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舍主人：解放西藏，伟业千秋

【本文为作者桃花舍主人向察网的独家投稿】

近来在我国西南边陲加勒万河谷，由于印度军人又一次越境挑衅，导致了冲突。但其实，如果按照七十年前西藏反动政教合一政权和印度扩张分子的企图，这类冲突很有可能不发生在那里。

七十年前，西藏反动政教合一政权鼓吹“四水六岗”、“大西藏”，妄图把西藏，以及青海中西部、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和云南西北部，凡是有藏人居住的地方，都分裂出去。而以刚摆脱英国殖民地身份不久、被植入了西式殖民蛮性的印度的扩张野心，它企图操控西藏腐朽的农奴制政权，并进而像后来吞并锡金国一样占据西藏。

如果它们的图谋得逞，现在类似加勒万河谷的冲突，就完全有可能发生在向东推进三、四千公里，更靠近华夏腹地的地方，比如在四川西部的金沙江河谷，乃至大渡河的河谷。

但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军队，不可能给内外反动势力实现妄想的机会：

在消灭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同时，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于1949年11月电令西北局担负“解决西藏问题”的主要责任，次年1月2日，鉴于西北局负责人彭德怀陈述“从青海、西北方向入藏困难甚多”，毛泽东主席当机立断，电令改由西南局主要担负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

于是，1950年3月，进军西藏先遣队从四川乐山出发。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后，解放军从新疆、四川、青海、云南各个方向进军西藏。到1951年12月，各路部队全部进驻到西藏主要战略要地，青藏高原从此获得了解放，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

解放西藏的大进军，以二野五兵团十八军为主。指战员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当时，十八军正按西南局的安排，从1949年12月初开始接管鱼米之乡川南，各级军政领导兼任地方政府职务，比如，军长张国华任川南行署主任，政委谭冠三任自贡市委书记，等等。1950年1月，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和三位师长在重庆领受了刘伯承、邓小平交代的进军西藏的新任务。十八军正在实施的接管川南任务戛然而止，全军迅速掉头，改为从“天府之国”去往“不毛之地”，弯子转得很大。经过各级政治动员，激发起指战员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人民军队长期形成的革命英雄主义自豪感，大家都认为，能参加进军西藏的人是最幸福、最被人羡慕、最受人尊敬的。指战员们斗志昂扬，向西藏进发。

从川西入藏，具有正对西藏腹地、地理位置接近的优势。但这个优势，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交汇处险峻的地势地貌面前，就荡然无存了：横断山脉由北向南切割而下，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山高，谷深，河流湍急。交通条件极为缺乏，没有公路，只是一些狭窄险峻崎岖的骡马小道。海拔高、氧气不足、低温严寒，成为十八军指战员们面对的主要敌人。

十八军进藏部队严格遵守民族宗教政策，不进民房，不住寺庙，在野外风餐露宿。高原行军，徒手爬山都要一步三喘，战士们除了手中武器外，还要携带笨重的御寒装备、弹药和十几天的口粮甚至燃料，十分疲劳。途中常常涉冰水渡河，大家在水里浑身颤抖，牙齿不住地磕碰，有的冻得失去知觉。战马、牦牛大批地累死、拖垮，余下的物资要靠战士们背负。后勤补给困难，指战员们常常忍饥挨饿，坚持行军。

要克服如此多的看上去不可能克服的艰难困苦，除了依靠高昂坚定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起带头作用，“官兵一致同甘苦”。

1950年4月，五十二师师长吴忠率进军西藏先遣队抵达甘孜，部队断粮，空投物资受天气和飞机数量影响，无法完全解决问题。部队靠挖野菜、每日三餐改两餐、减少定额等方法坚持一个月，同时还要抢修简易机场，食少活重，有些干部战士对上级产生意见。一天，吴忠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不少人紧绷着脸，见了领导也不敬礼，背对着坐在地下，一声不吭。这时警卫员给几位首长送来早餐：一盆开水，一碗炒面，一盘野菜。首长往各自的搪瓷杯里倒进半杯开水，抓上两把炒面，用筷子搅成面糊，再拌点野菜，三下两下，这顿饭就吃完了。干部们见此情景，气就消了一大半。

进军路上配给领导的马，往往成了病号福利。过海拔五千多米的大雪山时，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都不骑马，让给伤病员。五十三师师长金绍山的脚上打了许多血泡，就是不骑马，让马驮运女兵的卫生纸，遇到雨雪，便把身上的雨衣脱下来盖在卫生纸的袋子上。

说到女兵的卫生纸，就不能不提到进军西藏的女兵。当时进藏部队中，有一千一百多名年轻女兵，她们除了一些从事医疗和通讯工作的外，主要是文工团的文艺兵。

最初，十八军领受任务时，上级要求非战斗部队人员的组织必须减少或取消，比如文工团，可以在打开局面后再去，以免增加不必要的吃饭人数，但十八军领导坚持要带着去，表示“没有文工团，工作很难开展”，最终保留了十八军文工团和各师文工队。

文艺兵们没有辜负军首长的期望，她们一路上，甚至在海拔几千米的山顶，敲响欢快的锣鼓，挥舞彩绸扭秧歌，随口编出顺口溜，比如“这个同志不简单，扛着机枪登高山”、“苦不怕，累不怕，庆功会上戴红花”等等，给行军的部队加油、鼓劲。部队前进到哪里，文工团女兵就紧紧跟随到哪里，有时她们还要赶到部队前面，放下行装后，再走一段回头路，在部队将要经过的路上搭建“鼓动棚”。

文工团还参与运送物资、修筑公路、战斗时给前线运送弹药、干粮。

部队到了藏民村庄，藏民受谣言蛊惑，都躲在家里不出来。文工团就敲锣打鼓，奏起音乐，吸引藏民渐渐出来，给他们演节目，顺势开起群众大会，宣讲党的政策和解放军的宗旨，使藏民明白“金珠玛米”是藏家人自己的队伍，是亲人。就这样打开了局面。

文工团员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娃娃”，她们一样要承受艰难困苦和牺牲。十七岁的文工团员章瑛，由于饥饿、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全身浮肿，脚肿得连鞋带都系不上，线袜绽开处露出的脚面，皮肤肿胀透明得像要崩裂了似的，脚脖子肿得同小腿一般粗，膝关节肿得连弯曲都不行了，但她仍然坚持自己背着背包，不让别人帮助，拼尽所剩无几的气力跟着部队前进，最后倒在了路上。

1951年12月，两个小文工团员张俊英和严崎华因行军和演出劳累，又没有足够食物，加上高原反应，全身浮肿，行军途中倒下了。张俊英牺牲了，几天后严崎华也昏迷不醒，测不出脉搏和心率了，被送进停尸房，晚上值班员给火堆添柴时，听到严崎华发出一声叹息，同志们把她抬回病房，两个月后，她康复，重返部队。

除了指战员们共同承担的困难外，女兵们还有特殊情况：她们常常一两个月没法洗头，头发板结得像毡帽，梳也梳不开，就互相使劲拉扯，有的干脆把长发剪掉留短发。

女兵还有更特殊的困难：生理期时，用的草纸又粗又硬，大腿内侧常常被磨破，走起路来很困难。磨破了的皮肉粘着草纸，每走一步就摩擦一次，钻心地疼，一段路走下来疼得头上直冒汗。一段时间后，临行时发的草纸用完了，就把纱布做的军用蚊帐剪开使用。蚊帐用完后，就只好撕扯被子里的棉花做替代品，棉花越扯越少，被子越来越薄，有的女兵的被子只剩下被套。有年轻的男兵看见女兵中“流行”扯被子里的棉花，起初以为是为了轻装，他们也把自己被子里的棉花给扯了，背着被套行军，让女兵们又好气又好笑。

行军中，有的女兵来月经，没有办法及时处理，干脆任凭鲜红的经血顺着大腿流下。过河时，河面上漂着一片鲜红，令人触目惊心。有个十来岁的文工团男兵，看见前面队伍走过的雪地上留下一串血迹，吃惊地大喊：啊呀，谁受伤了，在流血！他往队伍前面快走几步，发现有个女兵裤脚上正在滴血，忍不住又大喊起来，遭到女兵们一阵嗔怪和白眼。

行军时经常一天过好几条冰河。有一次，一天竟然过了二十四道冰河！女兵们的鞋袜和裤子湿了一次又一次，全凭自己的体温自然晾干，而正在生理期的女兵更要忍受极大的痛苦。

部队能给女兵们的特殊照顾，是首长尽量让出自己的坐骑给女兵骑上，男兵们则在过冰河时招呼：“来例假的女同志过来，我们背过去。”首长和男兵们这样做，自己也不轻松，必须咬牙坚持。但有些女兵却“不领情”，坚持要自己涉水过冰河，她们三五人一排，手挽着手，涉过齐腰深且冰凉透骨的河流，她们为“没有输给男同志”而自豪。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七十年前的进军西藏，正是对此的最好诠释。当年那些指战员们的奉献牺牲，是为了新中国的安全和强盛。他们解放西藏的伟业，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