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港澳办“三点意见” 北京再开治港药方

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电视讲话回应示威者“五大诉求”，宣布“撤回”修例草案，引动香港局势和内地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喧宾夺主”地盖过了此前一天北京主管香港事务的港澳办就香港事务的长篇发言。其实，港澳办此次表态提出“三点意见”，并透过国务院新闻办的平台发布，传达了中央治港层面就香港局势的最新判断，重要性不可低估，其意义尚在林郑月娥讲话之上，尚有诸多信息有待深入解读，值得香港社会认真关注。 港澳办在9月3日就香港局势释放了重要信号。（新华社）

  第一点意见是“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围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进一步凝聚共识并付诸行动。”——点出了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并对香港管治部门与社会各界提出了严厉批评与明确要求。

港澳办首先明确，香港当前“最大的危险”是暴力横行、法治不彰；“最大的民意”是反暴力、护法治、保安宁；“最大公约数”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除了再次指明对“暴”和“乱”的斗争态度，也对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尤其是管治部门提出了要求。点名“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围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进一步凝聚共识并付诸行动。特区政府包括行政、立法、司法机构，以及社会各界都要切实把‘止暴制乱、恢复秩序’作为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所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都应当快速、果断地行动起来”。

显然，中央政府是对香港管治部门和社会各界同时有所指示，也即通过共同行动以达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这一当下最紧迫的任务。

而其在提出“三点意见”之前所称的“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无异于是对当前香港局势下“犹豫者”、“徘徊者”、“动摇者”的一种“警示性敲打”。那么，谁是“犹豫者”、“徘徊者”、“动摇者”？

客观而言，这次席卷全港的反修例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近三月之久，除了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长期积累使得运动得到了香港民意的普遍支持和同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管治部门能力不足，以及商界与建制派等的骑墙与投机。

比如，人们普遍认为司法机构对暴力的过度宽容，出现了大量警察“前门抓”，司法“后门放”的案例，导致违法成本过低，实质上等于鼓励和纵容了非法暴力行为，导致法治底线失守。而商界等作壁上观、态度模糊，也在中央释放出要求“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要求前后表现尤其明显，李嘉诚劝阻暴力的“黄台之瓜”就可以从示威者的角度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特首林郑月娥在中央与香港社会压力之间的反复摇摆更是尤其明显，无论其公开流露的感情还是私下讲话，以及在在一些关键决策上的犹豫与反复，软硬失当，不仅刺激事态不断升级，也给警队和现有建制力量造成了困扰。

港澳办这次对各管治部门逐一点名，并明确提出“所有掌握公权力的机构都应当快速、果断地行动起来”，“在止暴制乱这个大是大非、关乎香港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没有中间地带，容不得犹豫、徘徊和动摇”显然都意有所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如此严厉的语境下，中央也依旧坚持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希望可以通过香港自身的管治力量将暴、乱制止下去，恢复秩序。这说明中央对香港社会和管治力量还有信心，出动驻军恢复秩序和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还未纳入实施考虑，这也是香港需要尽快行动起来，抓住“止暴制乱”的时间窗口。第二点意见是“希望大家把以和平游行集会表达诉求的行动与暴力犯罪和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径区分开来。”——将作为主流的“合理非”和少数非法暴力与港独行为进行切割处理。

港澳办进一步解释，“参与和平游行集会活动，与那些肆无忌惮挑战‘一国两制’底线、冲击中央驻港机构……的犯罪行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从其10次提及“少数暴徒”的说法来看，都没有将问题扩大化。

但与此同时，对于少数非法暴力行为和港独分离主义行为则态度非常明确。认为“少数暴徒变本加厉，用丧失理智的疯狂行为制造了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恶。”“少数暴徒的所作所为远远超出了正常游行集会的范畴，他们……都已构成暴力犯罪，是不折不扣的暴徒。”

也因为这些大量存在的暴力与港独行为，“围绕修改《逃犯条例》出现的事态已完全变质。”“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矛头所向，已与修例无关。他们心甘情愿充当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势力的马前卒，不惜做出暴力违法的恶行，目的就是要搞乱香港、瘫痪特区政府，进而夺取特区的管治权，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对抗中央之实，最终使‘一国两制’名存实亡。”

因此，中央“支持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特区警队依法打击和惩治暴力犯罪活动，支持特区检控和司法机构各司其职，使所有暴力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治……特别是对暴力犯罪的骨干分子及其背后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要追究到底，绝不手软。”

显然，中央尊重香港民意和香港制度，认可香港市民“和平游行集会表达诉求”的权利，对这场运动和参加运动的香港市民，亦即作为主体的“合理非”，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问题进行了理性分析和切割，但是对非法暴力和港独，则依法严厉打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和中央在内地社会安全治理上的手法高度类似。中央认为，大多数参加运动的香港市民是被激进暴力者、动机叵测者、挑战“一国两制”底线者所绑架和误导。他们所代表的民意是需要被尊重、被认可的，不应该被不加区分地视为“止暴制乱”的对象。而且，需要向他们澄清问题和原则，即争取最大多数香港人的理解与支持，为未来改革凝聚共识，同时又集中力量针对非法暴力行为严厉打击，以实现“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目标。

第三点意见是“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献计献策，共谋解决之道。”——点名了香港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并为未来治港开出了药方。

港澳办虽说“希望”，其实是指明了香港困局的深层问题，并且提出了香港各方解决问题之道，几乎相当于直接针对“病症”开出了“药方”。

这些“病症”主要是“年轻人常常抱怨的住房难、贫富差距大、向上流动难等社会问题”，另外还有港澳办发言人在最后单独附加的“香港的国民教育，特别是国家意识的培养”的问题。

这一说法看似官样话语，实则恰恰击中了“要害”，点出了香港社会问题积累最终集中爆发的结构性问题，也即香港发展至今形成了稳固、板结的利益结构，各方自守本利、相互牵扯，难以形成统一意志，缺乏长远规划和执行效力。例如对于拖累香港经济继续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住房问题，从前特首董建华到现特首林郑月娥都提出过改革方案，却始终难有实质性进展和效果。

尽管如此，中央政府依然遵循“一国两制”、尊重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并未直接取代香港政府的治理对其“指手画脚”。在当前香港历史走向的“重要关头”，中央为陷入迷途、困局的香港指明方向显示了历史责任与担当，但是接下来如何去做，对香港各界依然是严峻的考验。

如果香港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不敢于对自身进行一次实事求是、深刻到位的“革命”与“斗争”，不肯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奉献以形成共同意愿，现今的困局仍将难以解开。不论如何，这都会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