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因呼风唤雨的年代

《当今大马》2014年2月19日 上午10点43分

焦点

坊间最近有耳语指,前财政部长达因即将重返商界再展拳脚。在许多人的眼里,达因(Daim Zainuddin)鲜少在媒体曝光,也没有政治野心,但往往能在幕后呼风唤雨,挥动着极具影响力的权棒。

《当今财经》透过达因昔日与前首相马哈迪的密切关系,以及他所涉足的企业领域,一窥他在巅峰时期的影响力。

1994年1月初,吉隆坡证券交易所(KLSE)指数在2天内暴跌近30%,让数十亿令吉瞬间蒸发,也导致无数的投资者因此烧伤。

在当时的一片愁云惨雾中,报馆甚至遣派摄影记者到医院的急救部守候,预期会有投资人将自杀。

什么原因导致股市狂泻?有者相信,那是因为英文报章《星报》在同年1月11日刊登了《马新社》专访达因的文章,题为“达因:现在就放手,别说我们没有警告你。”

达因当时还是政府的经济顾问,他说股市的上涨已达到危险水平,而他本身已经卖了几个蓝筹股。观察家认为,达因此番言论形同告诉投资者抛售离场。

虽然部分分析员认为,当时的东南亚区域股市确实亟需调整,但达因的声明却引爆了马来西亚的股灾。

著名英国杂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当时评论道,“这犹如美国财政部长说他对美元失去信心。”

尽管如此,达因批评新闻标题和报章不负责任的炒作,强调没有建议投资者撤离股市。不过,评论员之后指出,达因在《星报》刊出专访的12天后才回应此事。

针对上述专访内容,《当今财经》联络上达因时,他不愿置评。

无论如何,这起事件所凸显的讯息是,达因当时影响力之大;而且至今还有人认为,达因仍有呼风唤雨的能力。

曾任两届财政部长

达因的实力来自他的企业和政治背景,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他只是一名前财政部长。他在马哈迪时代,分别2次出任财政部长职,即1984至1991年,以及1998至2001年间。

值得关注的是,没有政治野心的达因所以能在政坛崛起,全赖他跟马哈迪的密切关系。

达因相隔14年后二度受委为部长的情节,毫无疑问地令人侧目。他在金融风暴之际临危受命,显示时任首相马哈迪是多么的信任他的经济才干。

迅速减少国家外债

1980年代初,美国联邦储备局因通胀率飙涨而推行货币紧缩政策,导致全球面对严重的经济衰退。

大马的金融管理方式在1984年之前,经常被批评过于松懈和自满,引发众多的纰漏和低效政策。

达因加入财政部之后,就执行更严谨的管理方式,包括重塑和改变松散的金融文化,同时加强监督问责。

在达因的财务管理下,他成功创下其他发展中国家无法达致的成就,即在预期的1987至1989年之前,比预期更快地削减国家外债。

达因在1991年卸任后,便受委为政府的经济顾问。当亚洲金融风暴在1997年袭击大马时,马哈迪再次找上他这位的长期经济拍档。

巴里韦恩(Barry Wain)撰写的马哈迪传记《马来西亚独行侠:在动荡时期的马哈迪》(Malaysian Maverick: Mahathir Mohamad in Turbulent Times)就提及,马哈迪在1997年钦点达因领导一支权力凌驾国家银行和财政部的紧急特工队。

达因之后在1998年初出任特别事务部长,随后才二度受委为财政部长,并任职至2001年。

达因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的17年期间,达因也同时是巫统的财政。兼任这两个要职再度显示,达因备受马哈迪的倚重。据悉,马哈迪敲定政策后,达因就是落实的技术主脑。

成为商界的中介人

基于马哈迪的知己身份,达因也在企业领域成为权倾一时的中介人。

马哈迪在1981年出任巫统主席之际,达因在下1年担任该党投资机构——舰队控股有限公司(Fleet Holdings Sdn Bhd)的主席。同时,他也出任城市发展机构(UDA)子公司柏仁巴公司(Peremba)主席一职。

这造就达因涉足在重要的各行各业,当中包括银行、广播、种植、制造、零售、房产与建筑业。根据估计,他在1984年出任财政部长时,身家已高达2亿5900万美元,或相等于8亿5332万令吉 (依当时的兑换率)。

这不是事情的全部。由于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土著获得更多的机会参与经济活动,达因这时在企业领域中崛起。

新经济政策的效应众所周知,它在80和90年代造就了许多叱诧风云的企业精英。

这群与达因挂钩的精英份子也被通称“Daim’s Boys”(达因男孩),他们皆是在达因的生意来往中的显赫人物。

这些人包括玲珑集团前执行主席哈林沙辖(Halim Saad,左图)、与7家上市公司有利害关系的陈华春(Robert Tan Hua Choon)以及年仅35岁就出任森那美(Sime Darby)UEP上市公司常务董事的旺阿兹米(Wan Azmi Wan Hamzah)。

此外,另外2名与达因扯上关系的人还有莫哈末拉扎里(Mohd Razali Abdul Rahman)和阿都拉昔(Abdul Rashid Abdul Manaf)。他们近日因Eco World发展公司透过富阁苑开发(Focal Aims Holdings)借壳上市而备受关注。

其他相关人物还包括马来西亚兴业银行(RHB)的创办人蔡傌友(Chua Ma Yu)和曾迎娶企业大亨郭鹤年女儿的拉昔胡先(Rashid Hussain)、马航和天地通(Celcom)前任主席达祖丁(Tajuddin Ramli)、与数家公司如 Bolton Properties、Landmarks and Aokam Perdana扯上关系的三苏丁(Samsuddin Abu Hassan)和已宣布破产的砂州大亨陈伯勤(Ting Pek Khing)。陈伯勤控制了负责巴贡水坝计划的伊佳兰有限公司(Ekran Bhd)。

纵观以上例子,达因身边人所涉及的商业活动几乎涵盖大马所有重要的经济领域,加上他在巅峰时期的个人产业,达因的影响力无远弗届。

著名经济学者葛梅兹(Edmund Terence Gomez)和佐摩(Jomo K.S)在90年代末曾写道,“虽然达因声称本身不活跃于企业活动,但他还是被誉为大马商界最有权力的人物。”

但问题是,他是如何崛起,并拥有令人震慑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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