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智库 2019-09-28
在美版知乎Quora上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凭啥中国的发展速度能远超印度？
有一个网友的答案获赞颇高：
1949年，中国的起跑线非常低。彼时，中国的各项指标，不论是人文还是经济都相对较低，甚至低于撒哈拉到南非之间一些非洲国家的平均水平。
当时印度的铁路是中国的三倍；印度人的平均寿命比中国人长5、6岁；印度的主要工业产出，比如钢铁、化肥、煤炭、水泥、电力等，都远超中国。
短短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是什么让中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发展呢？
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中国一直为之奋斗而印度忽视的一件事——全民扫盲运动。
相较于新中国在经济上的跳跃式发展，“扫盲”可谓一场知识文化领域的“脱贫”，所带来的功绩同样卓绝。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5亿人口，其中80%是文盲。而从1949年到1969年，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新中国通过4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扫”掉1亿文盲；而到2000年，中国的文盲率已经降至6.72%。这堪称人类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迹。
扫盲运动有多重要？新中国扫盲的巨大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今天库叔就来讲一讲。
文 | 黄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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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文盲，如何富强？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要处理历经外国侵略、封建剥削、财阀垄断、内外战争形成的“烂摊子”，可谓百废待兴。
要发展经济、富强国力，最关键的是靠人。然而新中国面对的残酷现实是：
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文盲，文盲率高达80%；而在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地区，文盲率更是超过95%；同时，全国学龄儿童小学入学率仅20%，初中入学率更是只有6%。
“文盲”，其具体所指有着多种说法，我国在统计中的“文盲半文盲”，是指15周岁及以上的不识字或识字不足1500个，不能阅读通俗书报，不能写便条的人。
一个充斥着文盲的国家，如何能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如何能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实现强国之梦呢？
（图为当年山西省芮城县东岩村负责村里扫盲工作的干部赵鹏飞）
为了清逐这只挡在共和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扫盲”很快就被提上日程。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逐步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提出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普及与提高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
1950年，毛泽东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当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专门研究扫盲工作，提出“开展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会后，一场自上而下、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在全国展开，全国各地开始办起“扫盲班”。当时，虽然学习文化的需求很迫切，但恢复工农业生产也同样重要，因此城市、工厂的扫盲班多办于夜间，农村的扫盲班则多开办在冬季农闲时节，也被称为“冬学”。
（图为1950年12月浙江杭县挟着课本去“冬学”的农村妇女 新华社记者王纯德摄）
不过，仅仅办起扫盲班还是不够的，更重要的在于方法——如何教学才能让百姓尽快脱盲？
要知道，我国脱盲的标准为认识1500-2000个常用汉字并能够进行简单书写，这对于很多之前连一个字也不识的人来说，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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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用”妙招转“民用”
在1952年8月2日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25周年全军运动会的赛跑比赛现场上，出现了这样的奇景：
（新华社记者岳国芳摄）
起跑线上的选手们做出蹲踞式的姿势，却不是准备起跑，而是蹲着把纸板放在膝盖上写字。原来，这场赛跑起跑的规则是：不是听发令枪声，而是谁先写出规定的几个字，谁就可以起跑。
若是不识字，那就真可谓“输在了起跑线上”。
这，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轰轰烈烈的全国扫盲运动的真实写照。
识字教育方法的突破，正是来自基层部队。
1948年从中原军政大学毕业的祁建华，是当时解放军西南军区一名文化干事。彼时，人民军队的兵员多来自劳苦大众，其中不少没能得到受教育机会而成为文盲，祁建华的任务就是教他们识字。早在1949年1月，刚刚毕业的祁建华，就开始摸索识字教学方法。一开始，他采用的是当时各地通行的“三五教法”——即一天教三五个生字，这种教学法看似日积月累可以扎实推进，然而事实上由于只靠死记硬背，对于低起点甚至零起点的战士们来说，不仅没兴趣，不愿学，而且经常是“熊瞎子掰玉米”，记了又忘，实际的学习进展十分缓慢。
祁建华很快就在实践中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苦思冥想，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学习文化时的经验——注音字母，正是凭借着这个基础，祁建华通过查字典，“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更多的汉字。以自己的经验为灵感，祁建华首创了一种先教战士们注音字母，再教他们掌握拼音规律，然后集中教大数量的常用字并注音，带领战士们突击拼读认写的“速成识字法”。
祁建华是个实干家，他很快把这种思路付诸实践，运用到实际教学中。这一试，效果拔群！一天可以学习一两百个汉字，大约在150个小时的教学时间内，就可以达成原本看着遥不可及的1500-2000个汉字识读的目标，实现脱盲。
（图为1952年8月部队在行军中后面的战士通过前面一人后背的注音字母学识字 新华社记者岳国芳摄）
酒香不怕巷子深，祁建华这套行之有效的“速成识字法”，很快引起了其所在部队领导的关注，并迅速传遍了整个西南军区；此后，这种教学法相继又在贵州军区、中南军区等许多军区试验推广，成效同样显著。“军用”的实践大获成功。
1951年6月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了解情况后，通知祁建华进京汇报。当年11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军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亲自把祁建华介绍给大家，肯定了他发明速成识字法的功绩。
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短时间脱盲的事迹。次年4月23日，政务院（即后来的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利用速成识字法推进扫盲运动。此后，八一电影制片厂还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拍成教学影片供各地学习参考。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任党组书记，而速成识字法的创造者祁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另一名副主任委员是林汉达。
（图为通过注音字母教授识字的祁建华）
由此，速成识字法逐渐从“军用”推广至“民用”，一时间在全国工厂、农村掀起了运用速成识字法扫盲的高潮。
而具体落实扫盲的措施，全国可以说是妙招频出。前面提到的全军运动会赛跑比赛比拼识字起跑，正是这次扫盲运动高潮中“奇招”的一个代表。不仅是在军中，各地还办有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五花八门的学习方式。
这次借助注音字母速成识字法推广的扫盲运动，成效十分显著。到1953年止，一年多时间内，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而且，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从“文盲”蜕变成了“扫盲教师”。
然而，夺目成绩的背后，隐忧也在逐渐浮出水面。
在部队中“所向披靡”的速成识字法，在转入“民用”时，“兼容性”上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实践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开始显现出来。
其中最突出的，是“学员”学习效果的“参差不齐”。普通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村的农民，学员年龄差异巨大，从小娃娃到老翁老妪，学习能力天上地下，年轻的学得快，年龄大的不仅学得慢还容易忘，这与以青壮年官兵为主的部队环境显然不同。
地方上也缺少像部队那样丰富的识字教员资源。在部分地方试点时，尚可依靠物资、后勤的集中保障供应，收到不错的效果；但一普遍推广，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资源供应就很难得到保障，使得效果大打折扣。
在这种情况下，按照规定的脱盲目标，强行进行学习，有些学员在精神上吃不消，极端的甚至出现精神失常的严重事故。
成绩巨大，问题明显，接下来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