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来亚紧急状态70周年。

1948年6月19日，在一连串怀疑与马共有关的骚动后，英殖民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最初从和丰开始，然后到全霹雳、柔佛，乃至整个马来半岛。英国军队和马来亚人民解放军展开游击战，一直到独立近3年后的1960年7月，紧急状态才宣告落幕，前后长达12年。

国民大学荣誉教授阿都拉曼恩蓬（Abdul Rahman Embong，见上大图）7月28日在《紧急状态与其对现代马来西亚的的影响》论坛中抛出疑问——为什么这叫紧急状态，而不是战争？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英殖民政府宣布紧急状态是为了对付马共的暴行。可是，阿都拉曼恩蓬却点出，这其实是一场英帝国向马来亚各族群发动的战争，而人民则以反殖民与解放民族斗争反击。

他说，二战后，各殖民地掀起反殖民运动，包括越南、菲律宾、印尼等纷纷展开反殖战争，争取国家独立。

他指出，马来亚左翼早在1930年代展开反殖民运动，但为何1948年事件却被英殖民政府命名为“紧急状态”？

阿都拉曼恩蓬认为，英殖民政府命名为“紧急状态”，其实是为了掩盖英殖民资本家的庞大利益关系。

他补充，马来亚当时的橡胶和锡矿种植业，占了全经济市场各38%和58%，是英殖民政府最大的赚钱机器。而且，马来亚占有战略位置，尽管周边国家相继独立，但英殖民政府不会放过马来亚这块肥肉。

“如果命名为‘战争’，那么殖民资本家的产业，若遭受任何破损，将不会获得英国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保险公司的赔偿。不过，如果命名为紧急状态，保险就有得赔。”

他说，“紧急状态”之名缩小了整个历史事件，但其意义和影响却一点也不小。

“不过，在我们的记忆里，那是紧急状态。书本说是紧急状态；历史也说是紧急状态。”

残留的历史包袱

英殖民政府将其命名为“紧急状态，其实也为数代人的集体记忆定调，而阿都拉曼恩的发问，恰好提醒要从人民的角度，重新回到历史，反思命名背后的意义，以及对现今马来西亚所造成的冲击。

阿都拉曼恩蓬认为，紧急状态70年后，至今仍留下不少历史烂摊子，在当下的马来西亚持续发酵。

他说，最大的历史包袱是种族化的问题，任何事情都从种族框架理解，而把阶级问题撇在一旁不理。

以历史看今，他关切希盟新政府“应该如何形塑经济政策？是旧模式，还是新模式？新在哪里？”

其次，他指出，偏驳的历史诠释，造成历史充斥着殖民和统治精英的视角，而边缘化底层庶民的替代历史观点。

这是《马来亚紧急状态的人民历史》系列活动的首场论坛。另两名主讲人是国民大学的大马及国际研究院（IKMAS）副教授陈穆红（Helen Ting）、马来西亚华裔研究中心研究员何启才，主持人为联办单位业余者成员苏颖欣。

本次系列的活动从7月27日至29日在隆雪华堂举行，由文运书坊、业余者、人民历史中心、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隆雪老友联谊会、21世纪联谊会、想象马来西亚（Imagined Malaysia）、大马青年（Malaysia Muda）、对话计划（Projek Dialog）、抵抗中的学生（Students in Resistance）联合主办。

首个跨族群组织

阿都拉曼恩蓬点出，历史也低估了左翼运动在马来亚反殖民独立史，尤其是紧急状态前夕，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其中，他认为，数十个左翼组织联合而成的全马来亚联合行动委员会—人民力量中心（PUTERA-AMCJA），对马来西亚的政党组织模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可是却受到后人的低估。

他指出，PUTERA-AMCJA是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史上首个跨族群的政治联盟，这些组织尽管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宗教，却能团结一致，反抗殖民，争取独立，并提出《人民宪章》（Perlembagaan Rakyat），勾勒出他们对马来亚独立后的共同愿景。

“这是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套模式，从二战后开始浮现，试着团结各种族和意识形态，以争取国家独立。而英殖民政府意识到这套模式的危险，而他们应对的方式是一举铲除。”

随着英殖民政府宣布马来西亚进入紧急状态，左翼组织纷纷遭禁，左翼领袖被捕入狱与绞刑，有者则逃离马来亚，或是加入马共，进入森林展开游击战。

他认为，从1954年的联盟、1974年的国阵，乃至如今的希望联盟，都是复制PUTERA-AMCJA当年的跨族群模式。

不过，他说，联盟和国阵都只复制了那套形式，却没有遵循这些左翼组织的精神和原则，而希盟则有待观察。

“PUTERA-AMCJA的协商方式是由下至上，以至于他们所协商的成果，是共同拥有，而不只属于精英之间，这是它重要的面向之一。”

夹缝生存的华人

紧急状态迈入第二年之际，英殖民政府从原本大肆驱逐、拘留和遣返华人的剿共策略，转向实施新村计划，又称“布里格斯计划”（Briggs’ Plan）。

另一名论坛发表人何启才认为，新村计划是紧急状态的重要产物，大量华人尤其是居住森林边缘的垦殖民，被强制重置“新村”，或就地成为“新村”，四周被铁蒺藜圈围起来，与外界特别是马共隔离。

他认为，这种特定历史所塑造出来的特殊空间，直接影响了华人社会的居住形态和生活方式。

与此同时，英殖民政府推出登记政策，向新村村民登记身份。何启才说，这是英殖民政府区辨和管控华人和马共的一种手段，也间接地迫使华人开始面对身份认同和抉择的问题。

他也指出，马华公会就是在紧急状态期间诞生，并与上述两项政策紧密相关。马华成立于1949年，最初以福利组织出现，协助重置和搬迁垦殖民，同时也协助华人登记身份。

他认为，马华是英殖民政府在紧急状态的战略之一，希望有个亲英的华人组织，取代马共在华人社会的影响。后来，在紧急状态期间，马华在1952年转为政党，并与巫统和国大党参与大选，成为执政党。

另一方面，何启才也发现，紧急状态期间的华人社会可粗分为四大类，包括参与和协助当局执行剿共策略的华人；抗英的华人；被遣返回中国的华人；以及夹缝生存的华人。

其中，他说明，被遣返中国的华人虽然包括马共左翼分子或支持者，可是当中也不乏无辜被捕的华人，如商人、工人、菜农与割胶工人等。

何启才表示，根据记录，1948年至1964年，英殖民政府主要用邮轮的方式，分批将华人遣返回中国，人数高达逾5万5000人，后来中国停止接受政治难民，英殖民政府改用旅行社的方式，继续小批遣返。

他说，这些华人被迫与家人分离，后来主要留在中国各处的华侨农场，也有辗转到香港等地落地深耕，也有一些参加了中共的人民志愿军。

何启才也说，大部分华人其实是夹在英殖民和马共之间生存的华人，既不挺共，也不支持英殖民政府，处境左右为难。

他补充，华人如果支持马共，就会面临被捕或遣返的危险，但即使不表态支持，在英殖民政府的眼中，华裔几乎是马共的代名词。

然而，他指出，如果华人支持英殖民政府，则会被马共一方视为叛徒，而面临财产被掠夺甚至杀害的危险。

此外，他说，若华人不支持马共，就会受到马共对付，被抢走身份证、劳工证、米牌等。

紧缩的公民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是在水深火热的紧急状态期间取得独立，而紧急状态在三年后才正式宣告结束。在此前后，公民权是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过程中，最为棘手的课题之一。即使马来亚已独立逾60年，马来西亚也已立国55年，谁是原住民，谁是外地人的问题，至今仍时有所闻。

不过，陈穆红指出，若爬梳早期英殖民统治时期的文件，公民权的问题并不如今天般紧张僵硬。

此外，她点出，中三历史课本并没有如实地反映马来亚政党团体在紧急状态期间，协商公民权课题时之复杂和困难，反而将这段历史简化为马来人为其他民族所作出的牺牲，并奠定了华裔和印裔是外来者的观点。

根据陈穆红，中三历史课本指出，“为了争取华裔支持‘精神战争’（perang saraf），邓普勒在1952年同意放宽公民权规定，好让120万名华裔和18万名印裔成为马来亚公民。放宽公民权规定显示出马来人为其他民族所做出的牺牲，以促进人民团结与和谐。”

她说，早在二战期间，凡是在海峡殖民地，或英殖民管辖的马来地区出生的人士，都可视为英国子民（British subjects）或英国保护人士（British protected persons）。

她补充，英殖民政府对公民权的定义向来宽松且一致。例如，《1867年海峡殖民地归化法令》（1867 Naturalisation Ordinance in Straits），遵照国际法的规定，公民权采属地主义（jus soli），意即凡是在该地出生的人士，都可以成为公民，而不是将其视为外来者。

她说，英殖民政府推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方案时，虽然延续了一贯的精神和原则，却遭到巫统的强烈反对，最终被迫终止，之后改为推出《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条约》（1948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

她续说，英殖民政府跟巫统和马来王室协商后，公民政策明显紧缩。无论是《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条约》，还是紧急状态期间的《1952年国籍法》（1952 Nationality Legislation），非马来人的公民身份都受到严格规定，从此使公民权和种族课题紧紧绑在一起。

例如，《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条约》规定，本地出生的马来人能够拥有联邦公民权（federal citizen）；而非马来人若要申请成为联邦公民，其双亲必须在本地出生，同时要居住满15年。

可是，她说，历史课本却告诉后人，英殖民政府给了华裔很多好处，如公民权等。

她认为，历史课本的叙述过于偏驳一方，“我们需要让学生理解争取独立的过程、复杂和难度。”