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2014年2月20日 傍晚6点20分
焦点
1938年4月29日，吉打亚罗士打德卡（Derga）一个政府文员的家庭迎来第13个孩子，并为这名幼儿取名达因。从各方面来说，父母的栽培塑造了达因的人生。
在那个年代，马来家庭大多把孩子送到马来语学校，担心一旦送孩子到英语学校将会影响其宗教信仰与文化认同。不过，达因父母却有别于一般的马来家庭，把所有孩子都送到英语学校上学。
根据达因网上的生平记录，他父母这个决定是因为“不要他们的孩子只是成为更好的农夫和渔夫”。值得一提的是，达因直到今天还是英文媒介语教育的拥护者。
达因就读于Seberang Perak马来学院，然后在1949年至1953年进入苏丹阿都哈密学院（Sultan Abdul Hamid College）。他在1955年于槟城的圣芳济学校通过剑桥文凭考试，然后返回苏丹阿都哈密学院任教。
根据达因的网站，他原本可能会从此永执教鞭，不过因为当时一个沟通失误，导致他不知道自己被录取进入英国布林斯福（Brinsford）师训学院。
达因的父亲希望他成为律师，而达因的母亲波拉菲（Pok Rafeah，波拉菲基金就是以达因母亲命名）则卖掉一些土地，筹钱给达因到英国的林肯律师学院修读法律。就在18个月后的1959年，达因成为英国律师公会的一员。
根据网站的资料，达因说：“我亏欠我的父母太多了。他们的牺牲给我好的教育……如果没有这个，我不会成功。”
不过，《当今财经》联系达因时，他拒绝评述此文章。
初试啼声却尝失败
达因是在Pillai & Co律师楼展开律师生涯，之后转投当时吉隆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Shearn Delamore律师楼。不过，达因在1961年搬到吉兰丹哥打巴鲁，加入Wan Mustaffa律师楼。这家律师楼当时也是伊斯兰党的法律顾问。
达因后来加入公共法律界。他在1962年出任柔佛新山的推事，然后于1963年成为麻坡的地庭法官。1964年，他转任霹雳州的副检察司，但隔年又离开公务界，加入Allen & Gledhill律师楼，重新展开私人执业。他之后和伙伴创立了Daim & Gamani 律师楼，直到1969年他决定步入商场。不过，他的创业却以失败告终。
达因的初尝试是造盐业。据称，他之所以会看中这一行，部分原因是他的合作伙伴相信风水，而风水建议是，这名伙伴必须选择与水有关的行业。不过，毁掉达因雄心的也是水。正当他们的盐就快结晶大功告成时，突然一场雨毁掉了这批盐，让他们功败垂成。
达因接着开始生产塑胶的生意，但由于面对激烈的竞争，同样失败。然而，达因开拓的下游企业——塑料包装公司Daibochi与零食生产商Sedap Food却取得成功，最后还上市。
这些成功的投资，再加上达因的其他投资收入，如钢铁生产加工业，让达因可以填补他失败投资的亏损。直到达因通过Taman Bukit Maluri有限公司进入地产业，终于开始展翅高飞。
在1973年，达因这家地产公司收购一幅位于吉隆坡蕉赖的地段，用来发展房屋计划，如Maluri花园与Bukit Maluri花园计划，都大获成功。
根据《Asiaweek》1982年的报道，达因是通过跟时任雪州大臣哈伦依德里斯（Harun Idris）的良好关系，才取得有关地段。
跟马哈迪一拍即合
达因也在这段时间，成为马哈迪（右图）的亲密伙伴。当时，马哈迪正好宣告复出，重新加入巫统，结束他因为撰写《马来人的困境》一书而面对的政治颓势。
达因与马哈迪都是来自吉打的亚罗士打。虽然两人之前未曾会面，但却一拍即合，而两人在相识后也都开始在仕途平步青云。
澳洲资深媒体人韦恩在2009年出版的评传《马来西亚独行侠：在动荡时期的马哈迪》中写道：“马哈迪与达因享有的友情，建树了马哈迪政府的形象与基调。”
马哈迪在1976年成为副首相的3年后，达因即受委成为城市发展机构（UDA）全资子公司Peremba的第一任主席。当时，达因才刚完成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2年的城市规划学深造。
有趣的是，在那之前，达因曾受到推荐出任城市发展机构主席，但他认为这个责任“太大、太官僚，在同一时间内做太多事情”，结果拒绝了这项委任。
随后，城市发展机构就成立Peremba，以负责城市发展机构的地产生意，并由达因出任主席。
政治观察员认为，可能是达因的政治野心不大，马哈迪才会把达因视为其中一名最信赖的亲信。马哈迪在1981年升任巫统主席与首相后，即在隔年委任达因出掌巫统投资臂膀——Fleet控股有限公司。
当议员时甚少发言
达因在1984年成为巫统财政。那一年，也是达因成为瓜拉慕达国会议员的第2年。他曾在1980年受委担任上议员两年，据称马哈迪是在1982年全国大选提名日的1天前，要求达因竞选瓜拉慕达国席。不过，这个说法无法获得证实。
据报道，在1982年大选后，达因就获得献议出掌贸易及工业部，但被他所拒。无论如何，达因在1984年还是成为了马哈迪政府的财政部长与巫统财政。
根据《海峡时报星期刊》1984年8月的报道，在达因受委为财长后，一名国会侍从官如此形容达因：“他当后座议员时，没有人发现他的存在。他当上议员时也从未发表任何言论，只曾在国会中说过一两次话而已。今天，他是部长。这是我在过去20年所看过最迅速的崛起。”
马哈迪对达因的信任不仅于此。据称，就算达因没在内阁当部长时，马哈迪也曾委任达因代表他，担任“密使”。其中一个例子是，在马哈迪任相初期，他曾派遣达因到美国，以解决罐头价的课题。
《马来西亚50年的外交》作者耶苏伦（Chandran Jeshurun）写道：“外交部不像知道达因与外国领袖的谈判与协议，直到90年代后期。”
据说，达因也是马哈迪任内一些政策的“大脑”。不过，两人在一些政策也有意见相左的时候。
马哈迪曾说过：“达因知道细节问题，如何推行（那些政策）。比如，当我说私营化，他的工作就是寻找私营化的意思。他就演示应该如何落实等问题。”
身兼三角业界称霸
在1982年，达因同时身兼三角，既出掌政府公司Peremba，又出任巫统投资臂膀Fleet控股的主席，同时仍保留自己一名商人的身份。
学者哥美斯（Edmund Terence Gomez）在1990年如此写道：“由于身兼三角，达因以他不同职位所掌控的公司，参与五花八门的商业活动。”
哥美斯在另一本著作，即跟著名经济学家佐摩（Jomo KS）合著的《马来西亚政经：政治、庇护与盈利》中描述了达因的一些商业交易。
其中就包括Sime UEP在1982年上市，最终成为了如今的森那美集团。当时，Peremba拥有Sime UEP的33%股份。而达因私人拥有的Baktimu有限公司则在同一年从Bandar Raya发展公司收购了Sime UEP的33%股份。
Bandar Raya发展公司是马华公会掌控的马化控股属下地产公司。据报道，当时的收购价是7500万令吉现金，其中4000万令吉来自瑞士联合银行新加坡分行借给达因的贷款。《亚洲华尔街日报》在1984年报道，由于政府拥有的土著银行为Baktimu公司担保，瑞士联合银行才批准这笔贷款。
这意味着，从1983年起，达因已通过Peremba与Baktimu两家公司，掌控Sime UEP的66%股权。达因的Peremba主席身份在这里出现利益冲突。
另一宗瞩目交易是，达因在1983年4月收购Raleigh公司的33.27%股份。他是通过私人拥有的Taman Bukit Maluri有限公司的所有股份，外加3000万令吉现金完成这项交易。1个月后，达因通过他拥有的另一家公司Seri Iras有限公司，增加他在Raleigh公司的33.33%股份。
在1983年6月，Raleigh把Taman Bukit Maluri有限公司的重要地段脱售给上市公司Faber集团。Faber集团当时由巫统投资臂膀Fleet集团所掌控，而达因则是Fleet集团主席。当时，达因也私人拥有Faber的股份，但这些股份后来已脱售给Fleet集团。
引起注意的是，Faber集团也涉及1984年一宗以股份换取Sime UEP资产的交易。在这宗5625万令吉的交易中，Sime UEP把掌控的Subang Merlin酒店所有股权，用来换取Faber集团的11%股权，结果被一些媒体批评。
同一年，达因拥有的Daza有限公司以7481万令吉，从新加坡时信出版集团（Times Publishing）收购新海峡时报集团的20%股权。在交易进行时，Fleet集团已经拥有新海峡时报集团的许多股份。
新海峡时报集团大约在这时候也宣布配售新股与发出红股，造成Daza因此必须融资，结果Daza因此欠债7065万令吉。
不过，巫统投资臂膀Fleet集团在1984年以100万令吉收购Daza，接管Daza的债务。Fleet集团也尝试把它在新海峡时报集团76%股份中的25%，以1亿4190万令吉脱售给Faber，但由于Faber当时的财政状况欠佳，这笔交易并没成事。
身家惊人亚洲首富
虽然达因的真正身家难以估计，但普遍相信达因是我国首富之一。当他在1984年入阁时，报道指他拥有1亿5100万美金的股票，若根据1984年的兑换率则相等于马币4亿9790万令吉，而他的身家则达到估计2亿5900万美金，近等于马币8亿5332万令吉。
事实上，《远东经济评论》在2004年就认为，达因可能是亚洲首富之一。
内阁在1986年指示达因脱售他所有的商业股份，进而揭示达因掌控横跨多个行业的公司股份。他自己承认，这些股份包括马来亚合众银行（后来成为现今的RHB银行）、马银行、森纳美、TRI、第三电视、Cold Storage、Guthrie Ropel、Tasik Cement、东方控股、Bolton Properties、Idris Hydraulic、马来亚面粉、Industrial Oxygen与Syarikat Permodalan & Perusahaan Perak。
达因在出掌Peremba时，提拔了一批年轻管理人才上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国的企业界巨头，包括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哈林沙辖（Halim Saad）、山苏丁（Samsuddin Abu Hassan）、拉查理（Mohd Razali Abdul Rahman）与达祖丁（Tajudin Ramli）。
其他跟达因扯上关系的企业巨头，包括RHB集团联合创办人拉昔（Rashid Hussain）、前SP Setia主席阿都拉希（Abdul Rashid Abdul Manaf）、成功集团创办人陈志远与砂拉越大亨陈伯勤等。
在这批“达因男孩”中，一些人如哈林沙辖与达祖丁后来都跟政府扯上钱财瓜葛，进而对簿公堂。
在1997年金融危机时，许多“达因男孩”也受到波及，出现财政困难。
马哈迪退后转低调
至于达因则在1991年卸下财政部长职。有传言指达因跟马哈迪意见分歧，但也有报道称达因已完成重组国家经济的任务，于是决定引退。
不过，他后来受委政府经济顾问，并且在1998年金融危机时再次受马哈迪委任，二进宫成为财长。他担任了3年财长后，在2001年再度辞职。
引人注意的是，马哈迪在隔年的巫统代表大会上也宣布有意引退。他最终在2003年10月卸下担任了22年的相位。
在那之后，达因就转向低调。不过，只要深入检查就可发现，达因已把商业触须伸向国际市场，包括担任新加坡和汶莱投资机构的顾问，而他拥有的ICB金融集团更曾一度在至少14个国家，包括欧洲、非洲和亚洲都有商业活动。
达因在2004年访问中提到：“我已经退休，我不要（在国内）跟马来西亚人竞争。”
明日预告：达因的全球银行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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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达因呼风唤雨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