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季末，设在纽约有威信的外交理事会发表了一份题为《美国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关系：为了一种新的现实一个新的方向》的报告。它的计划是影响下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报告警告说：“美国作为在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影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在下一年举行的美洲首脑会议上，时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似乎与这份报告的作者们处在同样的页面上，他向拉丁美洲的领导人承诺一个“平等合作”和“相互尊重”的“新时代”。四年以后，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任国务卿约翰·克里又迈出了一步，在美洲国家组织面对他在地区的同事们们庄严承诺“门罗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他的演说—宣告结束近200年的一项被广泛看作是美国在本地区进行干涉的空白支票的一项政策结束—收到了热烈的掌声，也许是以几个月之前曾经说到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院”的克里得到某种原谅。
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在它对拉丁美洲的焦点中有一个决定性地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语调。特朗普入主白宫不久宣布将扭转奥巴马受到广泛赞扬的与古巴的关系正常化的政策。特朗普的第一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没有确认门罗主义的消失，宣称那“清楚地是一个成功”。为了让没有任何人不认为他对门罗主义的无知，他回应门罗主义最初的作者（前总统约翰·阿达姆斯和前国务卿詹姆斯·门罗）时指出，关于中国在本地区关系的发展，认为“拉丁美洲不需要新的帝国的权力”，“我们的地区应当是勤奋的，以便保护自己，防备远方的权力……”
注意到特朗普和他的班子的这些宣传，考虑到现在的美国政府的意图是对一项从奥巴马开始的对拉丁美洲一项进步的和有文化的政策套上缰绳。但是对现在实施的政策进行更仔细的分析，特朗普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从本质上追求的是与奥巴马同样的在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目标，尽管有时候以一种更加无耻和更有进攻性的方式。同样值得指出的是奥巴马在拉丁美洲的议程—对古巴的开放是重要的和迟到的例外—与他的前任乔治·W.布什的政策没有重大的差别。
事实上美国政府至少从20世纪初以来一直在拉丁美洲继续大体上执行同样的议程，尽管采用的战术随着时间发生重要的变化。美国总的目标继续是同样的：保持美国在整个拉美地区的霸权。但是，尽管本地区的右派和亲美国的角色在最近几年重大的后退中发挥了主角的作用，但保持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战略控制在长期内可能是难以支撑的，这部分是由于美国作为西半球经济统治的博弈者逐步被排斥。特朗普的极端民族主义可能对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推动的觉醒做出贡献，如同最近在墨西哥发生的情况那样。
尽管经常被包裹在一种推动“民主和人权”的说辞当中，华盛顿在拉丁美洲的政治议程可以按以下方式进行总结：关注支持美国的安全政策和对外政策的经济目标的政府和运动，试图取缔不支持美国的政府和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前总统奥巴马留给特朗普的遗产是良好的基础。在奥巴马2009年总统就职时的同时，大多数拉丁美洲人生活在进步政府的统治下，一般来说它们寻求对美国更多的独立；当奥巴马离任的时候，只有少数国家还存在左派的政府。
奥巴马在制造这种有地震影响的变革时发挥了一种完全不足挂齿的作用。2009年他和他的第一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帮助在洪都拉斯发动一次右派的军事政变获利胜利，阻碍为了恢复具有左派倾向的当选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做出的努力。2010年美国干涉海地的选举，成功地向这个国家的当局施加压力以便专横地改变选举的结果，目的是保障一个亲美国的右翼候选人的胜利。2011年美国国务院挫败了本地区扭转通过一个受到广泛批评的进程 “议会的政变”废除了巴拉圭左派总统的努力。
2016年夏天奥巴马政府运用所有的外交实力支持巴西腐败的政治角色，他们通过一个篡改和有争议和反驳的进程罢免了左派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在同一个时期，美国政府反对向阿根廷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左派政府提供多边贷款，以此加剧该国经济形势的动荡，这帮助右派的亿万富翁毛里西奥·马克里在2016年阿根廷的总统选举中获利胜利。左派在阿根廷和巴西的失败意味着推倒了拉丁美洲从21世纪初开始的进步的一体化运动的支柱。还留下一个支柱，就是顽强地抵抗美国多次推翻它的政府的企图的委内瑞拉。
奥巴马为了把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主义的政权赶下台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的政府2013年拒绝承认尼科拉斯·杜罗在选举中的胜利，尽管不存在选举舞弊的证据。2015年正当美国采取措施使它与古巴的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奥巴马宣布委内瑞拉“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是一种特别的威胁”，以便为美国针对委内瑞拉政府的高级官员强加有选择的制裁寻找理由。但是2017年特朗普超过了奥巴马对委内瑞拉强加广泛的经济制裁，严厉地限制委内瑞拉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这加重了这个国家当前的经济危机，白宫的消息透露特朗普还在考虑进行一场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入侵。
为什么美国对委内瑞拉如此着魔？这是一个对美国的安全并不代表任何威胁的国家。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华盛顿在拉丁美洲的政策经常是一种国内政策的产物；美国对委内瑞拉着魔–部分是由有钱的阶层和在佛罗里达的古巴与委内瑞拉流亡者的极端右派供养的—是此事的一个例子。但是不只这些，在委内瑞拉左派政府向美国的霸权提出了唯一的挑战，因为它丰富的石油资源和随之而来的超越它的边界的设计影响的能力（比如加勒比石油计划的事例和委内瑞拉其他的地区倡议）。虽然这两个因素促成多年来对委内瑞拉作为美国在西半球的“头号敌人”的地位，特朗普对外政策的班子包括一批特别恶毒的人，他们已经把对委内瑞拉的着魔推到一个新的极端。
特朗普对外政策“幻想的班子”包括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他是一个出了名的保守派，对委内瑞拉的所谓“威胁”着了魔，同时他曾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任职。国务卿蒂勒森被对外政策的“鹰派”人物迈克·蓬佩奥赛取代。虽然蒂勒森因为他赞扬门罗主义而引起争议，但在某些方面他比继任者更谨慎，他反对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这种制裁是由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建议的。
最后佛罗里达的古巴裔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他与古巴和委内瑞拉流亡者中最不妥协的阶层有密切的关系—从所有的征兆来说已经变成特朗普在拉丁美洲主要的顾问。在其他的事情当中，他成功地施加压力以便实现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并要求在那里发动一次军事政变。
尽管特朗普的班子似乎特别聚焦于委内瑞拉，没有疑问的是他们的目光也放在本地区其余的不多的左派政府身上：古巴、玻利维亚、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也许加上乌拉圭这个非常温和的左派政府。有一个完整的“软实力”的工具库由他们支配，以便在美国的“民主和治理”的议程取得进展。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议程也由美国政府提供资金，它们有“推动民主”的计划，主要为亲美国的组织提供培训和资金，这些组织经常与政党有联系。在一些国家比如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美国已经利用这些计划向反对民主和实施暴力的右派的运动提供物质的和战术的支持。
特朗普也接受了他的前任的地区安全议程，同时以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实施的反对毒品和起义的战略为基础。这两个总统对哥伦比亚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支持广泛的军事攻势，这些攻势造成数百万人移居和数万平民的死亡，实际上对可卡因的生产没有任何影响。
尽管结果令人质疑，“哥伦比亚计划”受到美国对外政策的大多数建制派的赞扬。同样推动它作为在墨西哥的“梅里达倡议”（2008）的模式，该倡议得到前总统布什的支持，布什支持一场军事化的“反对毒品的战争”，这场战争导致数万人死亡。最初“梅里达倡议”包括中美洲，但是奥巴马政府将其分开，提出了“中美洲地区安全倡议”，运用数千万美元作为安全援助，主要支持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最近几年这些国家中的每个国家采纳自己军事化的重点以便实施有关法律，每个国家都经历了暴力的浪潮，被列为世界上暴力最多的国家。结果表明这些暴力是这些国家移民数量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移民前往墨西哥和美国。
当然，从泰迪·罗斯福宣布美国成为本地区的“国际警察权力”之前很久，美国政府已经有一项坚实的安全议程，包括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美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进行无数次军事干涉，包括对尼加拉瓜、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长期军事占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政府对整个西半球的军事力量实施长远承诺的战略。1946年美国国防部开设美洲学校（后来全名为西半球安全合作学院）整个拉丁美洲的数千名军人在那里接受美国反对起义的培训，当然是为了保卫他们的国家防血备联人推动的“共产主义”。美国在本地区直接的军事干涉不是那么频繁，但是拉丁美洲的军事力量经常与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们共同行动，以便粗暴地镇压左派的运动，在许多情况下推翻左派的政府。
1991年“冷战”能够正式结束，但是美国的培训计划继续进行。在美国培训的军人卷入了海地（1991）、委内瑞拉（2002）和洪都拉斯（2009）的军事政变，以及在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哥伦比亚反对起义的血腥运动。
美国的培训计划与其他在安全领域援助的形式一起，有助于美国五角大楼在拉丁美洲军事力量内部保持一种强有力和持续的影响。此外，美国通过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在一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的协议，扩大了它在本地区直接的军事存在，包括秘鲁、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当然包括哥伦比亚，它是五角大楼在本地区主要的战略伙伴。这些协议帮助美国利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军事设施和其他的政府设施作为平台发动安全行动或进行搜集情报信息的活动。
美国训练和利用军事基地的计划补充的结果，加上其他后勤的协议是为了巩固美国军队对本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战略控制。保持这种控制是美国的优先事项，不取决于执政的政府。
洪都拉斯—在那里美国从80年代初就有数百名士兵驻扎—提供一种表明一种战略安全的关系。从美国政府的观点来说，如何能够优先于其他的任何考虑。2009年6月由美国培训的司令们发动一场反对当选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的军事政变，塞拉亚在他的国家与开展运动反对美国在在洪都拉斯的军事存在以及在国外的军事存在发展密切的关系，与委内瑞拉政府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如同前面说过的，美国帮助在洪都拉斯发动政变，然后增加了对洪都拉斯的安全援助，尽管增加了针对人权的滥用，包括杀害了数百名社会领导人，如贝塔·卡塞雷斯，杀人犯包括美国培训的前军人和美国培训的现役军人。
2017年11月底右派的在任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被宣布为选举中的获胜者，因为舞弊这次选举受到严重损害，以至站在美国一边的美洲国家组织要求重新进行选举。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在全国爆发了抗议活动，受到军队和警察利用实弹的暴力镇压，造成数百名没有武器的示威者死亡。局势没有改变，美国国务院承认选举的结果，继续向洪都拉斯的安全部队提供大量援助。
关于美国的地区经济议程，特朗普已经粗暴地偏离他的前任在某些部门的政策，特别是他决定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条约（TLCAN）。它是老布什时期谈判的，克林顿时期批准，得到小布什和奥巴马坚定的支持。该条约被美国建制派的大多数推崇为一项“模范的贸易协议”（其形式非常类似于“哥伦比亚计”划，它被看作是安全计划的一种模式）。接近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们期待以一种恢复对美国某些重工业的保护和减少所谓投资者权利的方式重新拟定该协议，是他们面对着特朗普内阁的许多成员和捐赠者的坚决反对，这些人代表着跨国公司和华尔街银行的利益。
但是，并不存在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者的团伙正试图结束努力以便在整个地区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条件，如同美国政府从70年代末一直在做的那样。美国继续使用各种干涉的工具，以便发展排除国家对经济部门控制的政策，转向私人部门，扩大经济的金融化。这些政策对跨国公司和华尔街曾经是一种巨大的帮助，但是没有做到改善大多数拉丁美洲人的生活。
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对它们的政策实行一种有效的控制，继续制约它们的贷款，可以进行货币和财政的调整使经济瘫痪，迫使政府放弃发展的战略和工业政策。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援助计划经常通过支持商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更加削弱国家的经济作用，它的“技术援助”削弱调控的框架以便以任何代价吸引外国的直接投资。
在80和90年代，拉丁美洲经历了这些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的调整”，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地方，这大部分是因为在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之后，政府需要多边金融机构的贷款。结果是一个对本地区的大多数国家紧张的经济发展的周期的结束，20年的增长在很大的程度上停滞了，社会的指数下滑，公共服务被出售了。
到90年代末，拉丁美洲人已经感到厌倦了，他们开始选举左派的政府，这些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结果是开辟一种异端的经济政策，包括扩大公共医疗、教育和为了穷人的住房的计划的时期，将战略的工业重新国有化，这些政策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南美洲国家实施。其结果大部分是很积极的，经济增长大幅度提高，降低了贫困和不平等的水平。
最近几年经济的动荡–部分是由于基础产品的价格下跌和其他外部的因素—促成新自由主义右派的角色恢复政权。由美国支持的反对民主的攻势也促成向右的变革。作为结果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议程再次控制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但是，美国政府担心这个地区可能再次逃离它的控制；这种恐惧可能是有充分根据的。
一方面，在本地区进行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愿望很少。比如可以观察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提出经济政策的三个国家：阿根廷、海地和尼加拉瓜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尽管在尼加拉瓜抗议似乎得到美国支持的机构补充的支持）。在巴西正在实施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强有力的金融阶层支持的极端的紧缩措施，这个国家不是选举产生的总统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5%。
换句话说，尽管美国政府有将左派保持在政权之外的强烈意图，从长期来看很可能选举将有利于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尽管有回到独裁政权的风险，但是已经不是一种疯狂的可能性了，特别是如果考虑到最近发生的事件，比如在巴西（在那里一位民众的前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因没有证据的罪名被关进监狱）和洪都拉斯（在那里美国支持一次欺骗性的和不符合宪法的连选）发生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更加担心的是简单的民主选举。当蒂勒森（前国务卿）说到需要“保护自己反对远方的权力”的时候，他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在说话：他主要是指中国，指控中国“利用经济领导地位的工具以便将本地区引向它的轨道”。白宫的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使用一种类似的语言来描述中国的“威胁”，两个主要政党的国会的成员也是如此。
让所有的人担心的事情是中国在拉丁美洲日前增加的经济上的优势。中国和拉丁美洲之间贸易的总额已经从2000年的120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近2800亿美元。在本地区中国已经变成一个重要的投资国，它的信贷路线主要是为了能源和基础设施的项目，现在超过了世界银行和美洲开发银行提供的资金总和。
蒂勒森和其他的美国官员提醒说，中国正在推动一种“不祥的由国家领导的发展模式”，与此同时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近发表一份报告警告说，中国正在将“它的经济强势作为资本以便增加它在整个地区的政治影响”。实际上，说中国没有履行它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的政策是没有证据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支持的国际金边金融机构的信贷实践相反，中国提供资金没有以政府方面实施正统的经济政策—或其他的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为条件。
从美国主要的政治负责人的前景来说，事实上这是个问题。中国在它的贸易和金融交易中没有强加政治条件的时候，向它的拉丁美洲伙伴提供空间以便它们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的选择，包括由国家领导的措施，这与美国的议程有冲突。尽管美国官员的声明面对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所谓“威胁”发出越来越多的恐吓—最近在萨尔瓦多决定断绝与台湾的关系，与北京的关系正常化之后，美国加紧攻击萨尔瓦多政府—实际上为了阻止中国在本地区不屈不挠的进展美国能做事情很少。
特朗普在拉丁美洲进攻性和干涉主义的议程的大部分与他的前任们类似的议程一样，没有在美国统治的潮流内部引起争议（除了建立一道隔离墙要求墨西哥付款和某些其他发生丑闻的主张以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多数精英已经沉默地接受了美国应当保持在本地区霸权主义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影响的思想。甚至国际关系的专家、自由主义者约翰·梅舍梅尔和 斯蒂芬·沃尔特—他们接受了一个多极世界的概念—争辩说“保持美国在西半球的统治是确实重要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这涉及确保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国际信誉。
但是，没有疑问的是拉丁美洲对美国的地区议程的抵抗将继续，这是由美国作为经济强国的相对下滑所推动的，加上由于特朗普滑稽的排外言行引起的不可避免的反美主义。最近的抵抗信号来自墨西哥，在那里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和一场美国支持的失败的与破坏性的“反对毒品的战争”推动一名左派的总统候选人（奥布拉多尔）在这个国家当代的历史上第一次获利压倒性的胜利。在一段时期里本地区的多数政府支持华盛顿，正在发生的明显的政治变革正好在美国的边界以南，为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提供了一种希望之光，他们寻求一种真正的独立。（作者亚历山大·迈因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经济和政治研究中心国际政策部主任）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年9月20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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