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迈克尔•斯宾塞
在炎炎夏日中，米兰要比其他众多欧洲城市更为安静。世界各地的老百姓、企业、政府和市场都开始休息、减压、深思。但到9月份，欧洲经济问题仍会存在，静候我们应对。
当夏季结束，一些关键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而且不仅针对欧洲。土耳其和巴西出人意料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使外界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可持续性产生质疑，孟加拉国服装厂的大火也将全球供应链治理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在美国，美联储暗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削减量化宽松政策的规模，发达国家中存在的全球套利交易将由此拉开帷幕，使新兴经济体出现信贷收紧和市场动荡局面。这可能预示着美国、欧洲和日本在摆脱金融危机后提振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的复杂性。尤其是围绕预算和债务限额问题，美国今年9月可能出现的政治僵局也令未来前景进一步堪忧。
然而，当前这些不确定因素即将消除。在未来几个月，全球经济中极为重要的政策决定即将出台，并将给增长率、资产价格、整体信心带来重大影响。
对中国而言，新一届领导层改变了超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转而寄希望于转变结构、系统性改革和可持续的长期增长。中国的改革或者将支持经济转型、提振信心并提高增长预期，或者将达不到目标、令人失望。不管怎样，全球经济主要增长引擎的未来一旦陷入危险，其影响将波及全球。
在美国，经济去杠杆化的前进脚步比欧洲更快。美国正在进行结构性调整，并取得了增长。其贸易部门规模在扩大，不再依赖于杠杆工具来产生累计总需求。人们可以把美国想象成为拥有8个汽缸却只有5个汽缸在运行的引擎，那3个没有工作的汽缸分别为剩余去杠杆化、财政整合和财政拖累、公共领域投资短缺。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财政状况因此受到质疑，兼职正成为普遍现象，而且可能会成为就业市场的新常态。
还有一个问题便是美联储提振经济的模式问题。在缺少非常规政策支持的情况下，美国经济是否已做好增长的准备？看上去，美联储今年晚些时候减少购买长期债券的计划将会导致美国金融市场资产价值的调整。这种调整给实体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溢出效应，也将会成为经济不确定性的又一来源。
欧洲的情况则有些不同，即将于今年9月举行的德国大选被视作其是否继续保持对欧元承诺的重要风向标。尽管面临低增长或零增长，但欧洲央行的“直接货币交易”项目似乎稳定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市场。只是该项目依然依赖于德国支持。问题是，面对南欧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挑战，这一项目能够持续多久。
在意大利，人们的讨论集中于税额问题，尤其是不动产税。意大利的所得税很高，但人们相对富有，尤其是在不动产方面。因此，高不动产税、低收入税将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但这并不是目前公众讨论的关注点。而真正有助于提高经济灵活度和调整步伐的自由化改革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在无法解除经济下行风险的情况下，我对全球经济的未来前景保持谨慎乐观。随着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政策变得越发清晰，两大经济体应该都会重拾经济增长势头。这不仅为发展中国家带来顺风效应，也让欧洲和日本所面临的艰巨挑战变得容易解决。
(作者Michael Spence是纽约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由王晓雄翻译)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6期，摘自2013年8月24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