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力舟•
自从突尼斯发生“茉莉花革命”引发“阿拉伯之春”以来，在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国中，已经有19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与20世纪伊斯兰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或伊斯兰革命不同，2011年的革命并不带有新的严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相反，是那些在原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的人们使用了新的媒体技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中东问题专家王锁劳教授也认为，这是一次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信息革命”。电视、广播、手机尤其是互联网等现代信息工具帮助青年人达到了“革命”的目的。
网络攻防战的“矛”和“盾”都来自西方
在阿拉伯之春中，以流亡国外的反对派和本国的抗议者为一方，以中东各国政府为另一方，展开了以屏蔽与反屏蔽为核心战斗方式的网络战。有趣的是，由于阿拉伯国家普遍缺乏信息技术人才和装备，屏蔽与反屏蔽的技术都是西方公司开发的。西方国家一面唱白脸，一面唱红脸，在向政府出售屏蔽设备的同时，向反政府组织提供突破屏蔽的技术，迫使政府必须不断花钱向西方购买升级换代的屏蔽设备，真是“站着就把钱挣了”。
2011年美国国务院宣布，已经为有关软件和技术开发提供2000多万美元资金，帮助中东地区的人们规避由西方公司提供技术支撑的互联网审查。据研究网络自由的机构“开放网络”（OpenNet）发布的一份报告，中东和北非至少有9个国家的ISP曾经“为了屏蔽社会和政治内容而使用西方制造的工具”，“事实上屏蔽了总数逾2000万的互联网用户对这些网站的访问”。突尼斯政府多年来都使用2008年被迈克菲收购的美国研发的聪明过滤器（SmartFilter）软件。迈克菲公司发言人证实这款产品曾卖给突尼斯，但拒绝透露卖给了哪些客户。
值得指出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既然反政府人士可以利用网络来组织动员，政府也就能通过网络监管手段，来识别网上活跃的反对派分子，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阻碍他们向潜在游行者发布讯息，乃至对他们按图索骥，加以逮捕。现行国际法中没有任何规定说明什么情况下可以过滤网络、中断网络，因此，政府封锁、过滤、切断网络，并不带有非正义性，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都是合理合法的。
拥有世界最严的网络管制
突尼斯经济比较发达，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也较多。在非洲国家中，突尼斯最早接入国际互联网，也是上网费用最低的国家。据Internet World Stas 2011年统计，在突尼斯的1020万人口中约有360万网络使用者，和超过160万脸谱网站用户。同时，突尼斯的网络过滤墙也是世界最严密的之一。
2005年11月，突尼斯主办了关于信息社会的联合国世界峰会（UN WSIS），本•阿里政权不仅没有放松管控，反而加重了管控力度。当时参会的外国记者就注意到突尼斯国内的反对派开始使用因特网作为工具展开反对本•阿里的运动。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谈到信息自由流通威胁激增的问题时，提到了中国和突尼斯。
本•阿里下台后，突尼斯互联网监管机构新负责人莫孜•查克楚克（Moez Chakchouk）说，他去看国家电话公司放置过滤设备的房间，大为震惊。这位36岁计算机工程师说，房间里全是不认识的设备。他说，我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干什么的。内政部从2004年以来一直控制着过滤设备，整个国家的互联网流量全都要经过这些设备。无论如何，旧政权至少给突尼斯留下了世界最尖端的互联网过滤设备。莫孜•查克楚克表示国际专家看到这些设备都说：中国人可以来向你们学习。
动乱期间突尼斯政府管控的失败
突尼斯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网络管控之墙，却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灰飞湮灭，这与突尼斯政府未能识别威胁统治的重点网站、未能将信息产业看作一个整体来管控以及在动乱期间的互联网管控措施失当有关。
这次在突尼斯骚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维基解密”和社交网站脸谱。在突尼斯有不少网站被禁，这两个网站却逃过了管控机构的注意。人们先从“维基解密”得知本•阿里家族骄奢淫逸的生活，愤怒如火山爆发，又通过脸谱网站来传递示威的信息，放大官方对示威者镇压的残暴程度，激发更多民众的不满。互联网学者伊桑•祖克曼（Ethan Zuckerman）认为，突尼斯人在Facebook上找到了不受审查的另一番天地，同时也通过Youtube和Dailymotion的视频向世界传达消息。随着骚乱从Sidi Bouzid蔓延到Sfax和Hammamet，到最后全国上下不可收拾，突尼斯人在Facebook上记录下了每一起事件。由于人们对更新的关注，流传在网上的游行消息很有可能让其他人认为，是时候走上街头了。突尼斯政府试图侵入社交网站，想要删除那些鼓励反政府抗议的人的账户。这一努力并不成功，社交网络的主要作用在于在初始阶段，传播抗议的思想。在抗议运动形成规模之后，社交网络就没那么重要了。
忽视了对电视和手机的管控
有趣的是，突尼斯虽然对因特网管理很严，但对电视节目则缺乏管控能力。突尼斯卫星电视的普及程度很高，突尼斯人可以收看埃及、泛阿拉伯和欧洲的卫星电视节目。在示威发生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支持示威的节目毫无阻碍地通过本国电视台传送到千家万户。突尼斯政府也没有广泛地管控手机服务。这样，国外支持示威游行的信息迅速传遍突尼斯，示威者也能通过手机短信串联。
2011年1月7日，突尼斯警方逮捕了一些记者、活跃网民和博主，当局试图通过限制异议者人身自由的方式来赢得信息战主动权。但到了1月13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发表讲话，这一讲话出现了全国所有电视频道中。他说，“我宣布，所有媒体信息将完全自由，不再有因特网的屏蔽，对媒体将不再有审查和监控”。在本•阿里此番讲话几小时之后，突尼斯境内对网络的所有限制都取消了。本•阿里突然在网络管控问题上改弦易辙，或许是他想向示威者表示让步。
然而，形势已经无法收拾，本•阿里的让步被示威者看成软弱的标志，示威规模更加扩大，1月15日，本•阿里出走，20多年的统治结束了。当然，本•阿里倒台的根本原因是民生和腐败问题，但互联网管控的失败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留下不小的教训。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69期，网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