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周年刚刚过去，大陆人民仍然噤若寒蝉，关于过往记忆的讨论余波未了。北京政府不可能不明白，纪念六四的运动才刚收摊，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讨论《逃犯条例》，必然会引起港民巨大的舆论回响。
这一切都说明，北京政府早已经预见到了港民可能的激烈反应，而且有信心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达成他们想要的目标。但是，似乎明明可以在港民更加不敏感的时候讨论《逃犯条例》，北京政府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触动这根神经呢？
在这里，笔者需要确定几个先决条件。首先，港民的反对声音有可能被高估，也有可能被低估。大陆媒体与海外媒体各执一词，香港媒体似乎更加倒向海外这一边，但是这几年的经历已经足以告诉我们，媒体先天的偏见性会严重影响到新闻的准确度。“一百万港民”走上街头参加了反对《逃犯条例》的游行，但是没有人知道，有多少《逃犯条例》的支持者坐在家里。有可能支持者的数量远大于反对者的数量，只是反对者由于参加游行更容易被发觉，正如2016年的美国大选，香港很有可能只是因为反对者走上了街头，而支持者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也有可能确实如表面上的一样，反对者的数量远大于支持者的数量。但是无论是哪种观点，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因为媒体并不能代表实际的民意，而香港也并没有一种有效的手段来表达实际的民意。
其次，港民的反对可能根本并不重要。许多参与反对游行的港民并不愿意承认，尽管他们想要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不再受到北京的控制”，真正博弈的双方从不是北京政府和港民，而是北京政府和以华盛顿政府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势力。他们并不愿意承认，无论他们表达出多少反对声音，他们命运的选择从来都不在自己的手中；即使摆脱了北京政府的掌控，他们也会成为西方自由世界的傀儡——而不是一份子。北京政府真正在意的从来都不是这个提线木偶，而是西方自由世界势力这个操偶人，也只会与这个操偶人博弈。北京政府根本不在意也无须在意港民的民意，因为港民的民意对比西方自由世界势力的意见来讲根本微不足道。
从这个角度来讲，讨论《逃犯条例》的时机就可以理解了。在这个西方自由势力普遍转右，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屡屡受到考验的时间，操偶人并没有足够的经历和意愿来关注这个提线木偶。特朗普在访谈中屡次拒绝谈论维吾尔问题，甚至对天安门事件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温和评价，这样的西方世界领袖，怎么会还有动机关注香港的民主与自由呢？无论佩洛西议员如何声援香港，美国政府并不会对香港做出任何实际性的行动，正如面对维吾尔问题一样；就算会做出实际的行动，也肯定只是作为对华贸易战的筹码；就算是作为对华贸易战的筹码，也只会以放弃对香港的影响来在贸易战中获利。你不可能指望特朗普在这场博弈之中，将支持香港作为胜利条件，而放弃西方自由世界在其他方面的利益。
北京政府正是抓住了这个时机，加强了对香港的控制，而他们事实上畅通无阻。大陆的舆论一致支持，西方自由世界势力也并没有造成任何实际上的阻力，“一百万港民”的反抗，只会让局势加速恶化。无论实际上反对《逃犯条例》的港民到底占据了多数还是少数，进行这种激烈的抵抗永远不是最明智的选择。北京政府在这个时候讨论《逃犯条例》，正是因为西方自由世界势力忙着独善其身而根本无暇顾及香港，而单靠“一百万港民”的力量是无法与北京政府抗衡的。
笔者无意批判“一百万港民”的立场孰对孰错，但是，反对者并没有分辨出北京政府在这个时机推出《逃犯条例》的动机，也没有意识到香港始终不具备成为独立政治力量的条件。如果反对者真的占据了港民的大多数，那么他们更应该团结起自己的力量，开展与北京政府的合作，争取延缓北京政府加强对香港控制的进程；而不是仅靠胸前的一腔热血冲上街头，开展看似轰轰烈烈，实际上只会恶化事件进程的反对活动。香港从来就只是个棋子，团结一切现有的力量，延缓事件的进程，是反对者的唯一出路。否则，一切都会大势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