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毅•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中初步显示了其科学性。但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主要仍是以一种政治学说的面貌出现的，人们普遍尚未将之作为一种探讨“问题”的学理来看待。而时至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不仅获得了进一步传播，而且还深入渗透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其中尤以唯物辩证法的风行一时为最。
艾思奇1937年在《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中就曾描述说：“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关于这一现象，近年来已有研究者开始关注，相关成果也陆续涌现。惟因该问题涉及面十分广泛，似乎仍有进一步总结和深化的必要。
唯物辩证法在上世纪30年代风靡一时
唯物辩证法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狂飙突起、风靡一时。时人的描述最足以说明这一盛况。郭湛波写道：“杜威的实验论理学，和罗素的数学逻辑虽曾盛行一时；现在却失掉了权威。继之而起的新思想方法，就算辩证法了”，“中国自一九二七年社会科学风起云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张聿飞也承认：辩证唯物论“这一派的势力，在现阶段的中国哲学界，可以说是充斥了市场”。吴西岑同样说：“‘辩证唯物论’这个名词，近年来已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最流行的时髦名词了。治社会科学的人，无论懂与不懂，总喜欢生吞活剥的把这个时髦商标贴在自己的货色上，以求兜揽顾客。”而孙道升更是十分形象地描绘道：新唯物论虽然“移植于中国”才二十多年，但“这派哲学，一入中国，马上就风靡全国，深入人心。他的感染力实在不小，就连二十四分的老顽固受了他的感染，马上就会变成老时髦。平心而论，西洋各派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势力，要以此派为最大，别的是没有一派能够与它比臂的”。其中虽不乏对这一盛况的敌意，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唯物辩证法的风靡状况。
其中，李达撰写的《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这部著作中，李达第一次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全面系统的阐述。侯外庐即曾称赞：“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毛泽东曾向延安新哲学会与抗日军政大学推荐此书，同时指出：在十年反动时期有这样一本书是很难得的。他自己也读了十遍，并作了详细批注。《社会学大纲》全书约44万字，经毛泽东批划过的就有33万字，还写了3千多字的眉批，其中许多观点都被吸收到后来的《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著作中。
唯物辩证法为什么能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风靡全国
究其缘由，大致有两点原因。首先是理论自身整体性和逻辑发展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最先被介绍和研究的是与社会革命论联系最为密切的唯物史观，这是人们为了改造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决定的。当时除了瞿秋白等少数几位理论家曾作过一些介绍外，唯物辩证法较少被人提及。但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唯物史观是不够的，必须更完整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体会到“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因此决定在唯物史观之后再开展唯物辩证法的传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了解和完整把握。
其次是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毋庸讳言，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不久就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理论准备难免有些不足，同时出于对实际的强调，有些人“似乎认为只要有实际斗争的经验，而不要高深的理论研究，就能满足，就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似乎认为马列主义的理论，无须经过相当长期的埋头深刻的研究，就能把握得到的”，甚至还出现过“反对党员对理论作比较深入的专门的研究”的倾向。这种理论准备的不足，必然会给革命实践带来挫折，大革命的失败就是一个沉痛教训。在经历这一挫折后，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因此决心在思想战线上开辟一个新局面。
正是出于以上这种认识，党进一步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领导。1928年7月，六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宣传工作决议案》提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及其它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领袖的主要著作。”随后，党在上海成立秘密出版机构——无产阶级书店，该书店被封后成立华兴书局，华兴书局被破坏后又相继改名启阳书店、春阳书店，继续出版发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其它革命书籍，从而在出版界掀起了一个社会科学读物出版高潮。
“唯物辩证法热”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在这方面，艾思奇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他在上海《读书生活》上连续发表《哲学讲话》24篇，后以单行本出版，并改名为《大众哲学》。在此书中，艾思奇以新颖别致的形式，生动活泼的语言，形象贴切的比喻，通俗易懂的事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抽象的概念和深奥的哲理，使哲学与群众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掀去了笼罩在哲学上的层层迷雾，把哲学迅速地普及到大众之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之先河。这本书在当时的革命圣地延安也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毛泽东曾电告在国统区的叶剑英、刘鼎，要求他们选购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以供延安的学校和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而蒋介石则无可奈何地承认：“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他还因此训斥国民党军政要员：“我们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输在军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败。一本《大众哲学》搞垮了我们的思想战线！这样的东西，你们怎么就拿不出来！”
总之，无论是从经典原著的翻译出版还是研究论着的层出不穷来看，唯物辩证法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的出版界都可谓出尽风头，几乎成了社会科学的代名词。对此，延安有观察者、亲历者曾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先进分子从事在理论上重新武装自己。经过革命的再生、九一八的事变和华北几次的事变，每次都给了理论以新的充实，新的武装。新哲学（新唯物论）同样地也在这艰苦的历程中，确立了自己坚固的阵地。新哲学在中国到处都已成为不可抵抗的力量，这点就是新哲学的敌对者也是公开承认的”。
正是在这一时期唯物辩证法著作的影响下，数以万计的读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为之而不懈奋斗；许多中国人逐渐“入门”，对其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最终领悟到唯物辩证法的精髓，为后来人的学习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0期，摘自2013年9月9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