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兴起

•白刚•

摘要：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关注的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来建立最佳的政治制度、政治秩序和生活方式，它来源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并超越了这一传统。近年来，作为探讨最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几乎成为哲学中的显学。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克服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危机中走向了复兴。而伴随着这一复兴，作为“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的马克思政治哲学也正在兴起。

近些年来，随着作为探讨最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的复兴，“哲学”实际上是在走向“政治哲学”，以致政治哲学在今天变得如此重要，几乎成为哲学中的显学。马克思作为漫长的政治哲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其“政治哲学家”的身份也因此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这里的政治哲学甚至成为“第一哲学”。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正在兴起。

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进行“小小的马克思研究”时所言：“一解读马克思，就发现不把政治哲学的所有传统放入自己的视野，就不能探讨他。”[1]确实，要想理解和把握马克思这位“千年伟人”，通晓政治哲学的传统——其思维的历史和成就——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前提和绕不过去的不二法门。其实，作为终生致力于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革命家和政治思想家，马克思主张通过革命实践改造与人的本性不相符合的政治社会关系，并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使每一个人在此共同体中实现真正的自由。马克思根本上关注的就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来建立最佳的政治秩序和生活方式，因此，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根本上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蕴。[2]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政治哲学。所以阿伦特认为：“马克思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科学工作的根底里的东西……真要说的话，恐怕是他的政治哲学。”[3]对此，英国学者王尔德强调：“从骨子里说，马克思是一个政治哲学家。”[4]这是深谙其义的。实际上，早在1843 年的一封信中，青年马克思就表达了自己强烈的“政治关怀”：费尔巴哈只有一点不能使自己满意，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5]。由此可见，马克思自青年时期就有强烈的“政治关怀”，而且这一关怀成了马克思“毕生的真正使命”（恩格斯语）。但马克思的政治关怀决不是无根的，而是有其深厚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按照阿伦特的理解，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发轫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的。实际上，古希腊哲学发展到智者学派，就开始出现了第一次“转向”：哲学由关注自然开始转向关注人和社会——也即城邦（polis）的事务，哲学开始具有了“政治”（politics）的含义。深受智者学派影响的苏格拉底，虽然反对智者学派对一些政治（社会）问题的评判标准进行相对主义的阐释，但却坚持和发展了哲学对政治问题的密切关注。严格说，自苏格拉底始，哲学才真正从研究神圣或自然事物而转向全力探索人类事物，即正义的事物、高尚的事物以及对人之为人是善的事物。在苏格拉底看来，哲学就是通过辩证法——“对话”和“论辩”来关注城邦的事务，“通过接生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真理而使整个城邦更接近真理”[6]，最终为城邦确立普遍性的规则、标准和尺度。这实际上也就是为人类的普遍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寻找和确立最佳的政治秩序。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正是形成于对西方这一政治思想传统的继承和超越之中。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所关注的核心，仍然是通过建立最佳的政治秩序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问题。无论是美国的阿伦特、奥尔曼，还是英国的王尔德、伯尔基，在谈到马克思政治思想的起源时，都突出强调了其形成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

阿伦特通过分析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三大支柱性概念——劳动、暴力和自由，指出它们分别与古希腊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内在渊源关系，认为“连接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的这条线，远比从马克思到斯大林的那条线紧密”；[7]奥尔曼强调马克思的思想，得自于他在哲学舞台上与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特别是黑格尔这样的巨人同台演出的经历；[8] 王尔德通过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问题，认为马克思所追求的“正义”具有“希腊的维度”；[9]伯尔基则通过论述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亚里士多德的阶级与社会冲突及马基雅维利的世俗主义和共和主义对马克思政治思想的影响，揭示了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内在继承关系：“马克思主义根本上属于欧洲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流传统”。[10]事实上，马克思与阿伦特一样，在其政治哲学的成长历程中，深深受惠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特别是古希腊政治哲学思想。所以说，古典政治哲学的价值规范和近代西方的启蒙理念，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后来关于社会主义、共享民主的理念，以及他对财产权问题、经济危机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实践，以致恩格斯后来强调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本质上，马克思仍然是一个根植于启蒙传统的人文主义政治哲学家，他的目标与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幸福”或人类的“自我实现”相关联，就如我们的愿望就是幸福和美好生活一样。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虽然来源并发展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但却不是对这一传统的直接照搬，而是对这一传统的扬弃和超越。作为西方政治思想的伟人之一，从某些方面来讲，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反对者”。[11]在阿伦特看来，自柏拉图开始的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至今绵延不断有过三次要使这一传统最终终止的大颠倒：克尔恺郭尔的从怀疑到信仰的跳跃、尼采的颠覆柏拉图、马克思的从理论（精神观念）跳跃到活动。在这三个断绝中，马克思最具有影响力。因此，阿伦特本人十分重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认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很明显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迎来了它的终结。[12] 说到底，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正是来源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并超越了这一传统。

但西方政治哲学自古典进入现代以来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处于全面的危机之中，甚至施特劳斯宣布政治哲学已经“死亡”。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政治哲学危机的原因正是由于现代政治哲学对前现代政治哲学——古典政治哲学的拒绝和激进变更所致。古典政治哲学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德性政治”——使政治服从于德性，其前提是德性“能够合理地赋予价值判断以效力”，它着眼的是“人们应当如何生活而非人们事实上是如何生活的”。[13] 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动物”就是其具体体现。但现代政治哲学家们却认为：德性决不能被理解为国家为之而存在的东西，相反，德性仅仅为了国家的缘故才存在；政治生活之允当并不受制于道德性；在政治社会之外，道德性是不可能的。进而言之，政治社会、甚至最值得向往的政治社会的建立并不依赖于机运（chance），因为机运是可被驾驭的。这样，在现代政治哲学这里，道德问题与政治问题都还原为了“技术问题”。[14]古典政治哲学的“德性政治”变成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技术政治”，也即实现了从“政治服从于德性”到“德性服从于技术”的转变。

在阿伦特看来，20 世纪的政治思想和实践中，有两股思潮深刻影响着我们对政治的片面理解：一是政治的“科学化”，二是政治浪漫主义。特别是政治的“科学化”影响更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为“技术化的政治”，政治斗争的胜负依赖着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程度以及政治与技术本身的相互关系。如果说，过去是“政治决定技术”，那么现在则是“技术决定政治”。政治与技术关系的颠倒及其转换，成为当代政治生活的重要标志。[15]对此，阿伦特指出了技术控制导致“政治的科学化”的危害：人成了技术的工具，变成了无思的动物，德性政治变成了技术政治，人越来越远离了“政治”。所以，正是这两者对“政治”的冲击和挑战，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道德准则和崇高感，导致人类生活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也即虚无主义化。这就是施特劳斯所谓的“政治哲学的危机”和“现代性的危机”的实质。在此意义上，阿伦特也强调现代性的危机实际上正是“政治危机”，[16]也即现代政治对作为公共领域内言谈和行动的“本真政治”的遗忘。

对于究竟如何克服和超越西方现代性的“政治危机”，施特劳斯、阿伦特、罗尔斯等当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不约而同地都主张以“政治哲学”来拯救西方现代性的危机，这正好推动了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复兴。施特劳斯曾专门强调：“我也指出了一个如何摆脱那些困扰我们智识难题的方法，那就是返回到古典政治哲学。”[17“] 我们必须恢复政治哲学。我们必须回到政治哲学最初遭到破坏的地方，回到现代政治哲学的诸起点，回到现代哲学还不得不与古典政治哲学一争高下之时。古今之争就发生在那个时候。”[18]这就是说，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弊病必须由西方古典政治哲学来矫正。在施特劳斯看来，返回古典政治哲学，就是返回苏格拉底开创的古典政治哲学的起点，返回政治世界，返回前哲学、前科学、前理论的“常识世界”，返回哲学的“清明”和“温良”，以“意见”来取代“真理”，使哲学以政治为前提，而不是政治以哲学为前提，也即像苏格拉底那样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以此来诊疗和防止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施氏所谓的“重返”古典，绝不是为古典而古典的学究式研究，而恰恰是从强烈的当代政治关怀出发的：深入研究西方古典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西方现代性及其危机。

与施特劳斯同时代的阿伦特，在此意义上也是以重返古典来克服和拯救西方现代性的危机，但与施氏重新解释“苏格拉底问题”——以“意见”来取代“真理”不同，阿伦特主张回到“前苏格拉底问题”，强调以“行动”取代“沉思”，为“政治”而审判“哲学”，来恢复政治的尊严和政治的优先性。因此，在《人的境况》、《过去和未来之间》及《论革命》中，阿伦特决心重新评估“行动的生活”和“政治动物”，使其重新获得尊严，从而纠正传统哲学家们反政治的偏见。当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则不是“复古”，而是期望通过“颠倒古典”——变“善优先于权利”为“权利优先于善”，实现“作为公平的正义”来拯救西方现代性及政治哲学的危机。由此可见，这些当代思想家拯救西方现代性及政治哲学危机的具体策略虽有所不同，但根本道路却是同一条——复兴当代政治哲学。

所以，正是施特劳斯和阿伦特等思想家，早在20 世纪中期，所谓政治哲学“死亡”之时，又高举起了政治哲学的大旗，延续着有关政治哲学传统与命运的研究，推动了政治哲学的逐步复兴。特别是到了20 世纪70 年代初，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为标志，政治哲学终于又重新兴起，并逐渐成为了当代哲学的主流和显学。“《正义论》的发表改变了西方哲学发展的历程：一方面，它使人们意识到，可以无须使用分析方法来讨论实质的哲学问题，从而直接导致语言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它提出了正义理论以及由此引起的巨大反响和深入讨论，激发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崛起。”[19]正因如此，哈贝马斯强调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实践哲学史上一个轴心式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西方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政治哲学的复兴。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今西方自由主义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是所有社会科学“当之无愧的女王”，他甚至破天荒地强调“政治哲学”就是“第一哲学”（the first philosophy）。[20]

在政治哲学成为“第一哲学”的复兴过程中，我们决不能也无法忽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当代美国伦理和政治哲学家乔治•G•布伦克特曾指出，有两项广泛的运动影响了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的发展：一是对正义和权利的讨论，二是对马克思重新表现出兴趣。[21]可以说，任何有吸引力的政治理论都必须解释政治制度应该如何面对社会现实，而向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就是去发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22]实际上，影响当代道德和政治哲学发展的这两项运动是同步进行的，而这一发展上也正是当代政治哲学的复兴和转变为“第一哲学”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政治哲学作为“哲学问题的政治经济学解”，对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危机的独特拯救及其“第一哲学”意蕴也就越发凸现出来了。这正如阿伦特所言，虽说马克思对自己的政治哲学并未特别精雕细刻，只有一些“结论性论断”：如“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等。

但他的这些“结论性论断”所产生的冲击力，要比那些精心论述的理论产生的影响的总和还要大。[23] 从政治哲学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几乎所有重大政治哲学问题的探讨，都少不了马克思的声音。特别是在克服和超越西方政治哲学和现代性的危机中，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意义就更加凸显了出来。在施特劳斯看来，虽然尼采高扬希腊悲剧，海德格尔力图返回“前苏格拉底思想”，他们都曾以最大的努力批判现代性而试图返回“古典”世界，但由于他们都是向着现代“历史观念”的方向去努力，因此不但没有能够返回古典的自然世界，反而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大地推进了现代性的方向，也即他们仍然是在现代性的逻辑之内继续“筹划现代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施特劳斯（包括阿伦特）批评从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一直到尼采、海德格尔等这些现代思想巨人实际都是现代性的“共谋者”，但由于他们返回古典本质上是以“德性”对抗“技术”，仍然难以对抗现代性的逻辑，最多只不过是想从源头上“修正”现代性的方向，因而也无法真正拯救现代性的危机。而罗尔斯对现代性危机的拯救，虽然强调“权利优先于善”，但“权利优先”的最终目的，仍是追求作为社会基本制度“正义”的“善”。罗尔斯完全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力图对资本主义的“基本善”进行改革和完善，因为这种理论既不要求取消财产的私有制，也不要求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所以，罗尔斯的“正义论”实质上仍然是在现代性框架内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内部的“修正”，是一种“内在的”超越。[24]

但马克思则与之不同：使马克思的正义有别于罗尔斯式的正义的，并非资源应该被平等化到怎样的程度，而是这种平等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25]因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采取的是一种“外在的”超越，即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唯此正义才是可能的。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

从卢梭发端一直到尼采和海德格尔及其后现代徒子徒孙的现代性批判，实际都是从西方现代性的方向上来批判西方现代性，因此其结果实际都是进一步推进现代性，从而进一步暴露“现代性的危机”和“西方政治哲学的危机”。实际上，它们仅仅是沿着资产阶级现代性思想的“外围”做了一次“思想之旅”，最多只能算是对西方现代性做一些“内在修正”。而真正克服和超越西方现代性危机的，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打破其“内核”而实现“外在超越”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6]，从而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资本中的自我异化，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活动着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被看作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种分析；而他的整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特的、然而却堪称真正的“正义论”。[27]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马克思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根本”。可以说，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崩溃之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经历一种复兴，这种复兴有助于开启关于现代世界的政治自由前景的新视野。[28]因此，正是马克思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这一颠覆和超越，才使政治哲学真正从天上降到地下，为我们走出西方现代性的危机、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开创了一条可能性道路。虽然阿伦特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有一些误读和误释，但她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巨大历史意义的赞扬，却是毫无保留：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与传统的断绝中影响最大，以致“直接左右政治的发展”（阿伦特语）。因此，“随着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消失，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僵死’了，可是，令人吃惊的是，共产主义制度在东欧的‘消失’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复兴。”[29]这也就是说，当今世界上一切面向现实的政治问题研究，都不能也无法“绕开”马克思，阿伦特本人就是很好的证明——在阿伦特的著作中，就有个“巍然耸立的马克思形象”。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诸流派中，有些将马克思作为直接的或潜在的对手，有些将其引为同路人，有些则自称为其继承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已经成为政治哲学中堪与自由主义相对而立的另一极坐标。[30]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借用郑昕先生评价康德的说法：当代的政治哲学研究，通过马克思，就会有好的政治哲学，而绕过马克思，只能是坏的政治哲学。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即便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发展，也依然离不开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地基，当代的政治哲学都是在为马克思政治哲学作“注脚”和与之“对话”。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才是“第一哲学”，未来政治哲学的走向，必然是在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发展。只要是在一种团结的和反抗的精神下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在一个致力于建设以平等、自我实现和终结折磨人类的压迫为目的的传统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有着强烈持久的吸引力。马克思代表着一种世界精神。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马克思“值得拥有人们对他的所有期待”：对关心人类状况的所有人，无论他们的政治观是什么样的，马克思都会对他们继续提供有意义的启示。[31]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仍然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

注释：
[1] 扬－布鲁尔：《爱这个世界：阿伦特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312 页。
[2] 贺来：《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政治意蕴》，《哲学研究》，2007 年第1 期。
[3][7][12][23] 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81、6、87、82 页。
[4][9] L•王尔德：《重新思考马克思与正义：希腊的维度》，《世界哲学》，2005 年第5 期。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443 页。
[6] 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346~347 页。
[8] 奥尔曼：《辩证法的舞蹈——马克思方法的步骤》，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4 页。
[10] 伯尔基：《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3 页。
[11][31] 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77 页。
[13][14] 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35、39 页。
[15] 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版，第14 页。
[16] 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年，第134 页。
[17]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危机》，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17 页。
[18] 施特劳斯：《我们时代的危机》，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年，第2 页。
[19] 姚大志：《何谓正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3 页。
[20]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载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第74页。
[21] 吕增奎编：《马克思与诺齐克之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1 页。
[22][25][29] 金里卡：《当代政治哲学》（上），上海三联书店，2004 年，第319、320、303 页。
[24] 姚大志：《正义的张力：马克思和罗尔斯之比较》，《文史哲》，2009 年第4 期。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4 页。
[27] 侯才：《从政治哲学的双重维度透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河北学刊》，2006 年第5 期。
[28] 韦尔默：《后形而上学现代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年，第188 页。
[30] 杨学功：《中国哲学的本土意识与原创冲动》，《学术月刊》，2011 年第3 期。

作者简介：白刚，吉林大学农学部公共教学中心教授。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02期，摘自2012年第6期《学习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