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论中国崛起的十个阶段

2012-10-24 11:02:54 来源：求是论坛

后危机时代中国崛起的潜力，风险与前景——-论中国崛起的十个阶段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杨帆

内容提要

本文论述中国近代崛起的十个阶段，具有全新的观点：

——西方崛起的法宝是海军，而不是自由贸易卖咸鱼
——-落后生产力和落后文明往往打败先进，因为越先进越不搞武装;GDP远远不如武士刀
——-领导者个人的战斗意志在具体历史时刻是关键性的;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历史必然
——国家虚无主义与民族虚无主义必须清除，中国人需要提高自信心
——-片面抬高后30年，抹黑前30年和毛泽东，已成为中国亲美利益集团的共识和典型话语
——-从科学可持续发展角度看计划经济，看170年以来中国人民连续的奋斗牺牲，才赢得历史大崛起
——中国经济以10% 的高速度增长，是70年而不是30年，基本原因是国家的强大，人口增长，原始积累和改革开放，不能全部归功于市场经济
—–美国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最好的崛起机遇，要有大战略大气魄，打破美国的金融军事霸权和话语权

2007年金融危机席卷美国，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应声而垮，2500万农民工回乡，只是在中央政府大力度增加内需的政策下，预期得以稳定。中国人辛苦积攒的巨额外汇面临贬值风险;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出现巨亏，如果美国危机晚爆发一年，也许次级债大部分就甩到了中国。中国政府20000亿美圆的外汇储备除了回流美国，似乎毫无出路。中国亲美利益集团把持媒体，小心翼翼地把美国危机的报导控制在技术层面，不许触及其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和大国博弈的背景。他们进一步加紧了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打压。在全国一片声讨和反思声中，仍有一部分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坚持说美国的军事文化霸权不可动摇，中国还要帮助维持美元霸权，中国的产业链只能定位于最低端，只能继续依靠向发达国家出口，中国人只能期盼着美国人继续花天酒地，似乎只有美国人高消费，才能够拉动中国总需求，农民工才有工作。 这一切胡说八道能够在美国危机继续深化的今天，在中国大言不惭，可见中国内部真的形成了亲美利益集团。是他们顽固抵制人民对改革开放的反思，极力扩大两极分化，想把改革开放引向邪路，他们代表的是国际资本和权力资本的利益。

在2008年纪念改革30年局面尴尬。官方的纪念是老调重弹，民间并不响应，所有回顾都是1978—1995年，1995年以后的改革几乎无人提起，无人争功，各方面讳莫如深，绝无80年代改革那种全民性的共识与振奋。2007年纪念改革3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承认：改革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走邪路。但真正的社会共识已经丧失，1995年以后改革开放与发展战略的失误没有得到认真反思。中国发展模式不清，改革开放方向不明，强势利益集团(垄断资本，国际资本与民营资本)与人民群众日益对立，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而且远远没有看出好转的势头。

2009年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如果继续某些人宣扬的：“后30年是历史最好时期，前30年是最黑暗时期”的提法，岂不是把一个共和国割裂成了两半?中国亲美利益集团否定革命历史，否定国家制度和毛泽东的话语，这次是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这涉及我们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必须要还历史的公正和本来面目。实际上，两年以来出现的中国人民反对西方破坏我们奥运会，反对西藏新疆的分裂活动，抗震救灾，都增加了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六十年大庆及阅兵，极大提高了爱国主义热情。

美国经济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都无损中国毫发，只能成为促进中国发展的新的动力。一个人的竞争对手出了问题，难道不是最好的机遇吗?以科学可持续发展观看待中国崛起的现实意义，就是要在美国发生危机的时候，实现新的思想解放。中国经济与社会，改革与开放，都已进入新阶段，之所以步履维艰，主要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阻挠。美国危机的发生，给我们提供了打破美国话语霸权的历史机遇，从新自由主义教条中解放出来，推动早就应该进行的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调整和政治改革。

5000年前人类文明在中国和埃及同时出现，金字塔和河图是同样的最对称结构。2000多年前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同时奠定中西文化基础。以后的古罗马和汉朝，阿拉伯帝国与唐朝都并列于世界。宋朝是唯一的世界大国，自由贸易中心，铁产量占世界80%，其经济文化科技，包括政治的宽容，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平。其致命错误在于假设没有敌人，重文轻武，结果被落后生产力，落后文明所灭亡。明朝最大的失败就是郑和下西洋，耗尽物质力量却没有发现地球是圆的。麦哲伦以自己天才的假设和航海实践，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以海军为中心的西方世界霸权。英国25万军队占领50倍于自己国土的殖民地，依靠的就是海军，这才是西方崛起的秘密，并非《大国崛起》电视剧描述的，荷兰人卖咸鱼和市政厅的民主。如果卖咸鱼可以崛起，温州人早就称霸世界了。

大国崛起的前提是战争的胜利。不要把战败完全归于制度僵化，具体历史时刻领导人没有战斗意志是关键。鸦片战争，如果迁都并发动人民打持久战，5000名英军断然不能取胜。以后100年中国没有打过胜仗，到1905年就有745个不平等条约。中国损失三分之一领土，实行没有主权的自由贸易。1820—1949年，中国的GDP从世界30%下降到5%，而美国从1。8%上升到 30%，中国的关税是5%，美国是 44%，自由贸易亡国，保护主义强国，和理论界说的完全相反。

中国衰落的标志是1840年，崛起第一阶段的标志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有朝鲜，越南，印度，珍宝岛，台海，越南六次战争的胜利，中国军队是在边境上打的。战争胜利才有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和解。奠定对外开放基础的，正是鹰派毛泽东和尼克松，只有鹰派才有资格做利益交换。中国不能再压制鹰派言论和人物。各个国家都有鹰派有鸽派，为什么中国就一定要压制鹰派?怕刺激了洋人，妨碍了和平崛起和韬光养晦吗?这个时代应该过去了。

亨廷顿比较21世纪三大文明角逐，认为伊斯兰文明有六个核心国家，不能统一，而中国文明与中央集权长期一致。他认为中国的崛起还需要回归孔子。基督教文明的主要缺点是生育率低，与伊斯兰文明结怨太深。西方瓦解中国的最关键步骤是先分化后分裂，从南北分裂变成东西分裂，社会分裂，城乡分裂。看看联合国从40多国变成200多国，繁殖那么快，但美国欧洲日本都不见丝毫的分裂。是非西方国家在分裂，至今没有分裂的非西方大国主要是中国。因此在未来的民主过程中，底线应该是国家不能分裂。

中国人完全没有对外掠夺，依靠内部积累，保持了年36%的积累率，错误是积累过度，人民太穷，自由民主太少，但方向没有错。28年下来，人均寿命从36岁达到68岁，人均GDP从50美元达到300美元，工农业比重从一比九达到五比五，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防技术基础，成为核大国。中国能够在人均经济水平非常低下的时候，采取集体主义道德模式，把人民团结起来，凝聚成为强大的国力，成为第三世界领袖，与美苏形成三足鼎立，是非常伟大的成就。综合国力是不能用人均指标衡量的，经济成就也不能用GNP 或GDP衡量，它们是市场经济交易指标。计划经济采取低价格，低工资，家务劳动也不计入用价值指标显然严重低估中国国力，应该用实物指标衡量。

1990年一个美国人看到其中奥妙，说应该用一比一的购买力平价来折算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而不是当时的贸易汇率一美元等于五人民币。那么中国实力就仅次于美国了。当时中国朝野一片骂声，斥为“中国威胁论”。其实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毛泽东时代就非常强大，反危机能力尤其强大。1962年经济比1958年下降40%，经济大幅度调整，2600万农民回乡，三年就恢复了经济。这是我在1998年和2008年断言，中国比西方有更加强大的反危机能力，一是农民多，二是中央政府强大，可以内部消化危机。西方国会受利益集团控制，除了向外转嫁危机以外，还能干什么?中国怕繁荣，西方怕调整，我说了20年，不知道大家能接受否?

太平盛世人口才会猛增，年轻人多，加上教育普及，储蓄率才可能高，储蓄等于投资是宏观经济的假设，投资量大才有经济高速度增长。到2019年人口老化，经济高速增长就不能持续，只能依靠技术进步。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人口增长，从4亿增加到16亿。经济增长率按每年10%计算，7年增加一倍，70年扩大250倍，按照一比五折算为美元，如果能够持续增长，到2019年可能赶上美国。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在国家原始积累完成以后是必要的，期间经过了激烈的斗争，尤其涉及人的矛盾，似乎不可调和。但从长期看两个阶段以连续性为主。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给市场经济造就了物质基础和技术人员。改革30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以地方和部门政权为主体的发展阶段，仍没完全脱离资本原始积累性质，虽有民间资本和外资逐步扩大，但政权介入经济，与资本相结合的力量显然要大得多。比如说权力为最初的贷款做担保。中国房地产高潮持续了8年，仍旧可以再持续8年，其中市场因素最多只有一半。中国革命消灭了绝对地租，计划经济的低地价，才是房地产业超额利润的来源。至于政府帮助拆迁，更是房地产公司做不到的。不能把改革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完全归功于体制改革，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本原始积累，技术人才积累和人口膨胀，也起了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化程度超过60%，2000年以后融入国际社会，国有企业基本改制。虽然还有大量的权力干预和垄断，市场经济远未完善，但中国经济从出口，进口，技术，金融各方面已深深卷入国际经济，能否承受国际经济的冲击才是真正的考验。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是第一次考验。日本人均国民收入是14000美圆，却把日圆贬值30%，向外部转嫁危机。中国政府仅有1700亿美元外汇储备，人均国民收入800美元，却独立支撑人民币港币不贬值，力托香港股市于7000点。当依靠外汇储备难以支持的时候，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政府使用行政手段，打破了香港100年以来“积极不干预”的传统，控制国际投机资本进出。

国内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极力批判中国的政策，犹如螳臂当车。倒是投机资本的总代表索罗斯先认了输，他们认识到中国比俄罗斯稳定，承认了中国的崛起趋势，才有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他们的预期比我整整晚了六年。我们是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潜力的认识，是数十年磨练与奋斗真正认识到的，索罗斯则是从自己的失败中认识到的，此人1985年访问过天津开发区，写文章给予高度赞扬，我当时是研究所所长。他对中国是有感觉的，他指出金融市场“非均衡”，同时预言某些国家可能出现“非均衡崛起”，实际上就是指中国。

随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看好的预期，国际资本涌入，8年之内由中国政府收购整整两万亿美元，还不算中国法人和个人的外汇存款。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8年在12% 以上，税收猛增，出现股票和房地产高潮。

货币财富大爆发是中国崛起的第六个阶段。如果只以市场经济利润为导向，就会产生泡沫经济，最终将货币财富消耗掉。需要国家战略予以指导，把货币财富引导国防，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和谐社会，科技进步与产业升级，战略物资储备等方面去。外汇储备借给美国要有条件;要集中投资于东南亚和澳大利亚，要鼓励中国企业去兼并自己的竞争对手。这样中国才能在人口老化以后，仍旧有能力生存与发展。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引起中国经济调整，对于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是有益的，很多问题早就应该调整了。中国完全有能力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调整到位以后还会有新经济高潮。估计到201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才会逐步慢下来。

这是启动内需的关键，也是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核心。货币财富大爆发，在中国的分配是不平等的，财富过多集中在政府和少数人手里;四大需求，过度集中在政府投资和净出口，私人投资不足，尤其是消费不足。积累率高达45%，比计划经济还要高出10个百分点，与美国的奢侈消费，超前消费形成极为不均衡的国际分工格局，这样的国际分工是不合理的，与国内贫富分化是有联系的，既是国内权力腐败，市场垄断造成的，也是不合理的国际分工造成的。因此，借美国经济危机的机遇，改变国内外不合理的格局，势所必然。发达国家应该降低消费提高储蓄，中国农民的世界贫困人口应该提高消费。因此中国大力度启动国内需求，决不仅是“保八”的需要，而是一场巨大的社会改革，和国际秩序的改革。启动内需，中国有钱，关键是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要明确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不能走到一个依附于国际资本的，两极分化的社会。

现在有人吓唬我们说：不要和美国对抗，美国军费占世界50%，是中国10倍。这些人终于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的话语权，经济权，政治权，都需要军事力量做后盾，因此中国也要扩大国防开支，这不仅是国防的需要，也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高科技，主要来自于国防工业和股市创业板。

所谓国家安全边界，就是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经济利益所在，不限于领土。美国的安全没有边界，日本则把海上自卫队的任务定位于“保卫万里石油运输线”。中国军队的任务应是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包括：

一台：国家统一。
一圈：周边2。2万公里边境线，1。8万万公里海岸线。
三海：黄海，东海，南海主权与权益。
两洋：太平洋，印度洋战略安全通道。
四区：非洲，中东，中亚，南美生产资料来源地
拓展太空，等等。

国家安全边界需要大大扩张，主要是因为中国要扩大海外投资。国内储蓄大于投资，过剩的资本必定外流。关键是要有国家战略指导，不能盲目以利润为导向，去买什么次级债。中国应该支持自己的企业去兼并竞争对手，并集中向东南亚和澳洲投资，这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加以保卫和促进。

我们绝不能再犯历史上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错误。美国经济危机加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不仅要扩大经济话语权，强化人民币的国际地位，而且要改善周边安全环境，改变现有安保条约体系，那是一个旨在保卫和限制中国发展的安全体系。没有中国的参与，亚洲和世界都不可能维持和平与安全。

出口导向战略实行30年，只在有庞大过剩人口和外汇不足的时候才是可行的。我国产业定位于国际产业链的底端，在工业七个环节：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加工制造，批发经营，终端零售中，中国产业集中于加工制造，生产10%的附加价值，称为“硬一元，软九元”，软性生产利润主要落入外资手中。这样下去，中国GDP 和GNP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其差额就是外商在华投资的利润汇出。

2007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马上遭受重创，理论界流行“微笑曲线”，主流舆论终于不再吹捧外资的“技术溢出”，而是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产业已被跨国公司整合，纳入其国际分工体系，而且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于是微笑曲线变成了“苦笑曲线”，只有外资在笑，中国人笑不出来。

我国技术对外依赖严重，核心部件、系统软件都依赖进口。外资不允许中方掌握核心技术形成完整产业链。有人以为，我们只要占据产业链任何一个环节，只要把它认真做好，成本足够低，也是可以的。这是静态比较利益论的流毒，是制度学派“成本收益”的流毒。企业竞争，成本与价格是短期竞争，而长期竞争则是非价格竞争，如服务，市场，技术和标准，根本是取得控制权。在国际分工中有控制与被控制的问题，大国不可能长期依靠国际市场，以产业低端劳动力低成本取胜。以裤子换飞机的战略是错误的，这是用过度竞争的产业和高度垄断的产业交换，违背了经济学“自由贸易没有垄断”的基本前提。控制和被控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切都是在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比较利益加入国际分工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制度学派的理论下进行的，这是以理论上的假问题，掩盖实际中的真问题：企业技术升级的问题。这是帮助国际资本作为利益集团控制中国产业的理论阴谋。我国企业丢了研发和创新的自主权，长期缺乏创新实践，研发队伍人才流失，能力衰退，胆怯畏战，不思进取，在意志上站不起来。

最近在国际上出现一股贬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思潮。全球商业咨询公司说，中国已丧失世界最低成本制造市场的地位，“世界工厂”称号或将让位于墨西哥和印度。

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美国、日本低20多倍，比泰国要低一倍，这就是所谓的“静态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样做是有益的，中国农村滞留着4亿“过剩人口”，边际生产率为零，就是说，他们外出打工不影响农业生产。即使这些得到微薄的收入，也比没有收入强。但是，这样的出口导向加劳动密集型发展战略，只有在国家外汇储备奇缺，国内企业没有外销渠道的时候才是有益的。现在，国家外汇储备已经过多，中国企业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销售渠道，就没有必要再对加工贸易以政策优惠。我们早在10年前就不断呼吁进行发展战略的转移，可惜，被外资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主导影响政策与舆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低成本，高需求条件下盲目扩张。这个低成本不是“市场经济所决定的低劳动成本”，这里面还有外资垄断而中国劳动力市场不垄断，国家优惠政策，低土地成本，还有20%的环境保护成本，这样低的成本是不合理的，而且越来越不合理。

比较利益是动态的，是可以通过国家扶植和教育发展来培养的。目前已经出现农民工和环境保护成本提高的趋势，但是，大学生研究生已经过剩，就业工资下降50%左右，仍旧是世界上最便宜的“人力资本”，只是需要产业升级，才能够吸收他们。因此所谓“竞争力降低”，只不过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升级的另一种说法。至于人民币升值可以使中国获得世界更加廉价的资源，改善贸易条件，整体提高中国的竞争力。

2001年国家确立了“自主创新”战略，现有108个国家级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进步初见端倪。但理论和战略层面上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比如，中国能不能实现产业升级?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起什么作用?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国家还是市场?诸多对策皆主张中国遵循市场经济自发规律，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国际跨国公司配件，不能发展独立的知识产权和战略产业。就认识偏差而言，有迷信“自由贸易”，厌恶国家保护，怀疑中国创新能力，脱离大国特征等一系列误区，而忽视“比较优势”的动态性是理论误区之所在。而战略误区则是片面强调开放，盲目相信以市场换技术，幻想依靠国际资本实现技术进步。其背后的利益关系，是国际资本与中国国家资本和民族资本的矛盾。

能否在20年左右人口老化之前把提高技术水平，是关系中国前途的大战略，我们决不可以再被人误导，而需要尽国力人力，以大力度的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国家必须以综合国力投入科技创新，有意识地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在2020年中国人口老化以前，推进产业升级，彻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否则中国就会衰落下去。

中国经济的奇迹和“举国体制”的效能震惊了世界，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都试图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中间去挖掘稳定和增长的力量，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某些否定政治改革的思潮随之而起，说中国民主已经很完善，是一种“纵向民主”，无非再向西方的“横向民主”学习。权力在市场中扩张，

我在1998年所批判的“权力资本化”，已经成为理论界的共识。

我仍旧认为民主是横向的，在中国应该扩大，成为下一阶段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地利用了香港，那么我们也可以自己的智慧，利用实现祖国统一的机会，推动政治改革。统一台湾，不仅依靠经济和军事，也依靠政治改革，把国家统一与民主发展的过程听仪起来。我相信统一以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体制的国家。

文化复兴内容极其庞杂，目前的关键是打破美国的话语霸权。关于世界和中国的话题，中国人应该有原创性的论题，不能总是论证甚至抄袭欧美提出的话题。

说中美共同领导世界，是有道理的，中国一直发挥着超过自己国力的积极作用。如果说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不够，那么我们就应该更加依靠文化的影响。非常重要的是，1998年在亚洲，目前在世界，中国都成为推动世界自由贸易的主要力量，而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美国正走向保护主义。这也说明中国具有世界性大国的潜力，而且必将成为世界领导者。

中国文化的最大优势在于开放与宽容，没有一神教那样的宗教排斥，没有与自然界的对立，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对于一个大资本控制的，两极分化的“精英身”来讲，显然是一种积极的抗拒和调整力量。随着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强大，中国文化将进一步获得新的解释和生命力走全世界，中国人也将随之走向全世界。崛起的风险，主要在于既得利益集团干政，造成重大决策失误，比如过早地推行人民币自由兑换，发展房地产泡沫，扩大腐败和两极分化，风险很大，必须加以有效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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