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金
华盛顿的情况已经够糟糕的了：联邦政府从10月1日开始的停摆、微弱但却真实的债务违约的风险以及一个似乎越来越无法管理的政治系统，但是，对于美国以及其他发达经济体来说，在今后几年里，这些情况还将更加恶化。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冷战之后短暂的繁荣时期，政客们曾经可以用这样一种想法来自我宽慰：迅速的经济增长将最终把他们从短期的财政失误中解救出来。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奇迹激励富国们越来越多地寅吃卯粮，心安理得地相信房地产和投资组合的优异收益能让人们偿清债务，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并为医疗和退休后的养老埋单。这似乎成为战后几代人的集体宿命。
但是这些数字不再合理。即使在“大衰退”到来之前，富国就因为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出现了税收收入减少、社会开支上升、政府债台高筑和债权人感到不安等现象。 人们正在接近西方富庶的尾声时代。在2000年到2007年间，即在“大衰退”的前夕，美国经济以每年平均大约2.4%的疲软速度增长，这比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3.4%的平均增长率低了整整一个百分点。从2007年到2012年，年增长率只有0.8%。众所周知，欧洲的情况甚至更糟。北大西洋两岸都已成为日本式“失落的十年”的受害者。
一些决策者认为，这想必只是一次时间有些延长的周期性下探。刺激措施的拥护者断言，另一轮大规模的公共支出或货币宽松——甚至可能是对提升通胀或政府借贷的承诺——就将能强行启动增长引擎。紧缩措施的支持者则声称，只有不加选择地采取赤字削减措施，并辅之以不断改良的应得权益计划和严格的规章条例，才能解放对于私营部门的复兴必不可少的“活力”。
双方都错了。现在十分清楚的一点是，从事预测的专家们一直过于乐观，他们大胆预言的增长率并没有成为现实。文章这么说并不是要主张立即采取痛苦的紧缩措施，这样的做法在欧洲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文章是在呼吁经济的诚实，即承认在繁荣时期许下的诺言再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得到遵守了。
这意味着提高退休年龄、吸收更多移民以增加适龄工作人口、减少向国外的借贷、减少对导致不可持续的金融泡沫的货币政策的依赖、制订避免牺牲年轻人以养活老年人的新的社会契约、对银行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进一步放开世界贸易以及在中期致力于持续地削减赤字。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幻想的未来》一书中指出，宗教信徒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仍坚信上帝的存在，是因为另一种选择——即心灵空虚——来得更为糟糕。有关经济前景的现代信仰与此大同小异。决策者们只是祈祷出现强劲的复苏。他们选择幻想，因为现实严酷得让人无法承受。但是正如当前的金融危机所证明的，直面痛苦并非易事。而从人们的集体迷幻中苏醒的过程几乎还没有开始。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90期，摘自2013年10月7日美国《纽约时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