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台湾同胞书》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潮流

后沙月光论古今 2019-01-02 23:03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刊登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同时,国防部长徐向前发布声明,宣布停止炮击金门军事行动。

时间一晃四十年过去了,两岸各方面实力变化对比有目共睹,不变的是中国人民对国家统一之坚定信念,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关于这份历史性文告本身,海峡两岸民众也许了解并不多,这不仅是指内容,更重要的是时代背景,尤其是台湾省内的一些情况。

《告台湾同胞书》发布当天下午,国民党当局发言人回应:决不派任何人去大陆,不允许大陆代表来台湾,不在任何第三地举行会谈。

在社会上,台当局对信息采取严密封锁手段,直到1月11日,才由“行政院长”孙运璇发表声明,透露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的两党谈判,停止炮击,实现“三通”等主张。

这十天内,国民党当局处于惊慌失措状态,因为《告台湾同胞书》动摇了其“反共戡乱”体制基础。

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值内外交困时期,又无法拒绝大陆的”和平统一“呼吁,承受着海内外华人舆论的巨大压力。

国际压力: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和《上海联合公报》发表,标志着美国结束了对中国长期敌视政策,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发表建交公报。

12月17日蒋经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三项紧急措施:

一,军队,警察,宪兵,特务进入全面戒备状态。
二,保持社会,经济稳定。
三,停止民意代表选举。

27日,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抵达台北,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只同意与台湾保持非官方接触(文化,商务等),而蒋经国要求的是政府关系和安全保障。

31日,美国”大使馆“摘牌降旗走人,由台湾当局宣布”断交“。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同一天,美国废除与台湾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

中美建交,进一步将台湾当局推向国际弃儿地位。

就在美国政府首任驻华大使来北京递交国书时,美国参众两院却在1979年3月13日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4月总统卡特批准了该法案。

《与台湾关系法》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精神是相抵触的,为阻挠中国和平统一留出了操作空间,也给后来的”台独“留出了模糊空间。

鉴于亚洲地区局势变化,美国要求国民党当局推行”美式民主“,以此换取美国所谓的价值观认同(护身符)。

原先美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周边极力扶持军政府,后来美国评估后认为:亲美反共的军事政权不如”民主“政权更稳定。

1979年10月26日,南朝鲜朴正熙被杀,然后,菲律宾马科斯被推翻,这些都是对美国忠心耿耿的盟友。

因此,再不施压国民党当局进行”政治革新“,一旦岛内出现一位愿意统一政治强人,美国无法控制岛内政局。

这就是蒋经国所谓以”独裁“结束”独裁“的本质,”江南案“只是美国的一个政治抓手。
岛内压力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病逝,由副手严家淦继任,以完全未来三年的任期。

严家淦是一个行政能手,而不是政治强人,既能接棒,又能确保交棒,不会有什么风险。

4月28日临时中全会上,蒋经国成为国民党主席,并兼任”行政院长“。

1978年5月20日,严家淦任期届满,蒋经国顺利接班。

蒋经国复制了蒋介石的基本路线,以“反共戡乱复国”为基本政策,在此基础上维系了”戒严体制“。所谓新,就是”革新保台“政策。

在对待”台独“的态度上,与蒋介石一样–”台独是丧失良知,忘本取辱,无异于自趋灭亡的妄想。“

但蒋经国抗压能力显然不如蒋介石,原先,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调节本省人与外省人关系,稳定社会基础,蒋介石在坚持以国民党人(大陆籍)专权前提下,选拔个别本省官僚,乡绅,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内。

而且对他们只开放农林,粮食,卫生,民政,建设五个纯技术部门,”政务委员“只有蔡焙火一人。

60年代,国民党九届中常委中,本省人只有2位,蒋介石病逝前,非大陆籍高官在党政机构内,比例控制在20%之内,相当于点缀。

但在县市层面上,本省乡绅拿下了21个县市长职务,搞起了所谓”地方自治“。随着”征收新党员运动“开展,本省籍党员不断增加,1976年已达到55.2%,国民党的群众基础完全被动摇。

蒋经国开始推行”本土化“政策。没有他”蒋家王朝“色彩不会这么快消失,没有他,以李登辉为代表的本土派也不会一步登天。

蒋经国逻辑是国民党”扎根台湾“就必须擢拨本省党员进入权力中枢,以缓和省籍矛盾,巩固国民党社会基础。

结果事与愿违,不但没能巩固,国民党在岛内都被打得满地找牙。

蒋经国选了四种本省党员:

一,技术精英,如李登辉,连战,林清江等,直接进上层。

二,地方选举出身,林洋港,吴伯雄等,基层做起。

三,企业界,如林挺生等。

四,行政司法精英,如邱创焕,洪寿南等。

谢东闵成了第一位台籍”副总统“,接着是李登辉,台湾省”主席“也交给了台籍人士。
1986年,台籍”民意代表“比例已达到78.8%。追随蒋介石去台湾的高官要员,随着”本土化“政策推进,从权力独享变成了权力共享,最终被边缘化。

高层台籍化,地方上政治斗争更是风高浪急,1979年12月10日,台独势力主办的《美丽岛》杂志,以纪念联合国人权宣言30周年为由,聚集三万多人要在高雄搞一场”人权纪念会“。

由于规模过大,国民党予以取缔,但当天下午5点,姚嘉文,施明德,黄信介等人率众,在宣传车高音喇叭引导鼓动下向大港埔园环聚集。

晚8点45分前,军警只是看守和阻隔,在现场的某国记者和岛内记者没有看到预计中的火爆冲突画片。
8点45分,演讲结束,本以为散场的军警却遭到了砖头和木棍袭击,军警以催泪瓦斯回击。
情绪迅速激动的民众离开追随的宣传车,加入博斗,一直打到凌晨2时30分。

三天后,国民党当局逮捕了152人,警备总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姚嘉文,陈菊,吕秀莲,林义雄等人12年徒刑,查封《美丽岛》杂志。

《美丽岛》事件证明了国民党当局的无能和窝囊,它们认为威胁国民党地位的不是这些披着人权民主外衣的“台独”势力,而是年初《告台湾同胞书》带来的冲击,将宣传和情报力量都用在了对抗大陆之上
逃避“和平统一”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减轻对岸呼吁祖国和平统一的压力,蒋经国指示成立了“党政军联合作业反统战”组织。

反宣传手段:

一,组织专家学者和民意代表开座谈会,写文章,在广播,电视上反复要求民众增强对“统战”的免疫力,强调坚决不谈判。

二,在海外华人中消除中美建交及《告台湾同胞书》的“不良影响”,建立反共阵线,为和平统一设置前提障碍,但不使用“不谈判”字眼。

国民党当局当时有两种选择:

一,抓住历史时机,在台湾省经济占优的情况下,与大陆谈判统一方案,做历史的功臣。
二,抗拒大陆,进行丑化和敌视宣传,保住自己的小地盘,哪怕死后洪水滔天。
国民党选择了二。

1981年9月30日,“叶九条”提出,遭到国民党当局攻击。

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致函蒋经国,要他认清统一大势,负起历史责任,台湾封锁了此信。

10月18日,在美国记者(《新闻周刊》)催问下,蒋经国才回应,叶九条和廖函是统战花招,统一,只有等中共消失才有可能。

很遗憾,消失的是国民党,现在钱袋子,枪杆子全没了,除了喊喊“民主自由”这些自欺欺人口号,从来没有负起该负的责任。

1981年4月国民党十二大在阳明山中山楼举行,蒋经国致开幕辞。大谈“不谈判,不三通,不怕武力”,还想光复大陆。

他的光复大陆跟蒋介石军事反攻不同,也是主张“和平统一”,其实就是用“和平统一”来反对“和平统一”,说要大陆“自由经济”“保障私有财产”“与国际资本技术合作”……政治前提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本质就是想偏安拒统。

三民主义在台湾都混不下去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自由经济”“保障私有财产”“与国际资本技术合作”……大陆根本不会阻碍台湾,问题是国民党目光只有眼前三寸。

四十年之后,香港,澳门都已经回归,中国大陆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台湾省从经济“四小龙”变成离不开大陆市场的四脚蛇。

当初为了掩饰政治危机,用经济差距来作为阻挠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何等短视?
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然过程,不是什么两岸党派之争,主义之争的问题。

事实证明,国民党就算完蛋,岛内还有拒绝统一的政治势力, 三民主义消声了,岛内又有价值观的借口。

无论什么借口,无论什么障碍,中国统一是历史发展必然趋势,想依仗洋人来赌一把的人,最终都只是炮灰。

国民党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民进党没有什么历史包袱,却干脆裸奔,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承认。

岛内民众如果不想被“台独”势力绑架,就要站出来与它们切割。

四十年过去了,力量对比更加悬殊,大陆还是对台湾很温和,以血脉同胞之心相待。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