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城建投资大跃进的中国式隐忧

2014-02-22 09:57:50   来源：草根网

核心提示：城市要建设，但负债要有节制。从美到欧再到日本的教训表明，市场经济有着自身的规律，负债投资的负效应必须遏止。中国式城建大跃进，应该脚步慢下来。

武汉出租车司机杨师傅不敢在上下班高峰期出车，因为武汉已然变作一个大工地。“前两年是武昌不敢走，如今轮到汉口。”杨师傅告诉《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汉口城区主干道建设大道被城建工程拦腰斩断，八车道的主干道被围板拦得只剩三车道，有的城建项目不分昼夜地施工，“路堵心更堵”。（2月19日《第一财经日报》）

武汉市民的“堵心”感觉，并不稀奇。因为武汉城建立体化展开，从空中（机场）到地上（大路、大楼）到地下（地铁）同时开工，上万个城建工程整体推进，不堵才怪。城市市场化的生活气息被好看但冷冰冰的“水泥森林”替代，这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

作为华中著名的省会城市，武汉不过属于“二线”。但就是这个“二线”城市，城建投资规模五年内却高达2万亿元，这一点和英国全国的更新和改善基础设施支出相当，这难免让去年访问武汉的敦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羡慕嫉妒恨—尤其在他参观了万达在武汉投资500亿元的商业项目后。就连去年访华的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对中国资本的充裕感到惊奇，希望中国资本到英国投资。

一个普通的二线城市，城建投资堪比一个老牌的西方发达国家，国人应该自豪？果如此，中国城市的“光荣”是全方位的，超过千亿城建投资规模的中国城市大约有10个，投资规模皆“富可敌国”。除了一二线城市外，甚至像中西部地区的延安和开封此类中小城市，也有宏大的数百乃至千亿的城市再造计划。这是中国式城建的尴尬。

英国人可以羡慕，但中国人深知这种宏大城建投资的问题。市民感受，不过是城市大拆大建的尴尬表象，深层的问题是，各地城建规模如此之大，导致各城各地债务规模负债累积，如何清偿债务是不得不面临的难题。如果说美国次贷危机源自寅吃卯粮，中国城建投资大跃进也蕴含着难以消化的债务风险。

以武汉为例，不久前该市以2037亿元“荣获”负债最高的城市，该市投资融资平台不久前亦被下调信用等级。其他“光荣”上榜的高负债城市，也都是大拆大建的典型—–从北上广深到二三线城市，中国城市在进行着负债建设的“大合唱”。

负债建设是难以为继的，中国式城建终有曲终人散时。虽然舆论场对地方债有不同的数据，但大抵规模在18–20万亿间。如何消化这些债务？各地并未有系统性预判和前瞻性思考，确切讲处于盲目、跟风和粗方式的特点。更危险的是，大拆大建的城市决策者，对于谁是债务的承担者没有认知，甚至将国家视为最终的兜底埋单者，由是而生了城市治理者“吃大户（国家）”的思维。

“底特律式”破产一旦出现，政府即使想托底又能如何？因为中国式地方债务风险来临时，将是骨牌式的连锁反应。那么多的城市风险债务累加，国家即使想救也救不过来。

当然，各城市有自己的自信—卖地财政、国企收益和各类罚款。2103年各市卖地热情在行高涨，一线城市“地王”频现，全国卖地财政规模超过4.1万亿元，创下近年来的高纪录，这将推升楼市泡沫，也不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导致国计民生的一揽子问题。国企收益受宏观经济的影响也不见好，而且主要应用于反哺民生，而不是用在城市治理者过度超前的城市面子工程上。至于罚款，罚得过度不仅增加企业和个人负担，也不利于法治社会和服务性政府的建设。

还有技术性上的风险。城市大拆大建，海量资金是善用还是擅用？城建投资并未有完善的监控防控制度，执行层面的大开大合，往往导致投资资金的浪费，甚至通过权力寻租的方式流入贪官和非法资本的腰包。出事的城市主政者，城建贪腐往往是其落马的主要原因之一。

城市要建设，但负债要有节制。从美到欧再到日本的教训表明，市场经济有着自身的规律，负债投资的负效应必须遏止。中国式城建大跃进，应该脚步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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