往(短距离)。2.由于我们的粮食供应困难，无法成立一支专门的战斗队伍，更不可能长期埋伏在敌军不定行走的小路旁。3. 中游民族区与华区不同，对执行杀敌夺武策略也不能和华区相同。所以中游武工队的领导人清醒地节制战斗，而只重点在集中兵力打击对我方猖狂进攻的敌军。群众也强烈要求我们不要在接近长屋的地方打仗，避免被敌人迫害。而这些群众正是我们依靠他们的支持才能立足，如果违反他们的意愿造成反感，也就意味我们的工作失败。从以上的情况看，造成难以找到战机，特别是在陆地缺少有利的机会，也就是中游武工队少打的原因。
注：这个侥幸逃走的敌兵是Ulu Poi(贝河尾)长屋的人。1972年我带着20人，包括Ubong副总司令上他的长屋宣传，我安排同志在长屋两边楼梯的来路站岗，告诉屋长叫长屋的人不要出去，以免发生意外。所以这个民防队员不敢溜走，龟缩在房间。当我告诉群众关于我军对待俘虏的和敌特的政策后，屋长坐到我面前，要我保证不会杀害放下武器不再与我们对抗的军人后，便走进房间把这个民防队员带到我面的前。他神情紧张，双眼注视我的汤姆逊枪和站在我身旁的战士。当我再次说明我军的政策后，他和屋长齐声表示改过自新，不再为政府卖命。几年以后，我碰到这座长屋的群众，他们说他真的没有再当兵，已经结婚，在长屋砍芭种稻了。
(4)成立省战斗中队。1
973年6月，领导上调我去下游武工队，负责组建和指挥省战斗队。这项工作事先并没有找我谈过，没有商量如何组建?人员与武器怎么样调佩?组织关系怎样处理?战斗要求等，也没有征求我离开后中游武工队的领导，干部的情况与意见。这是组织决定后交给我的命令，我想既然无人详细说明，我只能按我的想法执行。我考虑到战斗力，便将边区老兵(如中队长宋平，小队长华联，小雄和志明，以及比较多战斗经验的德兴，敢明，保林等十多位)配合下游武工队和OMT调来比较有活动力的干部战士，组成三个小队，分别由宋平，华联和小雄担任小队长。至于武器也相对集中，有中型机关枪，汤姆逊枪，史登枪和LE来福枪占多数的一支30人的战斗中队，成立后进行训练。10月中以后，决定在泗里街寻找战机和埋伏点，准备开始战斗。恰巧这时候接到黄纪作和谈的消息，第三省的省战斗队宣告解散。这个战斗队在第三省武装斗争的历史上，仅仅留下一个名称，以及领导原本立下一个较大，但又未能实现的杀敌夺武的计划。
我对组建这样的战斗队有如下的看法和意见：
(a)难得第三省有一片如此大和较好的群众基础的华族农村(与第一省相差不远，其他省份没有了)，是当年武装斗争最主要依靠的阵地，也正是这样的条件才能成为东西部两支武装力量的主要兵源区，与部队聚集地地方。民族区虽然广阔，但是群众尚未被发动起来，只能少数人员流动而已，完全没有一处较为稳定的基地(不用说根据地了)。中游稍微好些，但粮食困难，基本上也是不稳定和不可容纳较多人的地方。因此，华区阵地不能过早破坏，依靠的群众不能被分化。那时我认为在华区开展较多已集中如此战斗力的战斗队，不管打胜打败，对敌人来说都必然会震动，从而加强镇压群众和扫荡我军，持续在恶劣处境与敌人凶狠的进攻将使我们的内部发生变化，特别是我们的队伍可说大多数是新兵。我想，情况如果不幸真的如此，就算我们真的拿到几支好的枪，一时得到鼓舞，可是，我们却丢掉依靠的阵地，造成内部分化淘汰，好枪也被拿回……。不管怎样考虑，这样的决定都是不适宜的。黄纪作在第二省唯一能立足的地方(更糟糕的还是伊班区)，进行过多的杀敌夺武战斗，拿来好多AK, SKS等好枪，但是在敌人持久的疯狂反扑下，结果群众尽失(与敌为伍共同对抗我军)，立足点的“家”没了，不断牺牲，许多都是久经战斗考验的老兵牺牲，更是成批叛徒被政治部编成“反共突击队”，回来杀害我们的同志，缴获的好枪还给了敌人，最终队伍几乎覆灭。这样惨痛的教训，我们应该牢记。
(b) 调走中游武工队长温贤定去负责组建省战斗队也是不恰当的。温很长时间都是搞民族工作，中游条件差，活动能力和军事能力都要比较强。多年来，温是比较适合的。当然，如果从军事能力和独立能力与经验考虑的话，温当然是较恰当的，但从中游工作的影响设想，则留在中游更好，而组建和指挥省战斗队的任务可由其他干部(如宋平中队长)负责。况且宋平中队长进来第三省已多时，一直没有安排负责工作，也可纠正使用干部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